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經史傳統與中國哲學”
學術研討會綜述
朱雷
來源：《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1期
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初一日甲戌
耶穌2018年10月9日
“經史傳統與中國哲學”學術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學會主辦，哲學所中國哲學研究室、《中國哲學史》雜誌承辦，於2017 年10 月28 日至10 月29 日在北京舉行。
本次研討會共收到論文100 篇，參會學者逾百人，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編輯共濟一堂，就中國哲學的學術思想、《中國哲學史》雜誌的發展等問題，各抒己見，建言獻策。
近些年來，經學研究的興起，是中國哲學研究界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如何把經學研究與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優秀傳統有機地結合起來，繼續推動中國哲學的發展，這是很多與會學者關注的論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李存山研究員發表了《經學傳統與中國哲學》一文，提綱挈領地指出了中國學術的經史傳統與當今中國哲學研究的關係。
李存山研究員指出，中國古典學術中雖然沒有“哲學”之名，但有“哲學”之實，經書以及子、史、集中講“天人之道”的“大訓”，就是中國傳統的哲學。
但傳統的經學是以聖人之是非為是非，而哲學則必須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當前的哲學研究應該對經學採取一種學術求真的評判態度。
中國哲學應該反思和繼承經學中的“常道”，又應“通古今之變”，對經學中過時的因素有所“損益”和揚棄，以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張志強研究員發表了《經學何謂? 經學何為? ———當前經學研究的趨向與“經學重建”的難局》一文，反思了當前經學研究的現狀，並提出對“重建經學”的看法。
張志強研究員指出，近十多年興起的經學研究潮流中，有一類“文化政治動力下的經學研究”，這種經學研究實際上不過是晚清今文經學、尤其是康有為今文經學的當代回聲，但康有為的經學模式，無法承擔時代寄託於其上的“經學重建”的任務。
康有為( 包括廖平) 的今文經學在作為“事”的歷史與作為“義”的孔子立言之間造成了一種對立關係，這種“事”“義”對立的思路勢必會帶來一種歷史的和文化的虛無主義。
這是當下經學重建面臨的難局。張志強研究員認為，當前需要重建之經學，應該是一種“事義兼備”“理事相即”之經學。
今文經學所強調的“孔子之義”，恰恰是孔子對三代歷史的損益檢討中總結而來的“百世可知”的創制立法的道理。這種道理離不開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歷史也正因為這種道理而不斷延續成為中國文明的歷史。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陳壁生教授發表了《晚清經學的體系化》一文，討論了晚清經學如何回應時代問題。
陳壁生教授認為，晚清開始的經學體系化，是面對文明更新的需求，將五經之義理、制度重新塑造成為一個消弭內部異義、經義相互貫通，並且可以重新塑造人心秩序與政治秩序的體系。
陳壁生教授主要研究了康有為和曹元弼的經學體系。
康有為的經學重建，是要在“鄭玄方案”中重新拯救孔子，也就是將經學從多個立法者、多套法度，純化成一個聖人、一套聖人之法，而且是徹底脫離歷史而只有大義的孔子之法，並使孔子不僅是“為漢製法”，而且是為萬世製法，使孔子重新成為現代中國的惟一立法者。
曹元弼的經學體系化，在於用“人倫”去通貫整個經學大系。晚清的經學體系化是我們目前重思經學問題的重要資源和鏡鑑。
以上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和立場進行的研究與討論，極富洞見和啟發，為當下繼續推進經學研究，給出了極為深刻和重要的思考。
在經學研究的熱潮中，禮學研究也得到了相應的重視。從中國哲學史視角進行的禮學研究，更加重視對禮學思想的理論分析。
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吳飛教授發表了《〈禮運〉首章再考辨》一文，通過仔細對照《孔子家語》與《禮運》兩個文本，分析《禮運》首章，指出不能簡單地把大同、小康之演變當做歷史演變的兩個階段，而要當做經學思想在歷史演進問題上的展開。
《禮運》所構想的，是一種以禮為核心的歷史哲學，而不是按照經濟、政治的不同形態構想的社會發展階段。
大同之世是禮制的最高境界，而在通常的歷史進程中，這只是一個美好的理想; 小康之世是三代聖王治下的狀況，是現實歷史中，通過制禮作樂約束教化人民，所可能達到的最高形態。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劉豐研究員發表了《“無體之禮”: 先秦禮學思想的發展與轉向》一文，在思想演進和發展的脈絡中對《禮記·孔子閒居》中的“無體之禮”思想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無體之禮”的思想，一方面表現出儒家在傳承“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的同時，更加註重探討這“三百三千”後面所蘊含的思想含義，重視禮的哲學思想構建; 另一方面，隨著孔子對禮容的反對，儒家對禮容的重視程度逐漸減低，一些擅長禮容的儒家學者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駁，禮容一派最終衰落。
先秦儒學的無體之禮思想，對於當今進行禮制的傳承與創新，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在儒家經典中，《周易》最富哲學性，也最受重視。
清華大學哲學系丁四新教授發表了《漢末易學的象數邏輯和思想主旨》一文，指出漢末易學認為應當根據天道來安排人間秩序和世間倫理，或者說人間秩序和世間倫理應當得到天道的肯定。漢末易學在重視名教和闡發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定之以“中正”“中和”準則，使得自身在價值觀上建立了被物事環繞的“太極”。
復旦大學歷史系鄧秉元教授發表了《易象與時間———關於易象學的論綱》一文。
鄧秉元教授首先基於相論視角，區分了人類知識體系中幾種對現象的代表性理解，並分別從熊十力、海德格爾兩條線索追問出德性易象學的基本思維方式;
進而通過《周易》卦序的詮解揭示出易象學的基本內涵，以及易象學對傳統中國學術的奠基意義;
最後從易象學角度初步探討了時間的意義以及歷史本身的先天結構，並對黑格爾、馬克思、胡塞爾歷史學說中的相關問題意識做出了新的詮釋。
如何對傳統經學的義理進行哲學化的詮釋和創造，是現代中國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當代的學者基於更為深入的西方哲學史視野，對經學傳統的哲學化詮釋，正日益深入。經學研究的興盛，已經成為推動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主要活力源之一。經學研究與中國哲學史研究正在形成齊頭並進、相互促進、有機融合的關係。
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優良傳統為當代的經學研究奠定了基礎，經學各領域的研究也推動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精深發展。
此次“經史傳統與中國哲學”學術研討會，對於中國哲學與經史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起到了應有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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