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中進士並不意味端上了金飯碗，還有一項考核才決定命運
現代人總是詬病古代的科舉取士制度，認為這個制度極大地舒服了人們的思想，造就了很多“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的書呆子。的確，到了明清兩朝，由於程朱理學成為了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所以科舉考試日益成為注重形式、內容空洞的“八股”“填空”。
讀書本為明理，考試則是為了測試讀書人對書本學問的理解和體悟。但“八股”文章卻遠離了根本，只重視末節。也就是說，只有進入“八股”時代以後，科舉才真正成為對知識分子乃至整個社會有毒的體制。在此之前，科舉取士制度是同時代全世界最先進、最科學的人才選拔機制。
漢朝的時候，朝廷選拔官員主要採用皇帝分封或者有朝臣、地方官員舉薦。推舉選拔的官員叫做“察舉”，“察舉”主要依據包括“賢良文學”、“賢良方正”、“孝廉方正”、“孝悌力田”等。“賢良文學”主要是指精通儒家學說的人，又稱“文學高第”；“賢良方正”簡稱“賢良”或者“方正”，指才幹出眾，品行端正，能給朝廷貢獻建設性意見的人；“孝廉”指孝順親長或廉潔自律的人；“孝悌力田”指孝敬父母、和睦兄弟、勤奮生產的人。
剛剛開始的時候，這種推舉制度的確幫助朝廷發現了很多隱藏在民間的、德才兼備的人才。但到了後來，這種推舉制度就逐漸演變成門閥、大戶、權貴們拉幫結派、賣官鬻爵的遮羞布。因為這種機制缺乏剛性的考評指標，彈性空間相當大，有舉薦特權的人只要願意，舉薦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找出一套符合要求而且能夠自圓其說的理由。所以在當時，民間童謠裡就唱“舉孝廉，父別居；舉秀才，不知書；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這是對業已蛻變的舉薦制度的形象描述和辛辣諷刺。
到了隋朝，隋文帝主張改進取士制度，他建立了一套舉薦與考試並行的官員選拔體制。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設立“志行修謹”、“清平於濟”兩科，開科選人。但由於舉薦制度並未廢止，所以科考制度也不過是一個有名無實的虛設。隋煬帝即位後，廢除了舉薦制度，宣佈科舉考試才是人才選用的唯一通道。這才是科舉制度真正的開始，可惜這項全新機制尚未發揮效用，就隨著隋朝的滅亡而告終了。
唐代是科舉制度真正形成並完善的時代，也是整個科舉時代最豐富多彩、最令才子士人歡欣鼓舞的時代。唐代科舉制度最讓後世稱讚有兩點，第一個就是建立了考卷密封制度，這為一些考生或考官作弊設置了障礙，這一點至今仍然在沿用。
第二個就是整個科舉時代，唐代科舉考試的科目是最多的，包括秀才、明經等50多個門類。例如在李汝珍的神話小說《鏡花緣》裡，那100名中舉的奇女子們，各有所長，呈現出了一番“百花爭豔、百花齊放”的繁盛局面。這種寬泛的科考內容設置，極大地推動了當時各種學問的繁榮。特別是明法一科，開創了法學研究的先河；明算，則為中國古代數學研究提供了動力；唐代的詩歌藝術達到了巔峰狀態，則詩賦科的設置有著必然聯繫。可惜的是，這些眾多的考試科目在唐代也只是“曇花一現”，很快科舉考試便變成了明經這一個類別，乃至與後來演化成如同“填字遊戲”的八股取士。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士子經過層層選拔考核，考中進士以後，還一項更為重要的考核在等待著他們。在秦腔《打鎮臺》裡的縣令曾經唱道：“做三篇文章如花朵，御筆欽點頭一個，披紅插花宮苑過，招為了東床駙馬身入在朝閣”。在人們的習慣性認識裡，考中了進士似乎就“魚躍龍門”，一勞永逸，等於抱上了金飯碗了。但實質上，歷朝歷代考中進士的人，還需要經過吏部的再次考核才能被委任做官。
吏部的最後一項考核非常類似今天用人單位在筆試結束之後進行的面試，主要包括四個方面：身、言、書、制。身，指的就是長相樣貌。古代人（當然也包括現代人）非常重視官員的長相，不一定要多麼俊秀美麗，但至少要四肢健全、五官端正，不能有明顯的醜怪之相，更不能有殘疾。例如大名鼎鼎的神話人物鍾馗，雖然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但由於相貌醜陋而不被皇帝錄用，一氣之下撞死皇宮臺階，死後成為專門負責驅魔降妖、鎮宅賜福的神仙。
言，很好理解，就是語言表達能力，要求口才便利，條例清晰，敘事分明；書，就是要考察一下該進士的書法水平，古人認為“字如其人”，一個人的書法水平既是學識修養的體現，也隱藏著很多性格、品質方面的信息；最後一條叫“制”。制有兩層含義，一個是考察這個進士對於國家的典章制度的熟悉情況，即使不被任命為專門的司法官員，但至少需要熟知各種規章、規矩和程序；另一個就是考察進士是否具備基本的公文撰寫、處理的能力。
這項考核對於進士們以後的人生命運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吏部會根據考核情況，將各個進士的特點、優劣等進行分類排序，然後向皇帝提交一個擬任用的建議草案。皇帝每天日理萬機，除非特別優秀的人才皇帝可能會有印象，而且對於剛中進士的人來說，一般被任命的都是一些低級官吏，不會引起皇帝的重視。所以，對於這份吏部上報的建議草案就幾乎是象徵性地看一下，然後核准頒佈。到了這個時候，那些經歷了“寒窗十年苦”的進士們才算正式開啟了仕途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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