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是深受读者喜爱的埃及著名作家。1982年秋，他的短篇小说《谎言一与真情》被摄制成电视剧，公开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伊赫桑是位多产作家，他创作的各种中长篇小说为数众多，何以一部由短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便引起社会轰动？带着这一间题，笔者认真研读了伊赫桑的原著，对伊赫桑的创作思想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
《谎言与真情》作为一部短篇，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但作品包容的思想性却非同一般。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以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提出了一个人们司空见惯却又麻木不仁的社会问题，即革命胜利后，新思想与旧观念的斗争问题。作家深切地感到，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官场，旧思想旧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要改变这一现象非常困难，也是创立新思想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伊赫桑为此发出感叹：革命胜利已经20多年了，但我们自己并没有多大变化，真使人心寒！
《谎言与真情》说的是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女青年是大学教授的独生女，美丽、文静、高雅，充满理想，在大学里是出类拔萃的优等生。男青年也是大学里的高才生，他穿戴整齐，风度潇洒，知识面很宽，但对他的家庭出身讳莫如深，人家只是隐隐约约听他说过，他父亲在操持庄园，因身体不好，长年居住乡下。若确是这样，那按埃及的传统观念，也可说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地造一双，是完美无缺的姻缘。然而实情并非如此，男青年的父亲原来是某公墓的看墓人，真相暴露使男青年十分尴尬、失望。他们的恋爱虽然体面地得了个“好聚好散”的结果，但毕竟是一个悲剧。
伊赫桑的创作态度是极其认真严肃的，在《谎言与真情》中，他虽希望那一对青年男女终成眷属，但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不将特殊当一般，从而使他描写的人物与坏境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果伊赫桑在他的这部作品中，违背客观社会现实，去勉强营造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塞给读者，那么他就会遭受失败。
《谎言与真情》反映的社会问题是尖锐的，切中了要害，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从作品所取得的社会效应看，无疑是成功的，也许因此可以说，《谎言与真情》的主题思想与埃及当时的客观社会现实是和谐统一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更好地理解伊赫桑的文学创作思想，我们不妨将视线转向上世纪50~70年代的埃及社会，通过两三个实例看一看当时新旧观念的斗争与较量。
1952年7·23革命胜利初期，埃及政府曾做出决定，废除部长享受专用公车权利，凡是部长外出必须自备汽车，倘若没有私车，那就跟老百姓一样，搭乘电车或公共汽车。据传，当时的宗教基金部部长谢赫·艾哈迈德·哈桑·巴古利，家住赫勤万城，某日，他处理公务忙到深夜，因没有私车，便去巴卜鲁厄车站乘火车回家，但赶到车站时，末班车已经开走了，于是他只能到附近的清真寺去过夜。
伊赫桑认为：“当初的决定完全是感情冲动的结果。这是一种极端的感情，主持部一级工作的人，都怀着这种感情，他们代表了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有权占用人民花代价买来的小汽车。而革命却要消灭这个阶层，让部长们成为人民大众的一员，要他们和人家一起享受平等的权利，负同一样的责任。”遗憾的是，这种局面才持续了数星期，部长们的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普通人毫无相同之处，国家拨给他们每人一辆公车，方便出行，维护他的体面。不久，部长们的权利进一步扩大到每人占用三辆公车：一辆由他本人专用，一辆给家属使用，一辆备用。这样一来，革命以前的旧制度旧惯例，都伴随着用车权利的恢复，全部回到了部长们的身边。
像这类扩大权利的做法，对部长们来说如此，对诸如大使或理事长等拥有重要职位的人来说也是如此。革命使一大批小军官、小职员晋升到重要职位，有的当了大使，有的当了理事长等。这些人几乎都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已非同一般，但对怎样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怎样摆出与自己的显赫地位相适应的姿态，应该具有怎样的风度，却茫无头绪，不知所措，他们只好照搬或仿效革命以前贵族社会的做法。对此，伊赫桑感到既可气，又好笑。这一不良的社会现象激发了伊赫桑的创作灵感，促使他撰写并出版了不少这类题材的作品。
伊赫桑曾作为代表团成员跟随纳赛尔总统进行革命后的第一次外交活动——访问南斯拉夫。出访前的几星期，埃及共和国总书记办公室下达了通知，规定代表团成员必须携带专门订制的无尾夜礼服。为代表团成员制装的那个裁缝，恰巧是过去专门为上层贵族服务的，因此做出的新礼服与王室时期的传统礼服大同小异，只做了一点微小的改动。有趣的是，那一次纳赛尔总统也带了这样的夜礼服。在到达南斯拉夫的当天举行的晚会上，伊赫桑虽身着礼服，心里却很不舒畅。那熨烫得毕挺的衬衫、紧系在脖子上的领带、官场的种种礼节，都使他深感拘束与不自然。突然，纳赛尔总统出现了，他的穿戴使伊赫桑及他的同伴都惊诧万分。纳赛尔总统没穿那套规定的大礼服，而是一身普通的军官服。后来，伊赫桑了解到，纳赛尔总统在晚会前也曾试穿过那件无尾夜礼服，但他最终还是没有穿，并且厌恶地将它弃之一边。
从那以后，埃及政府决定取消一切旧官服，特别禁止涉外工作人员和官员穿这些衣服，平时要求穿深色便装。也就从那一日起，伊赫桑将定做的那套礼服永远锁进了衣柜里，只是白白糟锡了70埃镑制装费。
50年代初，埃及革命推翻了旧王朝，但某些旧思想、旧观念不仅没有被铲除，反而更有市场，如“帕夏”“贝克”“阿凡提”之类的称呼，虽属于革命的对象，在扫荡之列，但它依然在人们口头上广为流传，依然表示敬意和尊重。新的领导阶级曾试图用“先生”来取而代之，但缺乏根基，也缺少民众支持，因而推广不开，哪怕是在正式演说和报刊文章中也很少使用。在实际生活中，“帞夏”“贝克”“阿凡提”的使用极为普遍，甚至在国家高级公务人员的交谈中也很常用。对此，伊赫桑极为不满，感到俗不可耐。他在《谎言与真情》的序中说：“过去带有“帕夏”称号的人，现在依然保留着这样的头衔，此类称号甚至在死人的花名册上也照写不误：革命后称一声“教授”和“博士”，显得非常时髦，根本不考虑被称作教授或博士的人学术地位究竟如何？”
对于埃及的妇女解放运动，伊赫桑认为，埃及的男子，特别是受过教育的男子生活在一个怪圈里，他们号召妇女走出家庭小圈子，和男子一起担负社会责任，但他们本人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自己家庭的影响，常常很自然地把自己的母亲当作最崇高的妇女形象。所以，不少埃及思想家在社会上对妇女运动的看法，与他们在自己家里对妇女运动的看法是截然不同、互相矛盾的，他们号召妇女争取自由往往不包括自己的妻子、女儿和同胞姐妹。在埃及的妇女解放运动史上，曾出现过一位名叫霍达·沙拉维的先驱者，她提倡妇女自由，率先从脸上摘除了面纱，但立刻引起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抗。伊赫桑深感埃及妇女的解放运动任重道远。
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由思想必定会在旧传统中间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从50年代到70年代，埃及的经济形势有很大的发展，成了解放妇女的最强大的推动力。以往，男方在求婚或提亲时常问:“她是谁家的姑娘?”如此询问显然是把姑娘家的门第放在了首位，换言之，衡量姑娘的优劣是看她父亲的财产有多少。如今，男方在提亲时却问：“那姑娘是不是大学毕业生？”“她干什么工作?”“工资多少?”将门第退到了次要位置，职业放到了首位。这一观念的改变显然与社会发展有关。但是，这并不意味自由进步思想和旧的传统观念之间的斗争已告结束，恰恰相反，这一斗争依然存在。
在一次社会主义联盟会议上，有一会员——亚历山大某清真寺教长慷慨陈词，竭力反对给予妇女自由。纳赛尔总统回答他说：妇女的自由问题有些纯属家庭内部的问题，他不能颁布一条法律去规定妇女什么时间外出或回家，什么样的工作能干或不能干，该穿什么款式的衣服，等等。
伊赫桑认为，纳赛尔总统作为阿拉伯世界的著名领袖，主张进步和自由的伟大思想家，他是支持妇女运动的。在他执政期间，有妇女当上议会副主席和副部长，但是在家里，他也许没能摆脱旧观念的影响，尽管他允许两个女儿念完大学，毕业后分别担任了社会公职，但他限制妻子参加社会活动，没让妻子承担社会责任，为妇女活动作贡献。在他的影响下，政府的高级官员上行下效，基本上都把自己妻子关在了家里。因此，尽管纳赛尔总统本人对妇女运动尽了义务，但在他执政时期，妇女运动显得十分软弱。与纳赛尔总统不同，萨达特总统上任后，不仅充分发挥了自己妻子的社会作用，而且带动了一大片，使许多政府高级官员的夫人都出来工作，从而大大推动了埃及妇女运动的发展。
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新思想在不断地传播与发展，但许多方面依然受旧传统观念、旧势力的影响，挣脱不了旧习俗的束缚。伊赫桑深刻地认识到，封建阶级被消灭后，革命的基本目标之一是逐渐缩小富裕、中产和贫困(或称赤贫)三个阶级间的差距，但这一问题虽经20多年的努力，实际上仍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伊赫桑还认为，不论什么样的劳动，都是同样光荣、重要的，都应受到社会的尊重，但埃及的社会现实是，尽管人们从事的劳动都是光荣的，但在光荣的劳动上并没有实现人人平等。这是客观现实，也是伊赫桑的苦恼。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苦恼，伊赫桑才创作了《谎言与真情》。
原载《阿拉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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