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間諜黃慕蘭的一生:四次結婚 兩入秦城

黃慕蘭:原名黃彰定,又名黃淑儀、黃定慧,出身於湘中名門,192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於北伐前夕在武漢投奔革命,擔任了漢口婦女部的部長。之後,黃慕蘭赴上海任中共中央書記處

秘書,兼機要交通員,併成為中央特科成員。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曾營救過周恩來、關嚮應等中央領導人。2011年7月9日,黃慕蘭在杭州度過了105歲生日。

2011年7月9日,黃慕蘭老人在杭州度過了她的105歲生日。

105載的人生歲月,當年這位美麗的“紅色女諜”究竟有過怎樣傳奇的人生?

出身湘中名門的黃慕蘭,曾是中共早期的婦女運動領袖和特科重要成員,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營救過周恩來、關嚮應等中央領導人,在隱蔽戰線屢建奇功。20世紀50年代,黃慕蘭因受“潘楊案”牽涉,兩度入秦城監獄,輾轉17年。20世紀80年代,她在鄧穎超同志的幫助下順利平反,並任上海市政府參事。1993年至今一直居住在杭州。

今年,是黃慕蘭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第85個年頭,從青春年華開始,她便將一生的命運、前途、婚姻、財產,甚至不惜拋夫別子,全身心地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她跌宕起伏的傳奇一生,是20世紀中國社會風雲和革命歷程的一個側面反映。周恩來曾稱她為“我黨百科全書”與“黨的奇兵”!令人稱奇的是,黃慕蘭還被郭沫若、茅盾等大文豪作為原型寫進文學作品中。中共特科元勳陳賡曾說:“黃慕蘭的一生是中國革命曲折發展的反映。”

黃慕蘭天生麗質,且秀外慧中,能力強,有魄力,曾給不少國共高層人士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三八”節,武漢舉行了幾十萬人的慶祝大遊行,國共兩黨的名流如宋慶齡等全部到場,那年剛20歲的黃慕蘭是大會的主席……

“地下奇兵”出自書香名門

1907年7月,黃慕蘭出生在湖南瀏陽北門外的一個開明之家。黃慕蘭的父親黃穎初曾經是譚嗣同的幕友,與譚嗣同一起辦過收養棄嬰的育嬰堂,並與許多民國政壇人物都有交往。12歲那年,黃慕蘭被父母送進湖南省省會長沙周南女校讀書。這所女校當時培養了一批在中國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學生,如向警予、蔡暢、楊開慧、丁玲等。黃慕蘭原名黃彰定,在讀《列女傳》中的《木蘭辭》時十分仰慕智勇雙全的花木蘭,參加革命後就改名為“慕蘭”。

“我的父母對我雖然寵愛有加,但還是不能擺脫舊的習慣勢力。他們誤聽媒妁之言,從小就給我定了親。”1923年至1925年,黃慕蘭曾有過一段短暫的包辦婚姻,“丈夫”抽鴉片、打丫鬟。黃慕蘭偷偷給父親寫紙條,要求以母病為由回家,從此再未回過婆家。

北伐前夕,黃慕蘭毅然剪掉長髮,在漢口投奔宋慶齡、何香凝領導的婦女運動,曾擔任漢口婦女部部長。憑藉著出眾的外貌、靈活的交際能力,黃慕蘭結識了社會各界的上層人士。生性多情的郭沫若把黃慕蘭化身為長篇小說《騎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先生寫《蝕》的時候也借鑑過黃慕蘭的人生經歷。

1927年“三八”節當天,黃慕蘭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與中共中央機關報《民國日報》總編輯、中共中央軍委機要處主任秘書和警衛團政治指導員宛希儼結婚。“我們結婚時沒有舉行任何儀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會議上公開宣佈的。同時,在報上還登了‘結為革命伴侶’的啟事。就是這樣一則簡單的啟事,對於我來講就是公開否定了我過去的包辦婚姻。”

7月14日晚,黃慕蘭夫婦接到黨組織的意見後乘最後一班輪船離開武漢前往江西。“希儼穿上長衫馬褂,化裝成個紳士或商人;我則梳個巴巴頭,裝扮成一個家庭婦女。”

到了江西大旅行社報到後,見到擔任地下黨江西省省委書記的陳潭秋,得知中央決定發動南昌起義,但是沒有被告知具體日期。“因為要從事長期隱蔽的秘密地下工作,組織上吩咐我們在南昌不要公開露面,不參與武裝起義的有關準備活動。”

黨中央有什麼文件要傳達或各地有什麼重要情況向中央彙報,都是在見面時轉遞的。“凡是中央發來的文件,我們都要再重寫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轉發給共青團江西省委。抄寫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那時學會的。”黃慕蘭記得,當年經常用米湯水在《聖經》中密寫文件、去小旅館對接頭暗號。至此,黃慕蘭開始了“潛伏”人生。“父母為我保守機密,對外說‘已出國留學了’。”

1928年,兒子出生才3天,宛希儼就被調往贛西南領導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4個月後犧牲。“希儼犧牲時才滿26歲,這是我生命中遭受的最嚴重打擊。這麼一個年輕充滿活力的生命從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對我的關愛與幫助,時時在我心頭湧現。我只有忍痛節哀,更加發憤地努力工作和學習,以在革命實踐中的奉獻繼續完成他未竟的事業,來報答他對我的恩情,告慰他的在天之靈。”

1928年12月,黃慕蘭接到地下黨組織調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員會機要秘書,成為中央特科成員。赴命前,她強忍喪夫別子的巨大哀傷,把剛斷奶的兒子送回宛希儼的父母家撫養。

在中央機關工作時,黃慕蘭遇見了在武漢時就認識的賀昌。賀昌在中共六大上和關嚮應同時當選為中央委員。見到黃慕蘭,賀昌勸慰她節哀順變,鼓勵她擺脫消極情緒。在賀昌的幫助和鼓勵下,黃慕蘭漸漸開朗起來,和賀昌的感情也日益加深。終於有一天,賀昌向她求婚。在徵求周恩來意見、得到組織同意後,黃慕蘭開始了她的第3段婚姻。按組織要求,她對外隱瞞了自己與賀昌秘密結婚的經歷,以宛希儼遺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開露面。

1929年1月,賀昌先後兼任廣東省省委宣傳部部長、廣東省省委書記,並全面指導了廣西左、右江地區的軍事鬥爭,特別是決定成立中共廣西前敵委員會,任命鄧小平為前委書記,幫助指導發動了百色起義。這年6月,黃慕蘭化名“劉阿秀”在滬東恆豐紗廠當學徒,在領導工人罷工爭取權益時被捕,囚於龍華監獄100天。在監獄中,她配合彭湃進行聯絡工作,組織獄中鬥爭。出獄後,她又隨賀昌調往香港(專題)。12月,她喬裝成貴婦,乘坐豪華遊輪,從香港運送共產國際撥來的鉅額經費到上海交給黨中央。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常委會決定派賀昌到天津主持北方黨的工作和武裝鬥爭。中共中央兩次電示廣東省省委,任命賀昌為中共順直省省委書記。為便於到北方開展革命工作和適應艱苦環境的需要,3月中旬,賀昌與夫人黃慕蘭忍痛將出生僅十幾天的兒子賀平,託付給工人出身的新任廣東省省委書記盧彪撫養,毅然離開香港。直到中華人(專題)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50年夏天,中央才把賀平從澳門接到北京,賀平才知道自己是烈士賀昌與黃慕蘭的兒子。

營救關嚮應的“女諜” 最先報告向忠發叛變

1931年,賀昌主動申請獨自秘密前往蘇區鬥爭,黃慕蘭再次面臨離別。

1931年1月,因“左”傾錯誤的影響,黨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壞,許多地下黨員被捕。組織看中了黃慕蘭的活動能力和社會關係,便任命她為中國人民革命互濟總會的營救部部長,與剛剛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漢年單線聯繫,承擔營救被捕同志的任務。

這年4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關嚮應在位於上海閘北區的寓所被捕。關嚮應當時化名李世珍,被捕時身份沒有暴露。幾天後,擔任中央保衛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漢口被捕,隨即叛變,不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幾乎所有機關及領導人地址,還將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領導人一一指認出來。情況非常危急!黃慕蘭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價儘快救出關嚮應。

當時,黃慕蘭打扮成上層婦女,出面去找一位名叫陳志皋的年輕進步律師。陳志皋出身於享有盛名的世家門第,家族背景雄厚,其父陳其壽在上海法租界當了18年刑庭庭長,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陳其壽很欣賞黃慕蘭,收其為乾女兒。陳志皋向父親提出,黃小姐有個遠房親戚叫李世珍,被當局誤抓,現關在龍華監獄,不知能否通融一下。陳其壽一聽,二話不說,一口答應了下來。在陳其壽的打點和疏通下,被關了近半年的關嚮應終於被放了出來。黃慕蘭和陳志皋親自駕車到龍華監獄將關嚮應接了出來,並在東方旅館包了房間替他接風洗塵。不久關嚮應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蘇區,擔任了湘鄂西蘇區的軍委書記兼紅三軍政治委員。

在營救關嚮應期間,陳志皋對美貌、智慧的黃慕蘭展開追求。1931年6月22日下午,陳志皋約黃慕蘭一起去看電影。因時間尚早,兩人便找了一家咖啡館坐了下來。兩人剛剛坐定,又有一人推門而入。來者叫曹炳生,租界當局的法語翻譯。他和陳志皋是同學,一見碰到了熟人,便徑直走了過來。

曹炳生無意間透露,當天巡捕房捉了一個共產黨的大頭頭,50多歲的樣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齒,一隻手只有4根手指。這個人架子蠻大,但一點兒沒骨氣,還沒用刑就什麼都交代了……”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黃慕蘭一邊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邊緊張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誰?等曹炳生一走,黃慕蘭便藉口頭疼,電影不看了,讓陳志皋將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電話通知了潘漢年。見面後,黃慕蘭說:“會不會是總書記向忠發?”“對,是他。他年輕時為了戒賭,將左手手指砍去了一個。那我就走了!”說罷,潘漢年急速跑了出去。

周恩來接到潘漢年的密報之後,立即搬家,中共地下黨的其他成員也紛紛轉移。

曹炳生說的那個叛徒正是向忠發。為了查實向忠發的叛變,周恩來一面派內線進一步打聽,一面派特科隊員在小沙渡路自己和向忠發的寓所附近埋伏、偵察。

那時,上海有一種挑著擔子流動賣餛飩的小販,都是在晚上通宵營業的,參與中央特科領導工作的康生派了兩個特科的同志裝成小販,挑著餛飩擔子分別到向忠發所知道的周恩來和李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觀察。果然,到夜裡1點鐘左右,看見一個人戴著手銬腳鐐,領著巡捕房的人來了,直接就用鑰匙開了周恩來家的門闖進去,他們自然是撲了個空。周恩來家只有3把鑰匙,他和鄧大姐各一把,還有一把交給向忠發,如果他倆都不在家,向忠發也可以打開門很方便地進去。很明顯,這帶了巡捕前去抓周恩來的叛徒就是向忠發。

向周恩來獻策 反擊“伍豪脫黨”謠言

伍豪是周恩來在“五四”時期用過的筆名。當時,天津學生聯合會與天津女學生組織的天津婦女界愛國同志會組成覺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覺悟》,要求所有的領導成員以筆名撰寫文章。考慮到將來組織要擴大,他們一共編了50個號碼,由成員們抓鬮決定自己為幾號。當時,鄧穎超抓到的是1號,就叫“逸豪”;周恩來抓到的是5號,就被稱為“伍豪”。年輕時,周恩來很喜歡“伍豪”這個名字,曾用它作為筆名在報刊上發表文章。

1931年12月初,主持中共中央軍委領導工作的周恩來在地下交通員護送下,由上海十六鋪碼頭乘一艘英國輪船到汕頭,然後從汕頭經潮州、長汀,於12月底安全抵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在周恩來離開上海中共臨時中央領導機關兩個月之後,1932年2月16日,上海《時報》等報紙突然刊登出一則“伍豪等聲明脫離共黨的啟事”,同樣內容的啟事在2月17日《時報》以及2月20日、2月21日的《申報》上又連續刊出。

在中共上層人士中,誰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來?雖然這則啟事沒有頓時造成什麼軒然大波,但也確實給輿論界帶來一片迷霧。當然,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則“啟事”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策劃的一個騙人的伎倆,目的是詆譭周恩來,製造混亂,瓦解中共地下黨組織。

當時,周恩來通過潘漢年找到黃慕蘭,說:“自從顧順章叛變後,敵人在四處造謠,說我已經叛變自首了。你能用什麼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闢謠,揭穿敵人這種卑鄙無恥的伎倆。”黃慕蘭凝神思索了一會兒,覺得周恩來五四運動期間在天津覺悟社的代號為“伍豪”,後來又作為在黨中央刊物《紅旗》雜誌和《紅旗日報》上發表文章時的筆名,為黨內外許多人所熟知,便馬上拿起筆來起草了一篇稿子:“陳志皋律師代表伍豪啟事:鄙人身體健康,希諸親友勿念……”

周恩來看後很滿意,誇獎說:“你真是我們的女諸葛,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啊!這件事就請你先去和陳志皋律師商量商量,看看怎麼能辦得既有成效又妥善無虞吧!”又說:“你工作做得很好,潘漢年同志也很機警能幹,你們倆配合得很好。黨組織會派人與你經常保持單線聯繫的,一定要自己小心,多加保重。”

告別後,黃慕蘭拿著起草的稿子找陳志皋商量。陳志皋欽佩伍豪寫的文章,但那時還不知道就是周恩來。陳志皋說:“能為《紅旗》的撰稿人辯護,是非常光榮的,我決不推脫!但是照這樣的做法,啟事一旦在報紙上刊登出來後,南京國民政府肯定會追究此事,向我查問:是誰介紹認識這個伍豪的?或是誰代表伍豪委託你代登這個啟事的?我可怎麼回答呢?先別忙,讓我再仔細考慮考慮,想出一個既能公開闢謠,又萬無一失的安全辦法來。”他建議代找在《申報》擔任常年法律顧問的法國律師巴和,代表周少山(周恩來的另一別名)登一個緊要啟事。

1932年3月4日,《申報》登出了《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243人脫離共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243人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

黃慕蘭晚年回憶說:“這個啟事沒有用伍豪的名義,而用了周少山的名義,又說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筆名。這個小動作很妙,因為啟事登出後,國民黨曾派人去找巴和,問伍豪在哪裡。巴和說:‘我的當事人是周少山,僅僅別名叫伍豪,你們要找的伍豪當然不是這個,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啟事,你們可以直接去找他。’這個啟事的內容,明顯地分辨出來2月份那個伍豪啟事是偽造的。”

在和陳志皋的交往中,黃慕蘭結識了很多上層人士,她不忘使命,在幕後策劃各方面的營救活動。與此同時,黨組織也加強了對陳志皋的爭取工作。

1933年,陳志皋正式向黃慕蘭求婚。但那時,黃慕蘭一直都對去蘇區後杳無音信的賀昌念念不忘,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為由拒絕了陳。但陳“竟咬破手指,在一條白手巾上書寫愛意”。黃慕蘭向組織傾訴了自己的苦惱。黨組織認為,在當時複雜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黃慕蘭與陳志皋結合,很可能會打開新的工作局面,黃慕蘭於是聽取了組織的意見,帶著“繼續支持營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後互不干涉個人行動、允許她將來與前夫遺孤相認”的3項約定,答應了陳的求婚。陳志皋迎娶了情緒複雜的黃慕蘭。蔡元培、沈鈞儒和柳亞子等名流證婚、做介紹人。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賀昌跟項英、陳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堅持游擊戰爭。1935年,賀昌在一次率領部隊向粵北邊區轉移時,在江西會昌河遭敵伏擊,被包圍了7天7夜,最後因糧盡彈絕腿部負傷而壯烈犧牲。

黃慕蘭與陳志皋結婚以後,1933年奉命脫黨,先後以銀行家、慈善家、國民黨特派員等特殊身份為中共工作,參與了“全國冤獄賠償運動”、營救“七君子”出獄、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線、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動,期間也曾再次遭受國民黨的牢獄之災。

1942年,黃慕蘭在重慶見到周恩來,周恩來表揚了她的犧牲精神。

20世紀50年代,黃慕蘭因受“潘楊案”牽涉,兩度入北京秦城監獄,輾轉17年。在“文革(專題)”之亂中,許多難友因過度憂鬱、神經受損害,有的竟失去了記憶力。但她當時卻樂觀地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她說:“我覺得軟禁在此,倒是使我們免受外面風暴衝擊折磨之苦,乃是對我們的一種保護,內心充滿著期待平反恢復自由的樂觀精神,因而思想開朗,並堅持勤練太極拳,故能保持身體健康。”20世紀80年代,她在鄧穎超的幫助下,順利平反,並任上海市政府參事。1993年移居杭州。

晚年,黃慕蘭一直低調地生活在杭州,她愛看電視,每天必看《新聞聯播》,對以地下黨情報人員為主角的電視劇很有興趣;還愛打麻將,中午必打一小時紙麻將。

黃慕蘭還愛寫詩,常常坐在灑滿陽光的書桌旁,寫上一兩首小詩。“一縷幽香,萬般情意,沁入柔腸千結。回憶北伐揚鞭,年少風光卓絕。壯志豪情報國心,如荼火熱。拋家出走忘朝夕,揮劍誓除荊棘。世間事,自多曲折。肝膽照,同仇巾幗。救死撫傷,神馳先烈。強敵崩潰,人民歡悅。又誰料風波再涉。感明鏡,鑑我無私,還我本來清白。”這是黃慕蘭老人在其自傳出版時寫的一首詩,寫出了她一生的忠誠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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