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以來，我國進行了多次行政體制改革，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至關重要。今年十九屆三中全會首次將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掛鉤。我們應如何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又該如何成功實現經濟轉型？
汪玉凱表示，我國應該實現經濟三大戰略轉型：由規模數量型轉向質量效益型，由引進吸收型轉向對外擴張型，由學習方法型轉向學習模仿型。
汪玉凱強調，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保證。為此，要打破行政性壟斷，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針對近來輿論關注的“民營經濟退場論”，汪玉凱認為該觀點未能真正認識到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民營企業創造了50%的稅收，貢獻了60%的GDP，創造了70%的創新，提供了80%的就業崗位，佔市場主體的92%。這已經很清晰地證明了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貢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民營經濟退場論”就變成了笑話。"
精編：
問題一：我國經濟目前處於下行期。你認為原因有哪些？
汪玉凱：2013年增長率是最高的，2014年增長7.3%，2015年增長6.9%，2016年增長6.7%，去年稍漲，是6.9%，但整體上中國經濟是下行態勢。現在經濟增長一個點可能比十年前增長兩個點都難。
很顯然，現在我國經濟還沒有步入良性的軌道，造成經濟下行的原因可能很多。就我個人的觀察來講，大概有五個因素。首先是房地產泡沫，第二是地方債務，第三是金融體系改革相對滯後，第四是產能過剩，第五是民營企業不景氣。
的確，當前整個經濟形勢面臨的風險仍在上升，主要表現在我們面臨著：第一、保障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第二、外部經貿摩擦、第三、中國經濟還要實現由高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戰略轉型。
問題二：十九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把黨和國家的機構改革聯繫在一起。這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如何與未來幾年的經濟政策相配合？
汪玉凱：我們對未來的目標還是比較清晰的：到2050年要建成現代化強國，中間又分成小階段，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要初步建成現代化的國家。在這一過程中，它都需要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一個合格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保障大目標的實現。而很大程度上，國家治理體系與黨和國家的機構設置、職能配置、管理行為、管理手段息息相關。所以我認為，這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獲得成功，就能為未來目標的實現提供一個有保障的政治體制。
問題三：我們瞭解到，你最近這幾年關注的方向從行政體制改革研究轉向了新經濟研究，那你覺得在未來新經濟創新中，政府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汪玉凱：政府在新經濟的培育過程中是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
首先是謀劃。政府不能直接干預企業和市場行為，但政府可以通過戰略規劃引領新經濟的導向。這是政府要扮演的角色。
另外，要營造一種鼓勵市場各類主體自由創新的制度環境。如果政府能在這方面做得好的話，我想對新經濟出現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最後，政府要改變過去政府補貼的傳統方式，拿出一大筆錢給某些企業創新，實際上這能解決一部分問題，但很難解決根本性問題。
我認為還是要更多依靠市場力量，讓各類主體進行創新競爭，最後再給優惠政策，而不是直接對企業進行補貼。
問題四：新經濟的創新離不開民營企業的作用。你如何看待近來“民營經濟退場論”這個觀點？
汪玉凱：這個觀點目前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這幾天中央都明確講，要毫不動搖地要發展民營經濟。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應該從三個角度來看該問題。
第一，中國的改革開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對民營經濟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也是民營經濟不斷髮展壯大，對國家作出巨大貢獻的過程。1982年，黨認為民營經濟是國有經濟的一個有利補充。到了1992年以後，我們認為民營經濟是社會經濟成分的主要重要組成部分。到了2002年到2012年這十年，我們就認為要毫不動搖的發展民營經濟。從這個過程就可以看到，我們對民營經濟的認識上是一步步在深化的，而認識上的深化是民營經濟能夠發展壯大最主要原因。
其次，民營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簡單記為“五六七八九”——民營企業創造了50%的稅收，貢獻了60%的GDP，創造了70%的創新，提供了80%的就業崗位，佔市場主體的92%。這已經很清晰地證明了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貢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民營經濟退場論”就變成了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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