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很少有几个知识分子象林纾这样把各种矛盾集于一身。他脾气暴燥，稍不顺心便张骂人，骂跑过不少学生和朋友，但他待人真诚，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不信鬼神，讥讽迷信，但父母病重进却烧香拜佛，乞讨上苍；他恪守传统道德，反对妇女梳新式发型穿新式服装，但又同情妓女，提倡办女校，尊重女权；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被称为译界之王，但是他却不懂任何外语；他本来走在时代前列，但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转过了身，并且还拽住向前走的其他人；他把西方文学介绍到了中国，却又极力反对白话文，力图维持古文的地位；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欢欣鼓舞，高呼这是人心向背，但民国成立后，从没有进入仕途的林纾却以逊清遗老自居，十年间十一次到光绪皇帝陵前哭拜；当张勋复辟时，他没有任何表示，复辟失败后，他却痛苦失声。林纾是一个奇怪的人，也许只有在那个奇怪的时代才能产生这样奇怪的人。
林纾半身照
一、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林纾从小就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他很小的时候，就在墙上画了一副棺材，然后在边上写了八个字：“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林纾向往功名，可是他的功名之路却走得很艰辛，直到三十岁那年，才中了举人，然后就一直原地踏步。在多次赴京参加会试未中的情况下，林纾跑到杭州当了一名普通教员，又于两年后跑到北京给别人讲授古文。
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教书先生林纾痛苦不已，他和当时的名士们一起上书朝廷，抗议日本的侵略，但他的这种热情，却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赏识。
1897年，林纾四十六岁时，夫人病死了，他更加郁郁寡欢。第二年夏天，他到马江散心，通过朋友认识了精通法文的马寿昌。朋友们为了能让林纾快乐起来，大家鼓励他翻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由于林纾不懂外语，只能是马寿昌把法语翻译给他听，然后他再把情节、修辞等润色一番。
林纾及其译作《茶花女遗事》
在翻译过程中，《茶花女》中的那个妓女深深打动了林纾，使他不由地想起了自己的亡妻。每当翻译到悲情之处，林纾总要放下笔大哭一场。林纾自身的古文功底，加上丧妻后的忧伤，使得《茶花女》一书一经出版便吸引了无数不快乐的人。
《茶花女》一书在市场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茶花女》之后，林纾又陆续把一百七十多种外国小说介绍到了中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尽管做了如此有意义的事情，但林纾依然快乐不起来。当时的礼部侍郎郭曾忻、邮传部尚书陈璧因先后向朝廷推荐过林纾，但都被林纾极力拒绝，他在日记中写道：“生性冷僻，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林纾与朋友三次上书御使台，强烈抗议德国占领中国土地，并提出了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项主张，但这一切都如同石沉大海。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时局破碎，人心涣散，林纾与朋友们在一起谈论的尽是一些世道浇漓，人心不古之类的话，这让本就不快乐的林纾更加高兴不起来。
二、最先使用白话文的人开始反对白话文
1897年，一本《闽中新乐府》的诗集出版，收中收录了童谣体白话诗三十二首，这比公认为是中国第一本白话诗集的胡适的《尝试集》早了三十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白话诗，这本诗集的作者就是林纾。
在许多人看来，林纾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他将外国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他主张维新和君主立宪；他同情中国妇女的命运，倡导女权；他反对官本位的传统意识，呼吁实业兴国。然而，在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等之后，在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纷纷支持用白话文写作之后，曾经的新文化先驱林纾却变得愤怒起来。他从西方的史实和文化中寻找到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他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也未废除他们的古文拉丁文，我们为什么要废除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呢？（知腊丁不可废，故马班韩柳有其不可废者。）
但是没人听他的冷静的辩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想矫枉必然就要过正——把文言文贬得一无是处，把白话文说得天花乱坠。林纾当然不能束手就缚，他展开了激烈的反击，先写了一篇小说《荆生》，其中主角是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美洲海归狄莫，影射胡适。三人聚于北海攻击古文，却被荆生大骂为禽兽，将三人收拾的屁滚尿流。接着他又写了一篇小说《妖梦》，文中同样影射了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是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则是影射陈独秀；而副教务长秦二世，则影射胡适。三人所处学校有“毙孔堂”，挂有一副对联：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这篇小说如同泼妇骂街一样讥讽了那些士大夫甘为禽兽的现象。
然而，林纾所做的一切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文，教科书正式采用白话文。在这场白话文与古文的争战中，林纾彻底失败了，从此一顶顽固守旧派的帽子戴到了他的头上。
三、失望之余当起了遗老
辛亥革命初起时，林纾对革命派还是抱了很大希望的，当武昌的硝烟散尽后，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当宣统皇帝宣布逊位时，他高呼这是人心向背，并联合了许多朋友，打算换上西装。可见，他内心其实还是很赞成共和的。
民国成立之初，林纾心情畅快，积极入世，他写了不少政论文，对南北议和、政治统一等焦点问题大发议论，他渴望新政府革除弊端，确定新局面。
然而，民国新政府没有让这个一生不快乐的人畅快多久，反而让他更加不快乐。民国初年，议员缺乏起码的政治道德，争权夺利不择手段，国会中一片乌烟瘴气；政府贪污腐败成风，比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军阀之间你争我斗，导致民不聊生。无休止的混乱和无耻的政治闹剧使林纾对民国的政治期望迅速冷却，他开始怀念起前朝的生活，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沧海孤臣”，可见其心态。
1913年4月12日，沧海孤臣来到光绪陵寝，当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孤臣”就开始了失声痛哭，泪如“沧海”。回家后他赋诗一首，题为《癸丑上巳后三日谒崇陵》，诗中充满了对光绪皇帝的思念之情。
当年11月16日，光绪陵竣工，林纾又冒着严寒来到宫门前，匍匐陵下，磕了九个响头后，泪水涟涟，哭声干云。参加仪式的其他人看到这种情形，也都不好意思不哭，一时之间，陵寝里哭声不绝于耳。林纾这种“毫不哭己，专门哭人”的精神，让逊帝溥仪深为感动，他亲书“四季平安”四字赐给了林纾。
1914年12月，林纾又觉得心情郁闷，于是找到晚清大臣梁鼎芬及温肃两人，第三次到崇陵去哭拜光绪。
1916年，袁世凯称帝，林纾愤怒之余又无可奈何，只好又跑到崇陵大哭一场。
同年11月16日，林纾与梁鼎芬二人再次哭祭光绪皇帝，并对陵旁的树木进行了浇灌。林纾对先皇的一片缅怀之情再次打动了逊帝溥仪，他又亲书“烟云供养”四字赐给了林纾。
令人不解的是，张勋复辟时，林纾却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一直处于观望之中。但复辟失败后，林纾却于12月5日再次来到崇陵大哭一场。
几天过后，心情不爽的林纾又一次来到崇陵，开始了对光绪皇帝的第七场哭拜。深受感动的溥仪在除夕这天，又一次手书“有秩斯祜”四字赐给林纾。
1919年冬天，林纾第八次哭谒崇陵，哭完后写下一首诗表明自己的心迹：
又到丹墀伏哭时，山风飒起欲砭肌｡ 扪心赖有纲常热，恋主能云犬马痴｡
陵前尚斑前度泪，殿高真忍百回悲｡ 可怜八度崇陵拜，剩得归装数首诗｡
1920年11月29日，林纾再次来到崇陵，第九次哭拜光绪皇帝，其时他的老哭友梁鼎芬已去世一年，这更让林纾更加悲不自胜。
1921年11月20日，已是70高龄的林纾第十次哭谒崇陵。
1922年清明节，71岁的林纾拖着孱弱的身体最后一次哭拜了光绪，结束了他十年十一次的悲怆之举。也就是这一年，新婚的溥仪写了“贞不绝俗”的匾额赐给林纾，并送了一些袍料褂料给他。林纾感激涕零，作《御书记》云:“呜呼！布衣之荣，至此云极，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终始也｡”
还是在这一年，郑孝胥给林纾写信，谈到有人认为林纾以布衣之身谒陵僭越了礼数。林纾回信理直气壮地表白:“弟自始至终，为我大清举人。谓我好名，诉之；谓我作伪，听之；谓我中落之家奴，念念不忘故主，则吾心也。”
林纾故居
四、是谁把林纾送上了遗民之路
从未当过清朝官员的林纾将哭陵当成自己的职守，因而被时人视为封建余孽，但果真如此吗？恐怕情非得已的成分更多一些吧。
1918年11月10日，清朝士人梁济一个猛子扎进了北京的静业湖，从此再也没有浮起来。在沉湖前的一个月，梁济写了《敬告世人书》，书中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殉清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之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这封《敬告世人书》可谓字字血泪，反映了在数千年未遇之大变革的情形下，知识分子心中的无奈与挣扎。与梁济一样，林纾也是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儒家的政治信条、个人道德修养等已深入他的骨髓。辛亥革命后政治的腐败以及传统社会精神文明的沦丧，让林纾极度失望，使得他由同情革命转而对抗革命。他的哭陵不是起因于个人对大清的忠贞，更不是保皇派的情感，而是希望凭个人的微薄之力，唤醒社会的良知，这是一种对个人理想的献身，是一种对传统儒家精神的献身。
十年后，当国学大师王国维也一个猛子扎到湖里时，陈寅恪读懂了大师的死。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呈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既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的确如此，当社会处于大变动的时代，思想文化的总体发展往往滞后于时代的步伐，在人们尚难清晰地瞻望未来时，就会不自觉地将过去岁月中的温馨记忆扩大为一种梦幻般的盛景，从而对现实更加失望，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现象。梁济如此，王国维如此，林纾同样如此，只不过他没有选择自杀的极端行为而已。他的“遗老”心态，并不是他自己真心想得到的，而是那个病态的社会赋予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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