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很少有幾個知識分子象林紓這樣把各種矛盾集於一身。他脾氣暴燥，稍不順心便張罵人，罵跑過不少學生和朋友，但他待人真誠，可以為朋友兩肋插刀；他不信鬼神，譏諷迷信，但父母病重進卻燒香拜佛，乞討上蒼；他恪守傳統道德，反對婦女梳新式髮型穿新式服裝，但又同情妓女，提倡辦女校，尊重女權；他是中國近代著名的翻譯家，被稱為譯界之王，但是他卻不懂任何外語；他本來走在時代前列，但不知什麼原因，突然轉過了身，並且還拽住向前走的其他人；他把西方文學介紹到了中國，卻又極力反對白話文，力圖維持古文的地位；辛亥革命成功後，他歡欣鼓舞，高呼這是人心向背，但民國成立後，從沒有進入仕途的林紓卻以遜清遺老自居，十年間十一次到光緒皇帝陵前哭拜；當張勳復辟時，他沒有任何表示，復辟失敗後，他卻痛苦失聲。林紓是一個奇怪的人，也許只有在那個奇怪的時代才能產生這樣奇怪的人。
林紓半身照
一、他不是一個快樂的人
林紓從小就不是一個快樂的人，他很小的時候，就在牆上畫了一副棺材，然後在邊上寫了八個字：“讀書則生，不則入棺。”
林紓嚮往功名，可是他的功名之路卻走得很艱辛，直到三十歲那年，才中了舉人，然後就一直原地踏步。在多次赴京參加會試未中的情況下，林紓跑到杭州當了一名普通教員，又於兩年後跑到北京給別人講授古文。
甲午戰爭的失敗，讓教書先生林紓痛苦不已，他和當時的名士們一起上書朝廷，抗議日本的侵略，但他的這種熱情，卻沒有得到清政府的賞識。
1897年，林紓四十六歲時，夫人病死了，他更加鬱鬱寡歡。第二年夏天，他到馬江散心，通過朋友認識了精通法文的馬壽昌。朋友們為了能讓林紓快樂起來，大家鼓勵他翻譯法國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由於林紓不懂外語，只能是馬壽昌把法語翻譯給他聽，然後他再把情節、修辭等潤色一番。
林紓及其譯作《茶花女遺事》
在翻譯過程中，《茶花女》中的那個妓女深深打動了林紓，使他不由地想起了自己的亡妻。每當翻譯到悲情之處，林紓總要放下筆大哭一場。林紓自身的古文功底，加上喪妻後的憂傷，使得《茶花女》一書一經出版便吸引了無數不快樂的人。
《茶花女》一書在市場上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在《茶花女》之後，林紓又陸續把一百七十多種外國小說介紹到了中國。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儘管做了如此有意義的事情，但林紓依然快樂不起來。當時的禮部侍郎郭曾忻、郵傳部尚書陳璧因先後向朝廷推薦過林紓，但都被林紓極力拒絕，他在日記中寫道：“生性冷僻，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惡病來侵。”
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時，林紓與朋友三次上書御使臺，強烈抗議德國佔領中國土地，並提出了籌餉、練兵、外交、內治四項主張，但這一切都如同石沉大海。
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時局破碎，人心渙散，林紓與朋友們在一起談論的盡是一些世道澆漓，人心不古之類的話，這讓本就不快樂的林紓更加高興不起來。
二、最先使用白話文的人開始反對白話文
1897年，一本《閩中新樂府》的詩集出版，收中收錄了童謠體白話詩三十二首，這比公認為是中國第一本白話詩集的胡適的《嘗試集》早了三十年，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的第一批白話詩，這本詩集的作者就是林紓。
在許多人看來，林紓不是一個保守的人，他將外國文學介紹給中國讀者；他主張維新和君主立憲；他同情中國婦女的命運，倡導女權；他反對官本位的傳統意識，呼籲實業興國。然而，在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髮表了《文學革命論》等之後，在李大釗、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等人紛紛支持用白話文寫作之後，曾經的新文化先驅林紓卻變得憤怒起來。他從西方的史實和文化中尋找到了對自己有利的證據，他說：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也未廢除他們的古文拉丁文，我們為什麼要廢除司馬遷、班固、韓愈、柳宗元呢？（知臘丁不可廢，故馬班韓柳有其不可廢者。）
但是沒人聽他的冷靜的辯解，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想矯枉必然就要過正——把文言文貶得一無是處，把白話文說得天花亂墜。林紓當然不能束手就縛，他展開了激烈的反擊，先寫了一篇小說《荊生》，其中主角是三個書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美洲海歸狄莫，影射胡適。三人聚於北海攻擊古文，卻被荊生大罵為禽獸，將三人收拾的屁滾尿流。接著他又寫了一篇小說《妖夢》，文中同樣影射了三個“鬼中之傑出者”：校長元緒，明顯是影射蔡元培；教務長田恆則是影射陳獨秀；而副教務長秦二世，則影射胡適。三人所處學校有“斃孔堂”，掛有一副對聯：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這篇小說如同潑婦罵街一樣譏諷了那些士大夫甘為禽獸的現象。
然而，林紓所做的一切沒有起到任何作用，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文，教科書正式採用白話文。在這場白話文與古文的爭戰中，林紓徹底失敗了，從此一頂頑固守舊派的帽子戴到了他的頭上。
三、失望之餘當起了遺老
辛亥革命初起時，林紓對革命派還是抱了很大希望的，當武昌的硝煙散盡後，他說過這樣一段話：“僕生平弗仕，不算為滿洲遺民，將來自食其力，扶杖為共和之老民足矣。”當宣統皇帝宣佈遜位時，他高呼這是人心向背，並聯合了許多朋友，打算換上西裝。可見，他內心其實還是很贊成共和的。
民國成立之初，林紓心情暢快，積極入世，他寫了不少政論文，對南北議和、政治統一等焦點問題大發議論，他渴望新政府革除弊端，確定新局面。
然而，民國新政府沒有讓這個一生不快樂的人暢快多久，反而讓他更加不快樂。民國初年，議員缺乏起碼的政治道德，爭權奪利不擇手段，國會中一片烏煙瘴氣；政府貪汙腐敗成風，比晚清有過之而無不及；軍閥之間你爭我鬥，導致民不聊生。無休止的混亂和無恥的政治鬧劇使林紓對民國的政治期望迅速冷卻，他開始懷念起前朝的生活，他給自己取了一個號“滄海孤臣”，可見其心態。
1913年4月12日，滄海孤臣來到光緒陵寢，當其他人還沒有反應過來時，“孤臣”就開始了失聲痛哭，淚如“滄海”。回家後他賦詩一首，題為《癸丑上巳後三日謁崇陵》，詩中充滿了對光緒皇帝的思念之情。
當年11月16日，光緒陵竣工，林紓又冒著嚴寒來到宮門前，匍匐陵下，磕了九個響頭後，淚水漣漣，哭聲幹雲。參加儀式的其他人看到這種情形，也都不好意思不哭，一時之間，陵寢裡哭聲不絕於耳。林紓這種“毫不哭己，專門哭人”的精神，讓遜帝溥儀深為感動，他親書“四季平安”四字賜給了林紓。
1914年12月，林紓又覺得心情鬱悶，於是找到晚清大臣梁鼎芬及溫肅兩人，第三次到崇陵去哭拜光緒。
1916年，袁世凱稱帝，林紓憤怒之餘又無可奈何，只好又跑到崇陵大哭一場。
同年11月16日，林紓與梁鼎芬二人再次哭祭光緒皇帝，並對陵旁的樹木進行了澆灌。林紓對先皇的一片緬懷之情再次打動了遜帝溥儀，他又親書“煙雲供養”四字賜給了林紓。
令人不解的是，張勳復辟時，林紓卻沒有采取過任何行動，一直處於觀望之中。但復辟失敗後，林紓卻於12月5日再次來到崇陵大哭一場。
幾天過後，心情不爽的林紓又一次來到崇陵，開始了對光緒皇帝的第七場哭拜。深受感動的溥儀在除夕這天，又一次手書“有秩斯祜”四字賜給林紓。
1919年冬天，林紓第八次哭謁崇陵，哭完後寫下一首詩表明自己的心跡：
又到丹墀伏哭時，山風颯起欲砭肌｡ 捫心賴有綱常熱，戀主能雲犬馬痴｡
陵前尚斑前度淚，殿高真忍百回悲｡ 可憐八度崇陵拜，剩得歸裝數首詩｡
1920年11月29日，林紓再次來到崇陵，第九次哭拜光緒皇帝，其時他的老哭友梁鼎芬已去世一年，這更讓林紓更加悲不自勝。
1921年11月20日，已是70高齡的林紓第十次哭謁崇陵。
1922年清明節，71歲的林紓拖著孱弱的身體最後一次哭拜了光緒，結束了他十年十一次的悲愴之舉。也就是這一年，新婚的溥儀寫了“貞不絕俗”的匾額賜給林紓，並送了一些袍料褂料給他。林紓感激涕零，作《御書記》雲:“嗚呼！布衣之榮，至此雲極，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於道曰:‘清處士林紓墓’，示臣之死生，固與吾清相終始也｡”
還是在這一年，鄭孝胥給林紓寫信，談到有人認為林紓以布衣之身謁陵僭越了禮數。林紓回信理直氣壯地表白:“弟自始至終，為我大清舉人。謂我好名，訴之；謂我作偽，聽之；謂我中落之家奴，念念不忘故主，則吾心也。”
林紓故居
四、是誰把林紓送上了遺民之路
從未當過清朝官員的林紓將哭陵當成自己的職守，因而被時人視為封建餘孽，但果真如此嗎？恐怕情非得已的成分更多一些吧。
1918年11月10日，清朝士人梁濟一個猛子扎進了北京的靜業湖，從此再也沒有浮起來。在沉湖前的一個月，梁濟寫了《敬告世人書》，書中寫道：“梁濟之死，系殉清朝而死。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殉清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之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
這封《敬告世人書》可謂字字血淚，反映了在數千年未遇之大變革的情形下，知識分子心中的無奈與掙扎。與梁濟一樣，林紓也是從小就受到嚴格的儒家教育，儒家的政治信條、個人道德修養等已深入他的骨髓。辛亥革命後政治的腐敗以及傳統社會精神文明的淪喪，讓林紓極度失望，使得他由同情革命轉而對抗革命。他的哭陵不是起因於個人對大清的忠貞，更不是保皇派的情感，而是希望憑個人的微薄之力，喚醒社會的良知，這是一種對個人理想的獻身，是一種對傳統儒家精神的獻身。
十年後，當國學大師王國維也一個猛子扎到湖裡時，陳寅恪讀懂了大師的死。他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寫道：凡一種文化呈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既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的確如此，當社會處於大變動的時代，思想文化的總體發展往往滯後於時代的步伐，在人們尚難清晰地瞻望未來時，就會不自覺地將過去歲月中的溫馨記憶擴大為一種夢幻般的盛景，從而對現實更加失望，這是一種很普遍的心理現象。梁濟如此，王國維如此，林紓同樣如此，只不過他沒有選擇自殺的極端行為而已。他的“遺老”心態，並不是他自己真心想得到的，而是那個病態的社會賦予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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