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的一場博物館大火，讓巴西的國家困境進入了無數人的視野。相比之下，剛剛結束的巴西總統大選第一輪，就顯得不那麼有“存在感”了。但這輪選舉讓許多巴西知識分子、政治人物和世界各地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氣——曾經是軍人的62歲福音派極右翼反建制候選人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拔得頭籌，差一點就拿到了直接當選所需的50%選票，將最大的對手——左翼的勞工黨的候選人哈達德（Fernando Haddad）甩在身後接近二十點。在月底將舉行大選第二輪，博爾索納羅很可能延續正熱的風頭，統治這個拉美最大的國家。
當地時間2018年10月7日，巴西里約熱內盧，極右翼總統候選人博爾索納羅。外界很多人將之視為特朗普與菲律賓口無遮攔的總統杜特爾特的“結合體”。“法西斯”的指控也屢見不鮮。本文圖片均來自視覺中國
翻閱博爾索納羅的發言記錄，可謂驚人，一方面他毫不掩飾地厭女、反同，另一方面他帶有強烈的懷念1964-1985年的巴西軍政府統治的傾向。曾任議員時，他曾鼓譟要暗殺民選總統，一度被暫停議員資格。此次選舉中，他聲稱要擴大警方執法力度，放鬆對國家暴力的管控。外界很多人將之視為特朗普與菲律賓口無遮攔的總統杜特爾特的“結合體”。“法西斯”的指控也屢見不鮮。
回看過去的二十年，正是巴西左翼政治獲得政權，一度成功，又跌入深淵的過程。2003年，勞工黨候選人盧拉當選巴西總統，之後開始了一系列進步主義的改革，縮小貧富差距，保障少數族群利益。之後盧拉的繼任者迪爾瑪·羅塞夫試圖延續左翼的政治影響，但在2016年因為一連串內外問題遭到政治對手彈劾，隨即下臺。其後，勞工黨十多年執政中遺留的貪腐問題被大書特書，備受民間支持的前總統盧拉捲入巴西石油公司貪腐案，於2017年被判刑12年。
在過去二十年間，巴西經濟經歷了從高峰到低谷的痛苦輪迴。在21世紀初盧拉執政的時代，巴西經濟飛速增長。藉助2000年前後全球範圍原材料價格高企的春風，大量出口原材料的巴西一躍成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政府宣佈，有接近4000萬人脫貧成為新中產階級。
然而，當原材料價格回落，巴西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也隨即浮出水面，經濟學家們認為1990年代開始巴西經濟就採取了錯誤的產業策略，過度注重原材料出口，忽略了製造業，創造了大量質量不高的就業。並且，從中右政府到中左政府的製造業策略，都不足以振興巴西經濟，而國際自由市場又使得政府只能在勞工工資水平等方面動刀，缺乏有力的經濟手段……
在糟糕的經濟環境下，巴西國內問題不斷爆發。2015年前後，巴西經濟增長連續數年只有負數。到了2017年3月，全國失業率達到了13.70%的高峰。隨之而來的是城市治安惡化，民眾感到缺乏安全感。盧拉時代塑造的新中產階級，更是反過來將槍口對準了曾經有利於自己的政治建制派，將糟糕的經濟問題歸咎於他們的腐敗和不作為。
在這種背景下，一向以“開放包容”著稱的巴西民風走向了保守和宗教。近年來巴西社會的一項顯著變化，是許多原先信仰天主教的人改宗，加入了新教福音派。據統計，巴西的福音派人口比例從1980年的6.6%上升到了2010年的22.2%。福音派相比天主教更強調個人成功和家庭價值，在社會問題上更加保守。這和大環境的變化是吻合的：2016年的一份調查顯示，54%的巴西人更傾向於傳統和保守，而2010年的時候這一傾向的人口只有49%。數字上的變化，體現了人們對秩序的渴望。而秩序的渴望，導向了對更強力的國家機器的想象。
然而，在巴西的政治傳統中，總統的權力受到長期以來“聯盟總統制”下弱政黨政治的牽制。在巴西，幾乎沒有政黨能夠在國會中實現簡單多數，國會席位被大大小小的許多個政黨瓜分，因而任何一屆政府都需要拉攏許多政黨盟友才能施政，也導致政治經常不暢。這意味著總統的政治和經濟政策施行起來充滿妥協，也意味著就算新的總統有無數野心，也未必能在各方面都有空間施展。相比之下，調動武裝力量展現國家力量，似乎更容易操作。在博爾索納羅看來，“政治正確”和“人權”語言，是阻礙他如此施政的兩大阻礙。
如今的巴西人，漸漸已經沒有了對當年軍政府的記憶。1964年成立的軍政府，源於巴西軍方、右翼政治力量和美國政府不願意見到一個左翼傾向的政府在巴西穩固控制國家。在隨後的二十年中，軍政府一方面施行獨裁，控制輿論，逮捕乃至處決政治反對派，另一方面則大推經濟私有化，帶來的是巴西經濟的騰飛。但經濟發展的代價，是土地大亨、產業大亨、國家精英與底層民眾、少數族裔之間的階級鴻溝極度擴大併成為長期困擾國家的結構性問題。但在很多巴西人看來，軍政府意味著一個可以懷念的黃金時代，一段懷舊想象中美好的逝去時光。
博爾索納羅的經濟政策很可能採用擴大私有化，鼓勵資本和壓制工人權益的做法。這些手段的確有可能提振經濟，但也很可能為更長遠埋下更難解決的政經結構性矛盾。但如今，人們已經不相信傳統的建制政治力量能解決問題，正如盧拉在民調中獲得的40%支持率在哈達德這裡只剩下29%，人們似乎更願意相信一個擁有超凡魅力的個人而非一個政黨。
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佩巴特（Peter Pál Pelbart）教授如今任教於巴西的聖保羅天主教大學哲學系，他在巴西生活了三十餘年，是投身社會活動與公益事業的一位巴西知識分子。他還參與了一個組織精神疾病患者表演戲劇的劇社“Companhia Teatral Ueinzz”。在2018年世界哲學大會期間，我們有幸在北京結識了他，巴西大選之際，我們和他討論了巴西的文化、歷史記憶與這次大選前後展現出的政治生態。
佩巴特（Peter Pál Pelbart）教授。
大火的隱喻
澎湃新聞：一個月前巴西國家博物館的大火在中國引起的關注遠遠超過這次選舉。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有人認為這場火災標誌著巴西新興國家的“大國地位”不再，會極大影響巴西未來的文化定位和文化走向。你怎麼看待這樣的評價？在巴西當地人看來，這場博物館大火究竟意味著什麼？
佩巴特：這場火災對於許多巴西人來說毫無疑問是十分令人震驚的。但據我所知大多數人之前並不知道有這樣一座博物館。甚至可以說，一場毀掉了它的大火反而向大眾揭示了它的存在。
這座博物館內收藏了很多原住民的文化歷史資料，這讓這座博物館跟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有著特殊的聯繫。我的朋友愛德華多·維未洛斯·德·卡斯特羅（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是一位研究亞馬遜印第安人的人類學家，他正是供職於這家博物館。他對這場大火的評論耐人尋味，認為應該留住這片火燒廢墟，做為一種紀念，讓人們銘記，而不是重建它然後忘卻這座博物館和它所象徵的歷史，那是在所謂“大航海發現”之前就存在在這裡的文明。廢墟紀念這場火災的同時，也紀念當地當地印第安人被滅絕的歷史，暗示殖民時代之前這片土地的狀態。可以說，這象徵著一種“雙重滅絕”。
火災過後，巴西的很多媒體發表言論聲稱“這是一個沒有人去的博物館，火災是小眾事件，大眾並不關心，讓我們不要討論它了”。我認為這種態度本身就是近年來巴西社會“新法西斯主義”的一種表現——所有少數群體都是不重要的。一方面，關注這一事件的少數派是知識分子階層；另一方面，這個博物館對作為少族群印第安原住民是非常重要的，是他們文化遺產的重要見證，也是他們瞭解自身歷史的入口。所以，這絕不是一個知識分子議題。
這場大火是一個隱喻，象徵著巴西這個國家在各個方面進行“自殺”。從2016年巴西首位女總統羅塞夫（與盧拉同屬巴西勞工黨）被彈劾開始，我們就逐步見證這個國家一步一步系統性的衰退：醫療、教育等社會權利的喪失，對LGBT、黑人、印第安原住民等少數族群的犯罪率的飆升。盧拉執政期間（2003-2010），少數族群的權利非常被重視，他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近兩年，此前的遺產系統性地被摧毀。這場大火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巴西目前所發生一切的象徵——未來的毀滅。
當地時間2018年9月2日，巴西里約熱內盧，巴西國家博物館發生火災。
澎湃新聞：根據你的觀察，巴西是否存在或者說努力建構一種思想文化上的認同和凝聚力？
佩巴特：我不認為有一種所謂的“巴西認同”。這可能是一件好事。要知道，巴西的歷史是由印第安原住民、入侵的葡萄牙人、作為奴隸而來的黑人、日本移民、意大利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等不同族裔共同構成的。我們沒有國族認同，所謂國族認同是一種給精英階層賦權的“政治發明”，以將其權力凌駕於我們的多樣性之上。為們不需要巴西官方歷史所試圖灌輸給我們的保守的國族認同，我們應該足夠強大的面對我們的多樣性。
巴西的重重社會危機
澎湃新聞：現代巴西對外界還有一個鮮明的形象，那就是兼容性極強，似乎不同歷史文化背景和膚色的人，包括移民和原住民，都能友好相處。在你看來，是否真的存在這樣一個（相對）和諧的巴西？
佩巴特：當然不存在。這絕對是統治階層試圖保持的一種虛假的和平幻象——宣稱我們沒有種族問題。在巴西，黑人如果偏安於他們所“屬於的”底層，做著最低薪的工作，那就沒有任何種族問題；然而如果他們跨越階層，接受高等教育，試圖再公共領域為自己進行言說，就會在白人所主導的精英社會中造成巨大的張力。在盧拉執政期間，黑人整體在經濟地位上有顯著提升，他們開始旅行，開始進入過去幾乎全部是白人的機場空間。這讓那些白人精英們高度緊張，他們不能接受這些貧窮的黑人在飛機上坐在他們身邊。所以巴西種族和諧的前提，是黑人待在他們本來該待的位置，做現代社會的“奴隸”。這也是一個歷史上蓄奴制的結果。
巴西前總統盧拉。
澎湃新聞：巴西作為一個天主教人口最多國家，呈現出一種不同宗教信仰多元共存的現象，天主教徒、新教徒、猶太教徒、佛教徒、穆斯林和黑人坎東佈雷教徒……甚至可以生活在一個街區。也並沒有歐洲近年來屢次呈現出的不同族群融合過程中所爆發出的問題。
佩巴特：這個的確是。巴西社會對不同宗教的開放性很強。猶太教、伊斯蘭教、非裔族群的宗教信仰（afro-descendant religion）都很和諧，但是近來迅速興起的基督教福音派卻表現出高度對後者的不寬容。不過即便如此，巴西比起歐洲來，還是有很好的多元文化融合的傳統，因為歐洲宗教和族群的同質性非常強。
傳統上，巴西的天主教影響最大，但是現在不確定了，因為福音派（新教保守主義）近年來在巴西漲勢迅猛，很多以前的天主教徒都開始皈依福音派。福音派是“成功神學（Theology of Prosperity）”，而不是“解放神學（Theology of Liberation）”，信仰者期待通過信仰福音派變得更富有、有更多的機會。變得有錢在福音派那裡是上帝對個人的愛的象徵。福音派帶有這種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人們無論貧富都給教會捐了很多錢，他們修建了非常高大的教堂。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福音派是一種關於成功，關於賺錢的神學。你掙得越多，你越覺得神愛自己。
曾經，三十年之前，解放神學在拉美很盛行，那是拉美一直以來強大的左翼教會的傳統，在巴西有很強的解放神學的影響。那是在教會內部的運動。教會很左傾，在窮人中間做了很多工作，組織他們團結、抵抗。但是當非常保守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上臺後，他“清掃”了巴西的教會，驅逐了很多解放神學一脈的主教，改變了整個情況——要知道，德國和波蘭的教會都是反對天主教的左翼傾向的。
於是，在這之後，左翼教會身後留下了一個大真空。福音派正是這樣進來佔據了這個位置的。但他們採取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他們嘗試展示怎麼致富，怎麼變得有錢。
巴西福音教教會
澎湃新聞：巴西的貧富差距，包括像里約這種中心城市的巨大貧民窟，令人印象深刻。與之相對應的是城市中迅速興起的新中產階級。你覺得這種鮮明的貧富差距的形成原因主要是什麼？
佩巴特：我不知道這個數據準不準確。在巴西大概2%的人擁有社會50％的財富，貧富差距還在增大。盧拉執政期間，他很善於調節不同群體利益，這可能巴西曆史上是唯一一屆政府，有錢人和底層的財富在那期間同時增長。在巴西曆史上，我們從沒有過革命傳統，沒有過政治格局的斷裂，讓利益得以重新分配。不論誰掌權，大結構中的利益格局都是在延續的。當然，盧拉曾經證明了即便不徹底破壞這個系統，還是有作出重大改革的空間。但是現在發生的一切正告訴我們，這是不夠的。
澎湃新聞：今天左翼的退潮和右翼的崛起，是不是有點像1990年代右翼退潮，左翼崛起的故事？只不過是反過來了。是不是可以說，當時左翼上臺執政後，並沒有真正改變之前長期右翼執政的整個社會結構，或者說左翼政府和其所繼承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有著本質的衝突，無法使之服務於資本主義再生產以外的目的？
佩巴特：我有一個研究思想和社會的朋友正在嘗試解釋為什麼左翼沒有準備好面對一場危機。左派沒有準備好更新它自己的力量來應對新的情況。所以導致所有的不滿都導向了右翼政治。
我同意你說的。左翼政府可以說是在他們的符號、語言，和部分領域上——比如教育等等，是革命的，進步的。在幫助窮人上，他們提升了四千萬人的生活質量。但是另一方面，在一個消費主義的社會中，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很強的。而左翼政府沒能在這些領域展開工作，沒能和左翼的運動走到一起。我覺得左翼的建制化的確消滅了他們的想象力，他們和大銀行、公司開展了合作，沒法觸及最根本的問題。我一直都說盧拉做的不夠，儘管我也一直支持他。
“我們會看到一個人民選出的獨裁統治”
澎湃新聞：這種種的社會問題把巴西政治推往了一個很右的方向。和這次席捲幾近半數選票的右翼候選人博爾索納羅一樣，目前被拘押的前總統盧拉也是一個非常有號召力的克里斯馬型領袖，他們一左一右卻都得到將近一半的支持率。你會認為博爾索納羅和盧拉的支持者們有重合嗎？如果有的話，怎麼看待這種重合？
佩巴特：這有點難說，因為兩個月之前，民調顯示盧拉能拿到40的票，而阿達特現在只有29%。也就是說他沒能拿下之前全部給盧拉的票。這當然跟盧拉的個人魅力有關——沒人會忘記他的政府和他的歷史。他越是進監獄，窮人就越覺得和他在一起。我覺得大部分窮人還是跟左翼站在一起的。對盧拉的仇恨主要是中產階級、上層經濟和媒體。
當地時間2018年10月7日，巴西聖保羅，巴西大選第一輪投票當日舉行。
澎湃新聞：博爾索納羅是個非建制的、軍事背景的候選人。他有很多懷念軍政府的言論，也著力扮演一種強人形象，很多人都擔心巴西要進入某種威權乃至強人獨裁的政治了。
佩巴特：是的，和之前的軍政府（1964-1985）不同，這次很嚴重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會看到一個人民選出的獨裁統治。它不是通過政變，而是由自由選舉誕生的——誕生於仇恨，誕生於清除少數群體，反對黑人，反對女權主義，反對LGBT群體的渴望，它反對各種各樣的人民的運動。這是一波海嘯，右翼法西斯主義的海嘯，而且聲勢巨大。我們很擔心我們會失去我們過去得到的很多東西。
澎湃新聞：在選戰中，軍政府統治的20年的記憶對人們來說意味著什麼？為何在軍政府結束三十多年之後，人們又開始接受一個軍人出身的強人形象？
佩巴特：要知道在巴西，我們對政治歷史的記憶是很碎片化。遺忘歷史，抹去歷史記憶，可以說是巴西的傳統之一。和中國相比，我們的歷史覆蓋的時段很短，只有大概500年上下。但是巴西人的歷史意識很特別，他們抹去了印第安人——他們不是巴西的主流人群。他們還把奴隸制和對印第安人的屠殺歷史正當化了（naturalize）。於是，這些歷史都不在這個國家人們的歷史意識中存在了。年輕人不在乎這些歷史。而他們今天想要的是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能讓一切都在秩序下有條不紊。而媒體則不斷給人們提供一種感覺，一種整個社會亂成一團的感覺。所以人們覺得需要一個政治強人來領導。這就是為什麼今天軍隊背景的人可以被接納為候選人。人們想讓他們來解決問題。也就正是這幾個月甚至這幾個星期，對左翼的憎恨在快速增長，右翼則藉助了這種極端的感受。
比如在學校裡，學生近年來一直接受這樣的性別教育：人有不同的性取向，有異性戀的，有同性戀的，這是一種人們選擇自由，不應該有針對性少數群體的仇恨和歧視。但是現在，這個“未來的右翼政府”開始宣傳，開始恐嚇父母。他們說，你們的家庭被左翼威脅了，學生們在學校學的是怎麼樣變成同性戀。這種宣傳非常有效果，很大一部分人現在站在了福音派的那一邊。
澎湃新聞：有趣的是，儘管博爾索納羅的形象非常厭女，他還是拿到了很多來自女性的票倉。這是否也跟福音派的盛行相關？
佩巴特：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博爾索納羅主張保護家庭生活。他誇大兒童教育等等領域對傳統家庭的威脅。可能是這種宗教保守主義和家庭的結合為他提供了支持。他們會說左翼很壞，太嬉皮士，不虔誠，會帶壞孩子，他們不組建家庭，等等。這些話語可以把女性帶上這條路。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比起中產階級，底層皈依福音派的比例要小得多，福音派承諾的圖景非常符合中產價值。
同時，福音派還在呼籲解除槍支管制，這樣人人就可以“自己拿槍保衛自己”，於是我們看到宗教保守派和大軍火商站在了一起。同時還有農業巨頭企業，和前兩者結成了同盟，即宗教-軍火-農業資本的同盟。而與此同時，軍方和媒體之間也形成了一種同盟關係，要改變這種現狀很難。
澎湃新聞：在巴西，許多媒體是右翼和大資本掌握的？
佩巴特：是的，過去這些年的左翼政府從來沒有勇氣觸碰媒體的利益。這可以說是一個政治錯誤。這些媒體可以在一些時候對左翼比較溫和，但這只是暫時的。現在他們就集中火力對付左翼了，不僅僅是政府，還有左翼的理念，左翼的文化。
不過正如德國詩人Friedrich Holderlin所說，“黑暗的時刻也是救贖的時刻（where the danger is, also grows the saving power）”，我們還有很多不同層次的可以抵抗的網絡——有有關族群的、文化的、衛生的，醫療保障話題，等等。還有大學，邊緣群體，窮人，黑人，等等。我們有一系列的小運動的集合，活動家。所以就算博爾索納羅上臺，我們會有一些糟糕的狀況，但仍然會有反抗的空間。最近就有女性發起了一個“他不行”運動來抵制博爾索納羅。女權主義運動在這方面的領導力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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