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城市始終處於“社會與文化”的核心位置，是我們理解整個人類社會與文化變遷軌跡和把握未來發展趨勢的風向標，也是人、社會、環境多向互動的重要場所。

今天，我們討論城市更新中的“城脈”與“文脈”議題，不僅僅是簡單地探討城市的保護、傳承與發展之道，而是要從更深層次上分析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城市發展背後的社會文化基礎，揭示影響當前中國城市快速更新的社會文化因素及其內在張力，從而在更寬泛的層面上來幫助我們理解中國城市更新的現狀、趨勢及其未來面臨的各種挑戰。

城市更新中的“二律背反”

“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是伴隨城市化的升級，針對現代城市問題，制定相應的城市政策，並加以系統地實施和管理的一個城市改造過程。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越來越感到城市問題的複雜性，城市衰退不僅源於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中的結構性影響，而且也源於區域、國家乃至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

這一時期城市開發戰略轉向更加務實的內涵式城市更新政策，力求根本解決內城衰退問題，更加強調地方層次和歷史文化傳承的問題。因此，在這種背景下，人們開始提出了“城市更新”的理念和計劃，其主要目標就是要更新鄰里社區，強調城市內部的社區發展和公眾參與，尋求城市人口與就業的平衡，以便在城市硬軟件環境方面都有新的改進。

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確定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快速增長和高速轉型的時期，城市作為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和文化中心，擔負著生產流通、資源配置、信息傳遞等多種功能，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迅速成為國家經濟的“增長機器”，正日益催生出中國“城市奇蹟”的出現。

從1978年到2016年，中國城市更新的步伐不斷加快，城市化率從17.8%躍進為57.35%，僅用30多年的時間就幾乎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從農業型社會向城市型社會的過渡，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發展奇蹟。

但與此同時，中國城市社會的不滿情緒普遍增加，社會與文化危機事件接連而起，並呈現出高頻次、多領域、大規模、嚴後果的態勢，其表現形態之一就是城市原有的整體性形態和歷史文化特徵正在被各種二元的力量所撕裂，中國城市更新所表現出的非均衡性基礎上的快速發展成為其典型特徵。

就像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所說的“二律背反（antinomies）”現象一樣——在相互聯繫的兩種力量的運動規律之間存在著各種相互排斥的現象。中國城市更新過程中也存在著各種二元的運動力量，其相互之間呈現出此消彼長、此長彼消、相背相反的“二律背反”特徵。

以城市更新過程中的現代性成長為例，現代城市社會與文化之間處處充滿著各種不平衡的張力。猶如現代性本身所蘊含的內在矛盾和張力一樣，現代城市社會與文化也一直充斥著各種難以釐清的問題甚至矛盾和張力。

在城市裡，人們有更多的生存機會，有自律、理性和發展空間，但也有更多的生存壓力，人們又必須要學會獨立、自助；在城市裡，人們獲得了獨處的機會，但卻必須同時承受孤獨與冷漠；在城市裡，人們有了現代文明所創造的一切物質便利，但所有的設施和服務幾乎都是通過金錢與人們發生關係的，經濟關係雖會使人們變得理性，但同時會變得更加無情和冷酷。

當初，那些為了擺脫傳統鄉村“束縛”而到城市中尋找“自由”的人們，如今他們卻必須學會適應這個“陌生”和“無奈”的社會。因此，現代城市及其所表現出來的種種特性已不僅僅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城市更新的節奏越快，各種“二律背反”現象可能越突出。

作為表徵人類聯繫的某種具體形式，城市本身就蘊含著人類社會與文化的種種關聯性，是人類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世界的交匯地，也是各種社會與文化現象的演繹場所與流動的空間。可以說，現代城市到處都充滿著魅力、迷惑甚至矛盾等二律背反的現象，或許正因為如此，它也吸引著越來越多研究者的目光和興趣。

這種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奇蹟與社會文化危機並存的獨特現象不僅極大地影響到中國城市的持續發展和城市更新，還將對城市基層社會的政治生態和文化體驗產生巨大的挑戰。

對此，我們不僅必須時刻保持自身對城市社會與文化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而且還應當始終培養一種實踐品格，以積極的姿態介入到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用“社會學的想象力”直面中國城市社會的重大公共議題，參與公共辯論，強化公共意識，增進公共理性。

城市更新對居民日常生活結構的影響

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城市開發理念發生了五次明顯的變革，最終促進了城市更新理論的形成與發展。這五次變革大體是：20世紀50年代的城市重建(urban reconstruction)、60年代的城市振興(urban revitalization)、70年代早期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80年代的城市再開發(urban redevelopment)和90年代的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

與六七十年代早期的城市更新不同的是，八九十年代以後的城市更新不再完全關注於自己所居住的建築物、周邊環境或出行、購物、娛樂及其他物質層面的生活設施和環境需求情況，而是逐步轉向具有更廣泛意義的社會與經濟復興，以及更深層次的人際關係和人的精神層面的重建。因此，城市更新也由此逐步轉向了城市再開放和城市再生，城市更新的社會文化內涵也由此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拓展。

在現階段，我國城市更新往往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種宏觀層面的城市改造運動，且具有強烈的計劃性、目的性和功利性色彩，其典型特點至少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過於強調城市更新中的物質化、技術化過程，忽視了人的主體性和人的社會化、現代化過程。城市更新的根本目的是在為城市居民生活創造更好、更有效的生存環境，因此，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在於作為主體的“人”上了。我們不是為了城市而進行城市更新，“城市”只是我們城市更新的客觀對象，而作為城市主體的“人”才是行動的根本目的。

所以，作為主體的“人”應該是城市更新中的“核心”。城市更新過程實際上是人類完善自我的過程，是“人化”的過程。

二是過於強調物質層面上的城市更新，忽視了社會文化層面上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本身應該包括物質與技術層面的城市更新和社會文化與制度層面的城市更新兩個維度，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我們並不是按照城市更新的兩個維度平衡發展的要求同步進行的，其結果在宏觀層面上造成了物質與技術層面的城市更新快速發展與社會文化層面的城市更新相對不足的嚴重失衡，或者乾脆只有物質與技術層面的城市更新而沒有社會文化層面的城市更新。

三是過於強調城市更新中的表面特徵，忽視了城市更新的本質與內涵。比如，過於追求土地、資金、建築、道路等“數量”上的擴張，而對城市更新中的“質量”重視不夠；比較重視城市各項基礎設施等物質方面的“硬件”改造，而在城市精神文明、人文素質等“軟件”方面的配套改造嚴重不足。城市從本質上看是人類為了滿足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需要而創造的人工環境。城市更新應該體現以民為本的人文精神、服務精神。

四是過於強調城市更新中政府部門及其領導的推動作用，忽視了廣大社區居民的參與性和能動性。其表現主要體現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指定多，自下而上的城市居民、社會組織參與管理和建設少。一些城市政府以所謂加快城市更新的名義，進行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嚴重損害郊區農民的利益。還有一些城市為加快舊城區的改造，不斷地將社區居民往郊區趕，結果許多社區的社會文化空間和居民的日常生活結構遭到了巨大的破壞。

這種宏觀上的城市更新運動在政府看來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首先，城市要發展，就必須進行一定的城市更新；其次，任何的城市更新都是政府經過嚴格的規劃，按照一定的工作程序和方案有計劃地實施的；再次，在城市更新過程中，被動遷的居民都按照有關規定得到了及時的安置和補貼。

這些都是政府進行城市更新的正當理由。但在微觀層面上，它卻對城市居民的生活結構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這種破壞是多方面的，不僅有居民賴以生存的社會資源的改組，生活成本的增加，以及鄰里關係的中斷等這些可觀察到的損失，而且還有社區歸屬感的喪失，心理認同的弱化，社會文化空間的破損，以及對未來前景的迷茫等這些隱藏於居民內心世界的紊亂。

對於習慣於在一個社區生活多年的城市居民來說，他從小就已經養成了那種在特定環境下生活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和心理特徵，不管其生存的環境狀況是好還是差，但都早已形塑成了他生活結構中的一部分。

城市更新可以改變居民原有的客觀生活環境，但卻無法還原已有的生活結構，居民可能會在居住環境上有所改變，但並不會因此都過上了幸福的城市生活。尤其是那些城市中下層居民，無論是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可能會因城市更新帶來沉重的生活負擔和精神壓力。

以人為中心，夯實城市更新中的社會文化基礎

城市更新是一個系統工程，其重點和難點不在於物質—技術層面的建設，而是社會—文化層面的建設

沒有人口的集聚，就沒有城市的構成，更沒有城市更新的再發展，城市更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體現在作為主體的“人”的身上。因為人不是可以像棋子一樣被任意擺在什麼地方的，人與人之間存在包括家人、親屬、同鄉、同學等相互重疊的複雜的關係，正是這種關係構成了人類社會的不同的文明質態。

因此，城市更新必須考慮到一種人際關係的儘可能修復和重構，以及社會文化傳統的接續。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城市更新實際上就是城市社會文化的更新過程，也是城市居民不斷完善自我的一個過程。城市更新應該著重體現以人為本、以民為本的人文精神和服務精神，重視具有城市社會文化內涵的“質”的建設和“人”的自我建設，通過夯實城市的社會文化基礎來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位和發展質量。

但在以往的城市更新理論中，我們通常的議題是集中在城市化和城市更新本身之上，其具體做法往往就是把城市居民當作人口搬遷與住房安置的對象來看待，

把城市更新的理性認識水平僅定位於人口搬遷與住房安置，只是抓住了城市更新中的表面現象，而並未真正揭示出城市更新中“以人為中心”的本質。這種思維方式說到底還是就城市更新談城市更新，談論的中心議題仍然是城市更新本身的好壞問題，其理論的最大不足是難以從理論本身說明城市更新與居民自身發展的關係。

因此，要重建居民的生活結構，夯實城市更新的社會文化基礎，首要就要改變我們長期以來以城市更新為本位的思維方式，真正樹立起“以人為中心”的城市更新思想，轉變觀念，從受城市更新影響的居民群眾出發考慮問題，這才有可能恢復和改善居民的生活結構體系。因為對每一個居民來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結構和人生軌跡，我們不能因為城市要發展就以城市更新的名義一夜之間將之解構與消除。

現代城市始終處於“社會與文化”的核心位置，是我們理解整個人類社會與文化變遷軌跡和把握未來發展趨勢的風向標，也是人、社會、環境多向互動的重要場所。

因此，在“現代性反思”的視野中，我們不僅需要重新考量中國現代城市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歷程、社會動力機制和文化影響力，而且必須把“城市”作為一個整體，不僅要放置到與經濟環境、人文地理、自然生態和政治格局的複雜關係網絡中予以重新定位，更重要的是要從城市更新的社會文化基礎出發，將人置於城市更新的中心地位，在夯實城市更新的社會文化基礎的同時，不斷實現人的自我更新與發展，從而在整體上推動整個城市的更新與人的全面發展。（本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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