夢想，從永久牌開“駛”
鄧四平/文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自行車是農村高檔的交通工具，“永久牌”自行車更是家喻戶曉的名牌，在那時能買一輛“永久牌”自行車那簡直就是一件無比榮耀的喜事。
1981年，初中畢業在家待業的二哥決定在老家永興場開雜貨鋪做小生意解決就業。每逢逢場天，二哥便要背上一大包小百貨走路趕到附近的興旺、濟渡等幾個鄉鎮去趕“流流場”。有一次，二哥揹著貨物到臨近的濟渡鄉趕場，回家途中竟中暑暈倒在了路上，因此父母決定買一輛自行車來作為為二哥趕場載貨的交通工具。
可在當時，要買一輛自行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是自行車是控制商品，需要憑票購買，而且即使通過各種各樣的關係拿到票，供銷社也不一定有貨賣，還得花上漫長的時間耐心等待。二是一輛“永久牌”自行車當時的價格是230多塊錢，當時在公社裁縫鋪裡工作的父親每月的工資只有三四十塊錢，全家即使不吃不喝也要湊上半年的工資才能買上一輛自行車。因此為二哥買自行車的事情，便幾乎成為了我們全家的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時間到了1982年的夏天，剛好當時公社三大隊七隊有一個姓鄧的復員退伍軍人手中有一輛“永久牌”自行車要轉賣，經過三番五次地討價還價，最終以120元的價格成交了。從那以後，那輛二手“永久牌”自行車便成為了二哥最為心愛的寶貝。自行車的龍頭、車把、三角架、後座貨架等等，二哥都用一種紅白相間的彩色塑料帶反反覆覆地纏繞包紮，一輛二手自行車居然被打扮得宛如一個花枝招展的小姑娘一般，二哥說，這樣才不會將自行車的油漆弄脫，自行車就會永遠都是新嶄嶄的了。車雖為二哥而買，但我們全家每一個人也都沉浸在購車的巨大喜悅之中。購輛自行車，那種喜悅，可以說遠超現在購輛小轎車所帶來的那種興奮。
二哥每次騎車趕場回家，一卸完貨物，父親便要從二哥那裡將車鑰匙收去親自保管。每次看見二哥騎自行車去趕場的背影，我們其餘兄妹三人都羨慕得心裡猶如貓兒抓一樣難受。我們也想學騎自行車。後來我們居然想出了一個神不知鬼不覺的好辦法來，每次下午一放學，我們兄弟姊妹都先不回家，就在二哥要經過的公社糧站邊的路上截住二哥，先一起把貨卸下來放在地上，然後就一起將自行車推到糧站的曬壩裡學，二哥先給我們講騎車的要領，說學自行車關鍵要膽子大，不要怕，身子一定要打直，兩手一定要緊握車龍頭，兩眼一定要平視前方，如此等等。然後就讓我們其中的一人坐在車子的坐墊上，三個人在後面掌車，每個人輪流學，直到太陽落坡，大家才會推著自行車戀戀不捨地回家去。
那時候，農村人家結婚，如果誰家能用一輛自行車前去迎接新娘，那簡直可以說是一件無上榮耀的事情。因此，一旦誰結婚就會四處去借自行車。我們家的自行車一出現就成了左鄰右舍矚目的焦點。每次到我家裁縫鋪來借車的人，總是使盡了各種辦法軟磨硬泡，直到借到車後才會喜滋滋地離去。
不過，“永久牌”自行車的質量確實好，那時候我們家裡買米、買面、拉紅苕、拉飼料、趕流流場賣貨等等大小事情，幾乎全都是用這輛自行車去拉，把一輛自行車簡直就當成我們家的一頭老黃牛一樣在用，而且這一用就是10多年過去，那自行車居然依舊好象沒有多大的損壞一樣。現在想來，真心不得不佩服那時候所生產的自行車的質量之好，也深深佩服當時造車師傅們心靈的純淨以及社會風氣的淳樸。
1992年9月，我師範畢業參加工作後，家中的那輛“永久牌”自行車便成為了我到學校去上下課教書的交通工具了。我便常常在教書之餘的下課時間在學校的操場裡騎自行車鍛鍊身體，最後竟然練習到可以一邊騎著自行車，一邊用手掌著車龍頭，一邊匍匐下身子騰出一隻手來，揀拾起事先丟在地上的一分兩分的鎳幣來。那時候我騎自行車的技術，可以說幾乎能夠趕上耍雜技的專業人員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後來，那輛“永久牌”自行車因為確實破舊不堪不能再用，方才放進了我家的柴屋而宣告退役。
往事如煙，歲月如歌。一晃30多年時光過去，如今，隨著摩托車和小轎車越來越多，自行車也就漸漸快要淡出人們的視線。但是我卻永遠也忘懷不了那曾經陪伴我們度過貧窮和艱難歲月的自行車時代，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家鄉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鉅變，我家的那輛“永久牌”自行車可以說就是最好的見證，那輛“永久牌”自行車對我家的巨大功勞和改革開放給廣大人民生活帶來的巨大實惠，在我們的心中，永遠都忘卻不了，也永遠都無法忘卻！
鄧四平，男，四川蓬安人，生於1974年5月15日，西南大學漢語言文學本科畢業，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現供職於四川省蓬安縣嘉陵第一桑梓景區管理局。從1989年至今已在《中國教師報》、《中國旅遊報》、《青年作家》、《四川日報》等各級各類報刊發表文學作品400多篇，新聞稿件上萬篇，共計500餘萬字，作品多次獲得國家省市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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