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報》刊登的《魯忠才長征記》。
1941年9月14日、15日，延安《解放日報》連續兩天刊登調查報告《魯忠才長征記》，並刊發毛澤東同志加的按語。這篇調查報告是由毛澤東同志擬定題目並推薦發表的。毛澤東同志之所以如此看重這篇調查報告，一方面緣於調查報告對黨中央瞭解真實情況、制定相應政策，以克服面臨的嚴重財政經濟困難提供了重要參考；另一方面，調查報告切合了當時中央反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需要。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陝甘寧邊區面臨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困難也愈來愈明顯。到1940年秋，國民黨時常停發八路軍軍餉，加之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經濟封鎖，陝甘寧邊區的外援斷絕。同時，邊區還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對於邊區當時經濟上的困難，毛澤東同志作了這樣的描述：“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對於如何解決財政經濟問題，當時黨內存在不同意見。有的人主張整理稅收和發展生產，發展生產的資金主要依靠軍隊組織群眾運鹽和增發邊幣。有的人則擔心這樣做會加重群眾負擔。
而鹽作為當時邊區重要資源，對外運銷的確對解決邊區的財政經濟困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於1941年5月18日作出《關於運銷食鹽的決定》。《決定》要求，各地黨、政府、軍隊必須立刻進行食鹽運銷動員及運銷中各項準備工作，做好運鹽的宣傳解釋、人員的動員組織、生產生活安排等工作。5月26日，邊區政府發出了動員邊區人民運銷六十萬馱鹽的決定。對於西北局和邊區政府的決定，有人不以為然，認為從定邊向關中運鹽得不償失。西北局和邊區政府的領導之間對此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這樣大規模運鹽，勢必增加群眾的負擔。因此，一些幹部顧慮重重，心裡沒底，運鹽工作進展遲緩。
為了深入瞭解運鹽工作的情況，以便制定相應政策，統一全黨思想，毛澤東同志讓西北局的同志寫一份關於運鹽的調查報告，限三天之內完成。8月13日，這項工作落到了當時在延屬十縣工委做秘書工作的高克林同志身上。由於時間緊迫，高克林同志接受任務的當晚，便召集剛從定邊縣鹽池運鹽歸來的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以及王毓賢、孔照慶瞭解情況，讓他們詳細談了第一次運鹽的經過。他們經過算賬，認為一般能馱150斤鹽的毛驢，運一趟可賺100元以上。這一結論證明黨和政府的運鹽計劃、估計、辦法是完全正確的。
高克林同志根據記錄整理了運鹽者的沿途經過、沿途困難、發生的問題、經驗教訓等，第二天就派人將調查報告送往延安。
報告雖然只有短短2700多字，卻講了七個方面的情況：（一）應去馱鹽的牲口未徵集夠的原因；（二）運鹽往返的天數、路程、站名及各地概況；（三）沿途的困難；（四）一路生活情形；（五）路上發生的問題；（六）用費和賠賺問題；（七）經驗教訓。通篇沒有一個形容詞、一組排比句，但讀後對魯忠才的運鹽經過一清二楚。如“沿途的困難”主要有四點，其中一點是“三里廟、梁莊至定邊西站，沒有水，人、牲口容易受渴”，平鋪直敘，不拖泥帶水，卻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毛澤東同志看過這篇調查報告後，認為寫得很好，開調查會的方法也很好，還特地寫了一段按語：
這是一個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高克林同志寫的，值得大家學習。現在必須把那“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高克林同志的這篇報告是在一個晚上開了一個三個人的調查會之後寫出的，他的調查會開得很好，他的報告也寫得很好。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誇誇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
毛澤東同志之所以重視這篇調查報告，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全黨正在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高克林同志的《魯忠才長征記》，不僅在當時產生了良好的影響，而且也有著深遠的價值。1948年，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在編印《毛澤東選集》時，就把《魯忠才長征記》作為毛澤東同志的長篇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附件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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