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廣昌，倚武夷西麓，據旴江左岸，地處贛、閩、粵交通之要衝。自1931年1月，紅軍進駐廣昌，中共廣昌縣委成立始，此地即為中央蘇區北大門，也是歷次反“圍剿”的重要戰場。1933年9月國民黨第五次“圍剿”開始後，紅軍接連失利，次年4月，北路軍總司令按蔣介石的命令，集中11個師兵力，由陳誠統一指揮，向廣昌發起進攻，廣昌危急。
此時，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決心死守廣昌，並調集軍隊準備在廣昌以北地區同國民黨軍“決戰”。1月中旬，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已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嚴峻形勢，聲稱粉碎五次“圍剿”的決戰在面前，不過，該如何保衛蘇區呢？毛澤東極力主張，堅持以往反“圍剿”的方法，繼續誘敵深入、集中兵力、運動殲敵等行之有效的策略，不過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卻不屑一顧，在他看來，這等於是讓蘇區的領土不戰而棄，而且不能保證戰勝敵人，他眼中的反“圍剿”戰略就是“禦敵於國門之外”，“不丟失一寸土地”，要求紅軍在根據地以外戰勝敵人。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他只有在歐洲進行正規戰的經驗和在蘇聯得到的訓練，根本不瞭解中國的情況。但是博古卻對他十分信賴和信任，把第五次反“圍剿”的指揮大權完全交給了他。
中共臨時中央的戰略正中蔣介石下懷。前四次“圍剿”一次輸得比一次慘，他總結原因是紅軍從不開展陣地戰，而是利用國民黨“兵力薄弱的方面遊擊突襲、將之切斷、包圍的‘機動戰’”，蔣介石苦思良久，在1933年6月8日南昌行營召開的五省“剿匪”軍事會議上決定第五次“圍剿”戰略戰術是“戰略攻勢，戰術守勢”和“步步為營，節節推進，碉堡公路，連綿不斷，經濟封鎖，滴水不漏”，以碉堡構成包圍網，一步一步地推進縮小，並最終消滅蘇區。蔣介石對此戰略戰術極其自信，第五次“圍剿”剛開始，他在南昌行營召集“剿匪”部隊的師長、團長、參謀長等幹部舉行“剿匪”會議，決定在半年以內打破紅軍主力，消滅根據地。
事實證明，蔣介石的軍事策略確實取得極大成功。“圍剿”開始後，在國民黨軍隊步步進逼下，中共根據地日漸縮小。特別是1934年1月，他擊敗十九路軍，鎮壓了“福建事變”，使紅軍失去打破“圍剿”的最有利時機；3月中旬，陳誠貫徹“堡壘主義”戰略，在江西南豐攻佔楓林、三溪一線，取得“進入贛南匪區勝利之第一步”。蔣介石在15日致電各部，以陳誠的勝利督促加快圍剿，他自信滿滿地展望道，“不難如期聚殲，一鼓盪平”。
不過，蔣介石的成功卻是由博古、李德“配合”而成。國民黨軍隊以碉堡層層推進，原因是紅軍缺少重武器難以攻擊碉堡，只要依靠碉堡推進就能夠抵抗紅軍的突襲與進攻，還能把紅軍逐步鎖死在固定區域；而李德無視紅軍現況，以自己參與一戰的經歷東施效顰，用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戰術應對國民黨的進攻，其結果只能是一退再退。
但是，陣地戰、堡壘戰的接連失利沒有讓李德明白在中國如何贏得戰爭，也沒有使博古從對李德的迷信中醒悟。4月10日開始，國民黨軍隊已向廣昌進逼。面對危局，他們仍然主張堅守，為加強對廣昌戰鬥的指揮，他們決定在廣昌南三宮殿設立北路陣地野戰司令部，博古擔任政委，李德實際上是總司令，親自指揮作戰。4月21日，博古等人還下發《中央、軍委、總政保衛廣昌之政治命令》，要求全力保衛廣昌，大量消滅敵人並最後粉碎“圍剿”。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軍令如山，中央紅軍只得主力盡出，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第十三師等部迫不得已參加了這場紅軍有史以來最典型的陣地戰、消耗戰。
陣地戰當然是實力強大的一方佔有優勢，與蔣介石軍隊的飛機、大炮相比，紅軍只有輕武器和少量迫擊炮和山炮，如何守得住。於是，幾乎雷同的戰鬥過程一再發生：3月13日，紅軍堅守五都寨等陣地，國民黨軍集中10個師兵力，在飛機大炮掩護下猛烈進攻，紅軍傷亡2267人，被迫撤出戰鬥；4月19日，國民黨軍沿旴江兩岸向廣昌實施第二期進攻，紅軍憑堅固陣地及有利地形頑強抗拒，國民黨軍在飛機大炮支援下，迫使紅軍撤出陣地並佔領延視峰、大羅山之線；4月18日開始，敵軍進攻江西筠門嶺，紅軍憑堅固陣地死守，敵軍數度衝擊未遂，然後調周邊部隊增援，並派空軍助戰，數日之後終將筠門嶺攻克……
此時，不僅毛澤東，其他的中央高層、紅軍高級指揮員也開始質疑李德的戰略戰術。林彪、聶榮臻在4月14日致電中革軍委，反對與敵對峙，而應運動防禦，機動消滅敵人。廣昌之戰前，彭德懷憂心忡忡，再三向李德進言，說廣昌不能固守，敵軍有飛機大炮，技術裝備高於我軍。面對李德偏偏決定構築永久工事堅守的態度，彭德懷心急如焚，堅持道，紅軍沒有飛機大炮，就算有比較堅固的野戰工事，在敵人的裝備下也不起作用，固守廣昌將使紅三軍團全部毀滅。然而，李德並不採納。4月26日，博古、李德以朱德的名義下達《堅守廣昌的作戰命令》，指出“我們的任務是堅守廣昌”，把中央紅軍主力分為東、西兩個集團和廣昌支點地域守備隊，堅守廣昌，並規定“只有受命後才能撤退”。
4月27日，國民黨軍10個師在飛機、大炮掩護下會攻廣昌。彭德懷日後記述戰鬥過程道，“進攻廣昌之敵七個師，一個炮兵旅轟擊，每天約三四十架次飛機配合，拖著烏龜殼（堡壘）步步為營前進。前進一次只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穩了腳跟，先做好了野戰工事，配備好火力，再進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飛機輪番轟炸。從上午八、九時至下午四時許，所謂永久工事被轟平了。激戰一天，我軍突擊幾次均未成功，傷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謂永久工事裡擔任守備的營，全部壯烈犧牲，一個也未出來。”面對如此戰況，博古、李德不得不放棄堅守廣昌的計劃，紅軍於28日撤出廣昌。廣昌保衛戰，歷時18天，中央紅軍斃傷俘敵共2600餘人，自身卻傷亡5000餘人。
勝敗雖是兵家常事，但生死關頭，儘快總結教訓、發現戰爭規律才是制勝之道。彭德懷戰後痛斥李德的作戰指揮從開始就是錯誤的，“崽賣爺田心不痛”。林彪從前線致信中央，堅決主張在蘇區只能進行運動戰，而且只有在地形有利和勝利在握時才能作戰。張聞天嚴肅批評博古、李德的軍事錯誤，指出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
博古、李德卻抱定軍事教條不鬆手，自認為是堅決貫徹共產國際路線的布爾什維克。博古送給張聞天一頂“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的帽子，李德給彭德懷扣上“右傾”的帽子，他們還批評林彪，說不能迷信地形，任何戰鬥中誰也無法事先確認一定能取得勝利。至於為什麼廣昌戰鬥會失敗？即使在多年之後，李德仍然在回憶錄中振振有詞地諉過於人，要麼是敵人很厲害，例如廣昌戰役之前，他指揮的戰鬥未能實現打擊敵人的目的，原因是“敵人根本不給我們以可乘之機”；要麼是部隊執行命令不到位，例如廣昌防空設施建造馬虎，“既不能抵禦飛機轟炸，也不能抵禦大炮射擊”。
其實，李德已對反“圍剿”的勝利不抱希望了，廣昌保衛戰結束後，他在政治局和軍事委員會中就表態，在敵人堅持堡壘戰的條件下，要在蘇區內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是沒有希望的，提出了主力部隊突圍的意見。5月，中央書記處決定，準備將中央紅軍主力撤離根據地，並獲得了共產國際的同意。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戰略轉移，17日，長征開始。
長征因錯誤的軍事路線而開始，只有正確的軍事路線才能挽救紅軍，取得長征的勝利。1934年10月18日，毛澤東帶著警衛班離開于都城，踏上長征道路。此後的漫漫征途，他將一個一個地說服黨內其他領導人，凝聚共識，徹底扭轉錯誤軍事路線。（簡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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