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植芳（1915－2008 ）作家、翻譯家、學者，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2008年4月24日晚6點45分病逝於上海第一人民醫院，享年92歲。
賈先生離開我們十年了。最後一次見到先生，是他去世前三四個月，我到醫院去看他。他知道我來，已經預先準備好要交給我的一些書。我怕他累，不像往常那樣在先生家，一坐就是一個上午。那天早早退出來。先生執意送到門口，跟我說：明煒，四海為家。
我一開始被先生稱呼“小小宋”，因為我爸爸是小宋，我也確實是最小的一個學生，跑腿的，幫先生送稿，陪著他去看上海弄堂裡的老先生老朋友，我其實也是最受寵的，先生和老師，師兄們都把我當個小弟弟看，偶爾住在先生家裡，先生晚上都要給我一碟好吃的牛油曲奇，別的師兄據說沒有這個待遇的。那都是九十年代前期，九十年代中期。先生家就像自己家似的，我們從廚房進出，有活就幹，沒活就聽先生談天。先生從來沒送過我出門。直到我去美國，先生那天拿著他的斯蒂克，一定要送出來，幾次要他回去，我就跑了，他幾次都喊住我，這次你走的遠了，自己出門在外，一定當心，要吃好！
第一幅合影（1999年，賈植芳先生家）
前排左起：李歐梵，賈植芳，山口守，坂井洋史
後排左起：陳思和，宋炳輝，張業松，宋明煒
曾在先生家的客廳出入六年。此後八年很少回國，到先生府上，先生都以客待之，時常要我講美國主流思想屆現在都在弄些什麼。我一直糾結，要不要回國。先生乾脆說：四海為家！結果取得博士學位那年，我還是留在美國工作。先生不寫信給我，他寫的話，估計我也看不懂。但我給先生寫了一部三四萬字的傳記，是根據先生談話錄音整理，先生走了以後，這個傳記一時還派上用處，陳老師放在第一本《賈植芳先生紀念集》的開頭。
這許多年來，總有約稿，讓我寫寫先生。我也好像時常聽到先生在客廳裡，抽菸停歇的時候，看我一眼，認真地說：小小宋，趁著年輕的時候，多寫點東西。我不算勤奮，寫東西比不過幾位大師兄。但也不完全擱筆。到了博士畢業後，開始全部精力放在英文寫作上，隨筆雜文，凡中文的不是學術性文章，便都在寫作日程上往後放。但我還是，經常地想起先生，我編的一些期刊，合作者也是復旦的師姐，我們就把這些期刊的獻詞，作為給先生的紀念。依然，有關先生的音容笑貌，他的快樂和憤怒，他的認真與頑皮，他的嫉惡如仇和赤子童心的愛，我都記得。我不會忘，在我二十出頭的年紀，我認識了賈先生，他在世界觀、做人原則、藝術趣味（他不大看得起先鋒派，喜歡關心現實的，又親近蘇俄的象徵主義，我也逐漸檢討自己完全在英美影響下的超現實主義是否過於頹廢），對我的影響，恐怕是最主要的。
陳老師把賈先生當作精神上的父親，對於我，賈先生就是爺爺了——當然先生跟我是平輩相稱，絕不會讓我叫他爺爺。可事實上，是差不多的。我扶先生去做公車，誰都以為這是孫子陪著爺爺來了。我們也不揭穿，過一個爺爺和孫子的午後，吃一碗簡單的面，先生算是做了件大事——今天去了五角場，或者虹口。
賈植芳先生與陳思和老師
陳老師，熟悉先生的人，以及讀過先生書的人，都強調先生把人字寫的端正。我從一開始也這樣聽說，讀了《獄裡獄外》好多遍，聽先生講他自己的故事，我幾十卷錄音，記錄的都是先生怎樣把人字寫端正。
與先生的這個基本信念相關，我想談一件小事情。先生呢，家裡總是賓客盈門，他是朋友多，很好客的。我就記得先生朋友遍天下。有一天下午，我陪先生在九舍裡面略走一走，迎面遇到一個老教授。當面撞到了，那個老教授親熱地問候，賈老怎樣怎樣。先生連介紹都沒介紹，然後也沒道別，往門口走去。我跟上去。先生低聲說：壞人！
從那天起，我知道在先生的語彙中有壞人這個詞。慢慢的，他告訴我更多壞人的事情。離得近的，復旦同事裡面有到五五年胡風案發，就翻臉不認人的。昨天的和顏悅色的同事，今天變成凶神惡煞，要打倒你，還讓你永世不得翻身。壞人多的很，先生跟我說，同情地看著我這樣的無知少年。他又給我講劉白羽帶人去抓胡風，某某文學大師在批鬥胡風會議上激動得恨不能要把胡風吃了，周楊的壞，和丁玲的壞，有什麼區別。還有，先生不會原諒舒蕪。舒蕪是同一個陣營裡的，背後給一刀，刀刀致命。此後，舒蕪再懺悔，再要原諒，賈先生心裡都不會把舒蕪當朋友了。
說了這些，我其實是借先生這種對人品評價系統中有“壞人”的判斷，來再看一眼，先生不在了的這個世界。今天半夜睡不著，我就想起先生的話來。他說：壞人！很乾脆，沒有商量的餘地。我是因為看到報道，湖北作家方方受到各方批評，抹黑，封殺。我上一次見到方方，也就是兩年前。大家在一起暢談美食與懷舊。很風雅的話題。方方說的都是土土的食品，與葉兆言先生，臺灣來的作家都比不了。那時候她在寫《軟埋》吧。也是土。土裡來、土裡去的方方，後來遭到圍攻，書下架。我看不過，你們一群老同志一群人渣欺負一位這麼好的女作家。剛好這時牽涉另外一件事情，與我沒有直接關係，老師叮囑我不可妄議，不可出頭，何況我們身份不同。所以除了一點微弱的支持方方的話，公開的話都不能講。不過從去年，明白了這世界上真有吃人的東西（以前也是知道的，總以為那時代過去了，人已經稍稍進化了）。它大概吃不著我，吃不著老師（外國的，暫時不敢），但吃得了中國人，吃得了中國的作家，藝術家，而且是同一個地方出來的，拍著肩膀，昨天一幅花枝亂顫的笑容，今天就變了怪物。方方是個女漢子，不見得需要大家保護，但大家聲援一下，表達一下支持，也讓那吃人的東西有點畏懼，不能那麼有恃無恐。
半夜裡因為這件事，讓我想到賈先生。有壞人的——當然了。吃人的東西，如果大家馬虎了，會從身邊就抬起頭了。一邊笑眯眯的對你，一邊就毫不留情的下口了。
先生畢生把人字寫得端正，不僅是自己做好，而且他嫉惡如仇，壞人，吃人的東西，那些龐大的吃更多人的機器，他從不放鬆對它們的警惕。正是因為他深愛著美好的人生，他也與壞人真的不妥協。
看武漢現在情景，文人互埋，與率獸相食，庶幾無異矣。魯迅若是在，一定不會放過那從同一個壁壘中爬出來的吃人魔，好好寫幾篇犀利的文章。先生會怎麼說呢？我想著先生的面容，突然覺得一點安慰。先生播下的種子，他說過，一代人不乾淨，下一代，再下一代。立人，是基本。這個世界如果有壞人，壞人而且容易做，那麼我們就要好好立人，一點一滴的事情中，為社會做出好人的模範。
2018年2月7日凌晨
宋明煒，衛斯理學院東亞系副教授，著有專著《少年中國》（英文，哈佛，2015），論文集《批評與想象》（復旦，2013），傳記《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臺灣業強，1996；上海文藝，1998）等。近年來研究領域：青春話語與成長小說，科幻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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