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08 22:11:18 佚名

文史小茶館

“延安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經歷。”

80多歲高齡的約翰高林（John Colling）上尉在2007年如是說，他剛剛把自己和隊友帕特金（Wilbur J. Peterkin）在70多年前拍攝的珍貴彩色膠片無償捐贈給上海電視臺。該影片的名字是——“迪克西使團”。

（當年照片，左起為朱德，包瑞德，毛澤東同志）

1944年7月22日，一架帶著美軍標誌的草綠色C47運輸機落在延安這座邊遠小城的簡易機場上。黃土高原可不常有來客，除了偶爾殺氣騰騰撲來的日本轟炸機。

當9位美國觀察團成員打開艙門，他們發現八路軍主要領導人，像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同志已經等待多時。

這天晴空高照，陽光頗有些強烈，毛澤東同志帶著一頂平常的大草帽，穿一身樸素長衫站在前排，他微微笑著，形象和當地民眾完全沒有差別。

向來謹細的周恩來看到美軍扛著攝像機，迅速整了整衣領，然後再專業的面向鏡頭。這位後來的周總理對形象要求一向可是以嚴格著稱。

一旁，正經過的朱老總還渾然不覺，轉頭之間忽然發現自己已經被攝像機鎖定，一時有些靦腆，趕緊行個禮，連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笑了。

延安來了美國觀察團。

這不是一次通常意義上的會面。9名美國人被稱為“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他們肩負華盛頓的使命，為了用一切措施儘快結束對日戰爭，減少美軍傷亡。

面對共同敵人，美軍一來是希望獲得八路軍配合他們對日本的戰略大轟炸。美軍空襲日本和滿洲工業區的轟炸機以及在華北與日機空戰的軍機隨時可能被擊落，需要八路軍控制區軍民救助這些寶貴的飛行員。

一來是觀察八路軍和共產黨人的軍事潛力，以及未來可能合作的可能性。蔣介石在抗日初期取得的名聲已經消磨殆盡，連續的軍事失敗和對援助物資的驚人貪汙讓美國人大為失望，他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其他有力的抗日武裝。也便於日後在亞洲繼續拉攏容易合作的新勢力。

當然，國民政府對此持強烈反對態度，但因為不久前剛剛經歷了豫湘桂大潰敗，蔣介石好不容易才勉強同意美國人來延安“看看”。

（1944年，大舉進攻河南的日軍，湯恩伯所部全面潰散）

美國觀察團來自不同組織，既有陸軍，海軍，也有戰略情報局（CIA的前身），駐華美軍司令部，駐華大使館的成員。第一批觀察團9人如下：

包瑞德上校（David D. Barrett）——組長，長期在中國擔任武官，中文流利，會北京話。對論語易經有一定研究，中國通。
謝偉思顧問（John S. Service）——四川成都出生的美國人，中文流利，會多種中國方言。多年在北京上海重慶任職，中國通。
卡斯伯格少校（Melvin A. Casberg）
克羅姆萊少校（Ray Cromley）
高林上尉（John G. Colling）——和第二批組員帕特金一同，拍攝了大量照片和電影膠片，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
斯特爾上尉（Charles C. Stelle）
多姆克上尉（Paul C. Domke）
惠特塞中尉（Henry S. Whittlesey）——犧牲於延安。
雷米尼（Anton H Remenih）

觀察團有一個奇怪的別名：“迪克西”。Dixie在英語中是美國人對南北戰爭裡南方各州的稱呼。充滿了頑固，落後，甚至還富有叛逆的意味。而這就是美國人當時對身處延安山地裡八路軍的最初理解。

（毛澤東朱德同志迎接觀察團包瑞德等人）

觀察團裡，每人分工不同。來自美國陸軍的包瑞德上校負責軍事分析，來自美國國務院的中國通謝偉思負責政治分析。其他成員將建立電臺通信系統，設立氣象站，探查日軍和汪精衛偽軍戰鬥序列，確認日軍防空能力和被轟炸的損失情況，實地查看八路軍的軍情，裝備，訓練，戰鬥力以及實際對日作戰貢獻。實地瞭解八路軍控制地區經濟和戰爭潛力，及增強八路軍戰鬥力最有效的方法。

（謝偉思和毛澤東，彭德懷同志的合影。他們成了跨越大洋的友人）

這些美國人受到了八路軍領導們熱烈的歡迎。機場上，雙方熱情地打著招呼，包瑞德和謝偉思用中國話毫無障礙的和八路軍領導們溝通，氣氛非常融洽。美國人還從飛機上搬下幾個沉重的大木箱，裡面是對延安來說非常珍貴的通訊設備。

（美軍帶來的通信設備）

根據親歷者回憶，歡迎儀式並不複雜，是一些講話和男女童聲合唱團的演唱。餓肚子的美國人四處張望，並沒有發現預期中的食物和飲料。見慣社交場合一些成員儘管感受到了八路軍的親切溫和，可總覺得延安的招待算得上有些粗糙。

（延安各處張貼的標語：Welcome Our American Friends!）

7月22日夜，也就是當天晚間，八路軍總部為觀察團舉辦了歡迎晚宴，到處都可見“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的標語和橫幅。桌上是並不複雜的中式飯菜，一些素色碗盤整齊擺著，與重慶上海的奢侈宴席可謂天差地別。

（毛澤東和謝偉思相鄰而坐，準備開飯）

（彭德懷等領導人都在坐，此圖可見飯菜）

毛主席和謝偉思等人共聚一席，大家共同舉杯，為合作的開始乾杯。周恩來很能活躍氣氛，他一直在問美國本地的笑話，讓大家逐漸從拘謹中釋放出來。但美國人很快發現這種名叫“白乾”的酒勁兒很大，對他們來說，有些像幹雪利酒，也有些像紹興酒的仿製品。在重慶呆過的美國人將“白乾”稱為“警報果汁”或者“白色閃電”，可見他們對此印象之深刻。後來，美國人還嚐到了“虎骨酒”，聽說是真正老虎骨頭侵在“白乾”裡泡成的酒。用包瑞德的話來講，虎骨酒讓人毛髮豎立，彷彿給人以野獸般的力量和膽識。

（酒過三巡，氣氛活絡起來，美軍觀察員主動敬酒）

美國人住進了窯洞。

8月7日，第二批美軍觀察團成員9人也飛抵延安。美軍被安排在距離延安半英里，新蓋的窯洞裡，算得上當年全延安最“豪華”的“窯洞賓館”，窗戶都粘貼了白紙。一些成員驚訝於這種建立在土裡的洞穴房屋，而且沒有玻璃！

他們很快發現不拉門簾的嚴重性，因為老鼠會鑽進來竄來竄去，讓人不勝其煩。不過總體算得上清潔，因為一星期能洗一個澡，還是淋浴。只不過是把熱水倒進帶孔洞的鐵罐裡，再將鐵罐拉起到天花板的位置，簡易的熱水淋浴就成了。

至於吃飯，主要是簡單的中餐，美國人都學著用起了筷子，連初學者不久都能熟練駕馭這種方便的工具。包瑞德覺得中餐很好吃，其他成員也挺適應。每頓飯後有西瓜和熱茶，經常還有香菸提供。觀察團成員每天有7美元的飲食住宿費用（約等於如今740元人民幣），包瑞德直截了當提出要支付這筆錢的時候，周恩來同志表示給使團提供食宿是八路軍的義務，從而免去了。這讓調查團成員們非常高興，包瑞德為此親自給朱德同志寫信表示感謝。

（包瑞德和朱德在不用翻譯的情況下交談）

飲食習慣的不同偶爾會造成一些小問題。一次，第二批調查團員路易斯瓊斯（Louis Jones）和毛澤東同志坐在一起。他注意到一份看起來很多汁的誘人肉菜，立刻站起來想要夾上一塊。毛主席把他的筷子放在瓊斯的筷子上，用中文說了一些話。翻譯告訴瓊斯：“在你的國家裡，這隻狗是一隻寵物。但在中國，這隻狗是一種肉用動物。如果你不想的話，就不必去吃它。”瓊斯聽了果然有些退縮。但當他抬起頭，發現每個都停住了，大家全在關注他會做什麼反應。無論如何，為了照顧異國盟友感受，瓊斯挑戰了自己的習慣，他硬著頭皮夾起一塊狗肉嚥了下去，臉上露出尷尬的表情。在座的人們似乎都很滿意，大家哈哈的繼續動起筷子。當然，瓊斯後來就一直躲著這種當地美食了。

（大家一起觀看錶現中美合作抗日的話劇）

美國人在延安也有不少娛樂活動，他們能看戲曲話劇表演。這裡的演出質量之高讓專業戲劇出身的《紐約時報》記者都十分歎服，或許是延安有著一所新設戲劇學校的原因。美國人還和八路軍一樣，閒暇之時打起了壘球。在日本囚犯挑起的一次對決中，美國人高興的獲得了勝利，就像他們打了勝仗一般。

舞會在延安也很盛行，中國人除了秧歌還會放美國老歌，讓兩國不同膚色的人們一齊於果園或者會議室裡起舞。一次，名叫格雷斯的成員在舞會上對一位中國姑娘眉目傳情。很快周恩來就告訴包瑞德他們反對這種調情行為，除非兩人是真心相愛。於是包瑞德馬上嚴肅警告了格雷斯，從此以後這樣的事情再沒有發生過。

工作和勞動的閒暇之餘，觀察團成員還可以和朱德同志一起騎馬去山裡打野雞。每逢這種探險，美國人都會禮貌的請朱德放第一槍。

（謝偉思等觀察團成員在延安也要參加勞動）

調查團眼裡的延安。

正式調查工作很快展開，八路軍予以充分合作，給了觀察團工作上和行動上的自由，及通信聯絡的自由，“以便迅速打敗我們共同的敵人日寇。”

熟悉上海重慶的美國人頭一次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們所見到的和1942年12月荷蘭人布朗基（Brond geest）向英國外交部所做的報告一模一樣。

“在延安，沒有黃包車，沒有勒索，沒有妓女，沒有鴉片和乞丐。”

美國人非常驚訝，這裡竟然沒有一個拿著棍棒的警察。他們四處拍照詢問，看到街上的普通人穿著貧寒但和藹可親，並且沒有捱餓的跡象。與繁華上海灘街上隨處跑著收屍車的情況大為不同。

（一位姓楊的戰士，他回頭看到觀察團在拍攝，不自禁笑了，隨後行過禮才離開）

這裡的八路軍也和國軍差別甚遠，他們看上去“精壯而整潔”，穿著按不同年齡製作的合身軍裝，腳上踏著方便的膠底布鞋。讓看不慣國民黨用繩子捆成一串抓抓丁的美國人十分意外。調查團很快被邀請觀看八路軍的軍事演練，毛澤東很親切的讓包瑞德和他同坐一條粗板凳。美國人看到八路軍拿著不少繳獲的日本武器，展現出一種精力充沛的面貌。

（包瑞德上校參與檢閱八路軍359旅）

（路遇的八路軍戰士在行禮，非常和藹）

包瑞德外出時，隨機詢問了一位他遇到的八路軍士兵。用北京話寒暄過後，包瑞德問：

“不能在家照料父母，你不感到擔心嗎？”

“我為什麼要擔心他們呢？我在軍隊的時候，政府對他們照顧得相當好。”

儘管仍有疑慮，但包瑞德對八路軍的印象更良好了。細心的他也注意到在延安從沒見過打罵士兵的情況，而他之前好幾次看到國民黨兩星將軍猛地抽打士兵耳光。

通過對軍民的日常觀察，美國人承認：八路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很可能是真的。”這裡的軍民關係非常融洽，不像國統區普通民眾躲瘟神一般躲避軍隊。

（美國人拍到一位大娘正主動請八路軍戰士喝水）

（延安街頭剛買了肉的騎馬戰士）

同樣在觀察的謝偉思在報告中提到，“在他們的政體下，生活總的來說是節儉的，以我們的標準來看則非常清苦。但我們不應忘記，不論那個政府掌權，中國的社會生活就從沒有非常幸福過......”

牢騷依然是免不了的。“延安唯一的不好，就是在重慶我們可以輕易找到妓女，在這裡卻怎麼都找不到。”一位觀察團的美國小夥子如此說。

（延安街景，1944年）

美國人還發現八路軍的領袖毛澤東一般總是步行，必要時才會乘坐一輛陳舊的封閉式救護車。這裡沒有衛兵和便衣組成的封鎖線，而在重慶，蔣委員長總是坐著黑色鋥亮的大轎車，被這種封鎖線把他和圍觀的人們遠遠隔離開。

（延安街頭的車輛，根據包瑞德回憶，這裡車輛非常罕見）

調查團成員訪問了毛主席不少次，他們認為“毛是一個非常安靜，深思熟慮的人。在回答任何直接問題之前，他似乎總是思考的非常仔細。”

瞭解中國國請的謝偉思也和毛主席做了多次長談。他倆談論了武器支援以後，還談到戰後建交和通商，毛澤東對中美未來關係的積極態度讓謝偉思很受振奮。“字真意切，熱情洋溢，謝偉思差點被說暈了”。不過，他回應毛澤東的話還是很精明，他開玩笑說，美國商人在華做的是風險投資，需要考慮很多方面。

經過三個月的觀察，謝偉思漸漸明白為什麼八路軍能在陝北的窮鄉僻壤存在並且壯大起來，這裡和燈紅酒綠烏煙瘴氣的重慶完全不同，因為他們有一個“目光遠大”的領袖。對此，他評價毛澤東是“窯洞裡的預言家”。

（後來被邀請乘坐美軍吉普車的毛澤東同志）

調查團查證的八路軍抗日情況。

美國人總是務實的，他們很快證實了八路軍的能力，擊破了“遊而不擊”的謠言。

不少美軍飛行員因為合作的關係被營救。他們發現，各根據地無論是士兵還是普通平民，總是積極設法救助掩護美軍飛行員。這些飛行員不僅有吃有住，一路上還得到了妥善照顧，甚至連便裝也不用換，直接穿著顯眼的空軍夾克被護送來延安。

謝偉思在報告中提到：“迄今為止，對我們證實這點幫助最大的是，從這些地區被護送到安全地帶的大批美國空軍人員（現有70人），從他們的獲救處到達終點，有些飛行員在中共控制區內行進了約1000英里（1600多公里）。他們在抗日軍民護送下從山海關附近毗鄰滿洲的海灘途經北平抵達延安......我們必須承認中共關於他們控制了華北和華中地區廣大農村的說法總體是對的；而且我們過去一向將這些地區統稱為日佔區的提法要修正。日軍只控制了點和線，其與廣大地區實為共方勢力所控制。”

（觀察團的工作：左圖是用氣象氣球觀測天氣，右上是找到墜毀的P51戰鬥機，右下圖為八路軍營救的一車美軍飛行員）

不僅如此，美國人需要親眼看到八路軍抗日的具體效果如何。他們深深瞭解過去國軍一潰千里的景象，也大約知道援華物資如何在剛卸下飛機就神秘消失在運輸過程中的詭異情況。因此，他們向各抗日根據地派出了三個小組，實地觀察八路軍對日作戰：

高林上尉等人於1944年9月初從延安出發過黃河到山西，親眼看到晉綏軍區呂正操司令員指揮的八路軍和民兵對日作戰。他們經過同蒲鐵路封鎖線進入晉察冀邊區，目睹了日軍三光政策造成的無人地帶，也看到日軍持續的封鎖。11月小組回到延安時，他們已經走了2000多公里路程，收集了大量資料。
盧登顧問、帕特金少校、惠特塞中尉等人於1944年10月初從延安出發到河北，赴晉察冀根據地。他們跟隨部隊，在近處記錄下了八路軍和日軍的戰況，並且見到八路軍抓獲了日軍俘虜。小組4個月後才回到延安，提交了第一手的詳細資料。
軍醫卡斯伯格少校和三名西方記者同行，於1944年10月9日出發東渡黃河，訪問了晉綏邊區。他們深入敵後直到離日軍佔領下的汾陽城2公里之處，見證了八路軍攻入汾陽城和俘虜日軍的情況，11月下旬返回延安。

（非常珍貴的影像，八路軍攻擊日軍炮樓，並且佔領之。可惜筆者未能找到更大解像度的該照片）

（佔領日軍炮樓的八路軍，中央站立者繳獲了一把日本軍刀）

調查團還發現，被八路軍俘虜的日軍士兵受到良好對待，他們能運動看書接受再教育。讓人吃驚的在於，很多人的軍國主義思想發生了轉變。對於八路軍的積極作戰態度，美國人看在眼裡。但正值一切順利進行的時候，意外發生了。

（八路軍戰士正在問詢被俘虜的日軍）

當時，惠特塞中尉偕同一名中國攝像師前往一個靠近日軍佔領區的村落，他倆聽說日軍目前沒有在周圍活動，而且村口處也沒發現異樣。哪知剛進村不久，突然槍聲齊發，埋伏的日軍一齊開火。惠特塞和攝像師來不及躲避，當場雙雙殞命。

很快，得知噩耗的八路軍調集部隊開始攻擊村莊，希望趕走日軍奪回兩人遺體。戰鬥非常激烈，日軍利用在暗處的優勢防禦那個村子，八路軍則前仆後繼。根據美方回憶，八路軍戰士幾乎付出了整整一個營的犧牲，遺憾的是仍未達到目的，最終還是沒能搶回惠特塞和攝像師的屍身。

這個插曲沒有打斷調查團的工作，美國人繼續在延安把收集的各種信息反饋給國內。調查團的報告認為："八路軍在戰時與戰後可能是個有用的盟友，延安的氣氛比國統區更有活力，也比較不腐化。"

（快活的兒童團孩子們）

等不到美國人把對中國新的認識轉化為政策，蔣介石國民政府和美國方面起了衝突。不久，善戰的史迪威將軍被調走，開明的駐華大使高斯也被換成了對中國一無所知的赫爾利。美國人對蔣介石妥協了，政策的全面轉向不可避免。

不是結局的結尾。

1947年初，也就是在延安度過了963個日日夜夜之後，迪克西使團的最後三名成員撤離，國軍胡宗南部的攻勢隨之而來。

中美關係，要等到25年後尼克松訪華才會恢復正常，而謝偉思，包瑞德等迪克西使團的幾位成員，在經受麥卡錫主義強加的種種不白之冤後，有幸再次見證了這片土地的鉅變。

（70年代，中國關係正常化。周恩來同志接見了闊別已久的謝偉思，他的預言已經成真）

（謝謝觀賞，圖片來自網絡，侵刪，其他文章賬號下可見）

參考文獻：

《延安使命：1944-1947美軍觀察組延安963天》人民網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包瑞德，解放軍出版社
《從“迪克西使團”訪問延安看抗日戰爭後期中共與美國的關係》
《在中國失掉的機會 : 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 S. 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
延安精神：中美友誼的戰時篇章。約翰科林
Wilbur J. Peterkin , Inside China 1943–1945: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America's Mission in Yenan
John "Jack" P. Klein, Dixie Mission, "Tour of Duty" Febuary to October 1945 in Yan'an, China
美國國家檔案館

文史小茶館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戰爆發後，位於陝北的紅軍主力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下轄三個師，全軍約46000餘人。八路軍成立後，隨即就誓師抗日，馬不停蹄的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

由於敵我力量相差懸殊，同時，為配合國民黨軍正面戰場，八路軍轉向敵後，堅持游擊戰爭，並在淪陷區內建立抗日根據地。在被日寇佔據的華北、華中、華南的廣大地區，八路軍和新四軍等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先後建立了幾十塊抗日根據地，甚至在距八路軍主力十分遙遠的海南島，也有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和所建立的抗日根據地——瓊崖抗日根據地。

以抗日根據地為根基八路軍等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開始對日寇展開廣泛的游擊戰爭，有力的打擊了日寇，配合了國民黨正面戰場。尤其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抗日根據地的軍民更是抗擊了侵華日軍60%以上的兵力和幾乎所有的偽軍。八路軍成為中後期抗戰期間名副其實的主力。

由於敵強我弱，尤其是在裝備方面巨大的差距，為揚長避短，八路軍的抗日敵後根據地，絕大部分都建立在貧困落後、交通不便、日寇統治力薄弱的山區。同時，孤懸敵後的抗日根據地，也不可能獲得任何外部援助。

我們都知道，哪怕在和平年代，山區人民的生活都是十分艱苦的，而抗戰期間，遭受層層壓迫，自然資源又極為貧乏的山區居民尤其困苦。但是，這些生活本已十分困難的根據地人民，依然竭盡全力，積極支持抗戰。

他們積極參軍、參戰、出民工，把最好的糧食交公糧，婦女幫忙做軍裝、納軍鞋，連兒童都成為了放哨、送信的最好幫手。正是抗日根據地人民從軍事、政治、經濟等全方面大力支援八路軍，才使得堅持抗戰的八路軍等抗日隊伍，有了穩定的環境可以修整，有了較為充足的給養保障，傷員有了安穩的安置之處，減員也能夠及時得到充足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