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寶珊（1894—1968 )，名瑜，以字行，甘肅天水人，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傑出的愛國將領、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朋友。他早年從軍、投身革命、追求真理、征戰沙場始終活躍在中國北方的軍事和政治舞臺上，為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作出了重要歷史貢獻。
生平簡介
青少年時期，積極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同盟會，歷經辛亥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等，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抗戰期間，鄧寶珊先後任國民革命軍21軍團軍團長、晉陝綏邊區總司令。1937年至1948年，他率部鎮守榆林，堅決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國共合作聯合抗戰。他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賀龍、王震、習仲勳、南漢宸等中共領導人的交往，與陝甘寧邊區的關係及其貢獻，既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關鍵節點，也是國共兩黨團結抗戰的重要見證。
革命生涯
少年從軍
1894年
1894年11月10日生於甘肅秦州（今天水市）一個貧寒人家，十三歲父母相繼離世，被迫輟學，與兄嫂相依為命。後迫於生計，西去蘭州謀生，在父親摯友馬尊義辦的“駿川成”水煙廠當學徒。適逢伊犁新軍在蘭州招兵，鄧寶珊以小充大，投身新軍，遠赴伊犁.
伊犁起義
1910年~1914年
1910年7月，經同盟會負責人馮特民介紹，鄧寶珊在伊犁加入同盟會。1912年1月7日，伊犁革命黨人發動了新軍起義。鄧寶珊為新軍司書，在總指揮李輔黃的率領下，參加了攻佔清政府伊犁將軍署和副都統署所在地惠遠城的戰鬥。因作戰英勇，獻策有功，隨被調往將弁學堂學習，畢業後升任參謀。後參加討袁受通緝，被迫逃離新疆，輾轉西伯利亞回到甘肅。
三原起義
1914年~1922年
1914年夏，鄧寶珊在華山腳下的玉泉院與同盟會會員井勿幕、胡景翼等聚義，聯絡各地革命黨人策動反袁，史稱＂華山聚義＂。
1918年1月24日，張義安、董振武、鄧寶珊等策動＂三原起義＂，討伐北洋政府陝西督軍陳樹藩，促成了陝西護法力量大聯合。起義成功後，鄧寶珊與胡景翼等樹起陝西靖國軍大纛。1918年8月9日，陝西靖國軍總司令部成立。于右任任總司令，鄧寶珊任第四軍胡景翼部前敵總指揮。
1922年，陝西靖國軍接受直系改編，于右任、鄧寶珊執意不從。為此，孫中山致信鄧寶珊，稱讚其“鹹明大義，誓不附和”。
北京政變
1924年
1924年9月，馮玉祥在胡景翼、孫嶽等人配合下，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直係軍閥吳佩孚控制的北洋政府，囚禁了總統曹錕，組建了國民軍。鄧寶珊作為胡景翼的秘密使者，聯絡馮玉祥、孫嶽，襄贊戎機(輔佐軍事)，居功至偉。此後出任國民軍第二軍七師師長，與馮、胡、孫聯名通電，敦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國是。
西安解圍
1926年
1926年4月，吳佩孚唆使河南的劉鎮華率領十萬鎮嵩軍，將西安城圍得水洩不通。陝西國民軍楊虎城與李虎臣率部堅守奮戰八個月，史稱"二虎守長安"。西安被圍後，鄧寶珊奉命回陝，參與指揮城外策應。11月25日清晨，國民聯軍採納鄧寶珊的建議，進軍子午鎮，繞南山直搗城東韓森寨劉鎮華的司令部。27日，劉軍潰敗東撤，西安解圍。
此外，鄧寶珊還先後與李大釗、劉伯堅、劉伯承、楊明軒、李子洲等共產黨人密切往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入甘理政
1931年
1931年8月，雷中田奉馮玉祥密令，扣押甘肅省主席馬鴻賓，欲取而代之，製造了＂雷馬事變＂，引發甘肅政局動盪。同年12月，南京國民政府任命邵力子為甘肅省政府主席，同時任命鄧寶珊為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行署主任。1932年4月，邵、鄧從西安出發，共赴蘭州。
鄧寶珊在任期間，秉公處理甘南＂雙岔事件＂（即拉卜楞地區雙岔、西倉兩個部落之間的矛盾爭端），維護了民族團結。1935年，鄧寶珊改任陸軍新編第一軍軍長，時逢紅25軍、紅一、二、四方面軍長征經過甘肅，他採取消極圍堵策略，讓出通道，使紅軍順利過甘。
＂西安事變＂發生後，鄧寶珊積極參與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善後處理，曾三次親赴南京，在蔣介石面前反覆陳情，促成楊虎城的出國考察。
歷史照片剪影
鄧寶珊在榆林
榆林，“北瞰河套，南蔽延綏，東連太原，西接寧夏”，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史稱“九邊重鎮”。
抗戰爆發後，榆林成為綏、晉、陝北線戰場的軸心地帶，對於阻擋日寇突破黃河天險，向西入侵陝西，進而逼近四川，向南威脅陝甘寧邊區，起著至關重要的屏障作用。
抗戰初期，鄧寶珊臨危受命，被任命為第21軍團軍團長，轄第86師、新一軍、第165師。1937年10月17日，鄧寶珊率部進駐榆林。
鄧寶珊抵榆後，先住在86師師部的西花廳，後在八獅上巷設立了司令部。因日機多次轟炸榆林城，為防空襲，1939年4月，鄧將司令部遷至“桃林山莊”。
整飭亂局 穩定北線
鄧寶珊初到榆林，面對複雜混亂的局面，想方設法改善榆林同周邊各路國民黨軍隊的關係，團結袍澤，穩定軍心；重視凝聚綏遠蒙古族的抗日力量，反對分裂，團結抗戰；建立與邊區和八路軍的聯繫，從而形成和穩定了北線聯合抗日的局面。
抗戰期間，榆林及其周邊駐有多支國民黨部隊，其中最有實力的當屬高雙成的第86師。這支部隊原為陝北鎮守使井嶽秀的武裝，坐地發展已有20年之久。此外，還有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何柱國的東北軍騎二軍，以及從晉、綏撤退下來的多支隊伍。這些隊伍分屬不同的系統，爭糧搶草，各行其是。
為了妥善安置駐紮在該地的各路部隊，鄧寶珊主動拜會各部隊的主要將領，與他們積極協商並劃分防區，形成"千里河防"局勢，使日寇難於越步。
河曲會議
1938年初，國民政府任命傅作義為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鄧寶珊、馬占山、何柱國為副總司令。9月5日至13日，為了協調指揮各路部隊，傅作義在山西河曲召開了由北路軍各將領參加的軍事會議，協商解決晉、陝、綏共同抗日的問題，史稱“河曲會議”。鄧寶珊出席了此次會議，並作了關於“和衷共濟、抗戰到底”的演講。
成陵西遷
1939年1月，日偽軍向伊盟發動進攻，揚言要攻佔伊金霍洛，奪取成陵。鄧寶珊為爭取蒙族上層和民眾團結抗日，一面建議國民政府設置“蒙族宣慰使署”,保舉伊盟盟長沙克都爾札布（沙王）兼任宣慰使；一面電請國民政府將成吉思汗的靈柩內移，以安蒙古人心。
1939年5月，國民政府下令移靈。6月8日，鄧寶珊與沙王率領蒙族各王公，在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舉行了隆重的移靈大典，鄧寶珊為起靈致祭官。移靈歷時兩個多月，途經榆林、綏德、延安、西安等地，遷至甘肅省榆中縣興隆山。
鄧寶珊的紅色情節
抗戰期間，鄧寶珊所在的榆林為國統區，而陝甘寧邊區則是共產黨領導的“特區”。兩者合作作為當時國共之間團結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寶珊以團結抗戰大局為重，堅決擁護和支持我黨的抗戰主張，頂住了國民黨的巨大壓力，抵制了三次反共高潮，始終與陝甘寧邊區保持相互信任和密切配合，維護了穩定和友好的關係，為抗戰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毛澤東曾稱讚他“保護邊區，為德之大”。
政治互信
鄧寶珊上任伊始，便同高雙成商定，派副官高少白、石佩玖持信與邊區駐綏德警備司令陳奇涵商談雙方協防事宜，並在綏德設立了辦事處，任命開明紳士劉紹庭為辦事處主任，負責與延安方面的聯絡工作。
1938年7月15日，陝甘寧邊區保安部司令員高崗由延安赴榆林，拜會鄧寶珊，面商聯合抗戰問題。之後，中共軍政要員南漢宸、蕭勁光、王震、陳奇涵及愛國人士續範亭等與鄧寶珊頻繁來往，經常協商，雙方就聯合抗戰達成了互助互讓、和平相處的合作格局。
三訪延安
駐榆期間，鄧寶珊曾三次到訪延安，與中共領導人會面並商談與陝甘寧邊區合作抗戰問題。
一訪延安 1939年4月，鄧寶珊赴武功參加胡宗南召集的軍事會議，返回榆林時，途經延安，首次與毛澤東會面。
二訪延安 1943年6月，鄧寶珊奉國民黨中央電召去重慶。重慶方面電示他繞道寧夏赴渝。鄧寶珊接電後，說：“不指定路線還罷，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這條路線”。
1943年春，習仲勳擔任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勳同志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積極主動與鄧寶珊斡旋溝通，竭力影響鄧寶珊接受黨的政策主張，促使鄧寶珊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解和支持。
6月10日，鄧寶珊與《大公報》記者楊令德、晉陝綏邊區副參謀長於浚都等一行十餘人途經綏德時，抗大總校校長徐向前、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勳等策馬遠迎，並召開了歡迎大會，習仲勳主持會議，徐向前和鄧寶珊分別講了話。當晚，習仲勳安排鄧寶珊在開明紳士劉紹庭家下榻，並作了一次傾心長談。由此開啟了他們數十年的友誼之門。
6月17日，鄧寶珊一行抵達延安。當晚，毛澤東在楊家嶺大禮堂為其設宴洗塵，並請朱德、賀龍、林伯渠、李鼎銘、南漢宸、續範亭等數十人出席作陪。此後幾天，鄧寶珊和毛澤東又單獨會談數次。
三訪延安 1943年11月中旬，鄧寶珊回榆時再度訪問延安。並出席了邊區勞動英雄大會，會上，鄧寶珊說：我是大家的朋友！
軍事互助
1937年9月，日軍相繼攻陷歸綏及包頭。11月8日，太原淪陷，山西大部被日軍佔領。千里河防成為阻擋日軍自歸綏南侵，從山西西犯的前沿陣地。鄧寶珊團結袍澤、精心謀劃，與高雙成等指揮所屬部隊和八路軍河防部隊密切配合，有效協作，同日偽軍進行了一系列戰鬥，遏止了日軍南侵、西犯，從而保護了榆林和陝甘寧邊區的安全。
抗戰時期，榆林與陝甘寧邊區在軍事上的合作是主流，局部的衝突並沒有影響團結合作、共御日偽的大局。
經濟互通
抗戰時期，榆林與邊區都要從對方購銷物資、互通有無，或互相借道對外輸出土特產品，運入外地的日用品等，形成互相依賴、互相補充的貿易關係和互利、互讓的交通格局。榆林當時糧食、武器彈藥、軍服等軍用品必須經陝甘寧邊區進入。因採購軍糧一事，鄧寶珊剛到榆林就親自致電毛澤東，＂駐守定邊的部隊急需糧食，請飭縣府代為購辦，款由弟負責，且不拖欠＂。
榆林方面對邊區也採取開放的貿易政策，允許邊區的貨物過往同行。
文化開放
抗戰時期，延安抗戰劇團，八路軍後方留守處戰地文工團，曾先後到榆林、神木演出話劇、《黃河大合唱》等文藝節目。大後方有許多文化藝術界人士來榆林進行抗日宣傳，如畫家張仃、陳小漪夫婦，左翼青年沈求我、姚曾依，以及《塞上風雲》劇組等。1938年11月，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訪問延安，後到榆林，與鄧寶珊多次會晤暢談。1939年9月，重慶文化協會總會代表老舍等人隨“前線抗日將士慰問團”到達榆林，榆林當局在榆林中學禮堂集會歡迎，鄧寶珊應邀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為了革命，痛失親人
鄧寶珊在榆期間，夫人崔錦琴及四個子女生活在蘭州，1941年，日寇轟炸蘭州城，崔錦琴和允文、允武、倩倩兩兒一女不幸罹難。鄧寶珊獲訊悲痛欲絕，三日粒米未進。其時，榆林防務正緊，只得派外甥回去料理後事。國仇家恨，共襲心頭，其狀甚慘，其情甚戚！詩人馮國瑞為此寫下十分感人的詩句：“八年一腔家國淚，迸向軍前灑征衣”。
鄧友梅（1923-1947），鄧寶珊次女，生於陝西三原縣。15歲北上延安，就讀於陝北公學，16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7歲因身患肺疾，得到毛主席關照，到榆林養病。名為養病，實則肩負統戰重任，向其父宣傳我黨抗戰主張，給延安傳遞重要情報。1947年3月24日，鄧友梅因病離世，年僅24歲，鄧寶珊為此終生隱痛。女兒病歿後，鄧寶珊將其安葬於＂桃林山莊＂的後山樑上，並親筆題寫“亡女友梅之墓”。
反對內戰，心繫和平
抗戰勝利後，舉國上下呼籲和平統一，毛澤東系天下安危於一身，親赴重慶談判。然而蔣介石卻背離人民意願，悍然發動內戰。鄧寶珊身不由己，被推向內戰。隨著解放戰爭形勢急劇變化，面對國民黨政權全面土崩瓦解的局面，鄧寶珊和平建國的美好願望徹底破滅，最終走向了和平起義的道路。
1946年3月，鄧寶珊赴重慶先後參加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和高級軍事會議，會上國民黨決意挑起內戰。為了逃避內戰，鄧寶珊離開重慶，藉故滯留三原，抑鬱終日。後因胡宗南再三催促，鄧不得不於8月29日再次重返榆林，被迫捲入內戰。
1947年8月-11月，彭德懷率西北野戰軍兩次攻打榆林城，鄧寶珊於此時撤離“桃林山莊”，退守榆林城內。
1948年4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國大”，鄧寶珊親眼目睹選舉中的種種醜態，徹底心灰意冷，至此離開榆林，再無返回。
1948年8月，應傅作義之邀，鄧以“華北剿共副總司令”的名義駐留包頭.
北平起義
1948年12月，華北戰局急轉直下，數十萬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馬占山建議傅作義電邀鄧寶珊來北平商討出路。12月28日鄧寶珊從包頭飛往北平，力促傅作義和平起義。
1949年1月14日至16日，鄧寶珊作為傅作義的全權代表在通州與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劉亞樓就北平和平解放的具體條款進行了最後談判。22日上午北平實現停戰，傅作義通電全國，正式發表《北平和平解放協議》。24日，《新民報》發表了題為《傅將軍的一把鑰匙——和平將軍鄧寶珊》的報道。鄧寶珊由此被後人稱為“北平和平解放的一把金鑰匙”
綏遠起義
1949年2月22日，傅作義、鄧寶珊乘飛機前往平山縣西柏坡中共中央駐地，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商談綏遠和平解放事宜。9月19日，綏遠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召開綏遠軍政幹部會議，正式通電全國，宣佈起義。
榆林起義
為妥善解決榆林問題，鄧寶珊一方面積極與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習仲勳洽談；另一方面也極力敦促國民黨22軍軍長左協中早日和平起義。1949年5月初，鄧寶珊派86師副師長張雲衢回榆林，帶去了其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榆林問題的兩種具體方案。經中共代表張經武、曹力如等與左協中多次談判。5月29日，雙方達成《榆林局部和談協議》。6月1日，榆林正式宣佈和平起義。
主政甘肅，屢建功勳
新中國成立後，鄧寶珊出任甘肅省政府省長（主席），主政甘肅十餘年，為鞏固新生政權、推動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的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
文革中，鄧寶珊受到衝擊，得到黨中央和周總理的保護。1968年11月27日，鄧寶珊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4歲。
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鄧寶珊與習仲勳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1962年，習仲勳因《劉志丹》小說案蒙冤受審之時，鄧寶珊進京對毛主席說：“仲勳是治國賢才，年富力強，能挑重擔，我上次給您說起他的時候，您也肯定我的看法，怎麼就突然成了反黨分子”。表現了他是非分明、敢於直言的政治品格和對摯友肝膽相照、仗義直言的道德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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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林山莊”是一所難得的國共合作、抵禦外辱的歷史見證地。這裡記載了鄧寶珊當年支撐北線、保護邊區的不朽功績和精神風範，歷經彌久，愈加珍貴。
然而，七十年風雨劫波，“桃林山莊”斷壁殘垣，面目全非。
2014年至今，榆林市委、市政府，榆陽區委、區政府歷時四載，基本上完成了“桃林山莊”舊址恢復修建工程，重現了此地的歷史風貌。
2018年5月24日，鄧寶珊將軍紀念館開館儀式在榆陽區金沙路“桃林山莊”舉行。革命先輩先烈親屬代表習遠平出席，市委書記戴徵社主持，省政協副主席、民革陝西省委會主委李曉東致辭，鄧寶珊之子、甘肅省政協原副主席鄧成城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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