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站臺》劇組之前，她無意中看到報紙上一則女演員受騙的新聞，因此還特意隨身帶了一支小電擊棒。
記者／張星雲
趙濤
即興
拍《江湖兒女》時，趙濤向賈樟柯提了一個要求：女主角巧巧出獄後前往重慶奉節尋找男友斌哥的過程，能不能保留《三峽好人》中女主角的造型，繼續拿著一瓶礦泉水。
賈樟柯當時覺得可拿可不拿。“拍《三峽好人》時我讓她一直拿著一瓶礦泉水，是因為我拍戲很注重體感。我們不停給她做汗，她頭髮絲總是黏在臉上，一直拿瓶子在喝水，那樣才能把三峽那種悶熱的感覺拍出來。但對我來說拍《江湖兒女》可拿可不拿，無所謂，因為我有別的方法來展現體感。”賈樟柯在接受本刊採訪時回憶。
但趙濤還是堅持想拿。她告訴賈樟柯，是因為有一次在《三峽好人》上映後接受採訪，有人問為什麼趙濤老拿著個瓶子，賈樟柯當時開玩笑地說那是她的寶劍，她是個俠客，她得拿著它闖天下。“她說，那個時候她其實聽了心裡動了一下，覺得我應該早點告訴她，她會對這個瓶子有些發揮。所以這次她說她想再拿瓶子試一試，我也不知道她會有什麼表演。”賈樟柯說。
趙濤拿瓶子拍的第一場戲就是巧巧去重慶找斌哥。斌哥的辦公室外有一扇玻璃自動門，裡面可以控制開關，外面控制不了。趙濤隔著玻璃門與秘書交涉，秘書有點不耐煩，從裡面控制把門關上，玻璃門要關上的一剎那，趙濤掏出瓶子伸到門縫中，自動門受阻後又打開了。“在現場我和攝影師還有燈光師都驚著了，覺得這個處理太好了，那扇門關上，她可能就找不到她男友了。”賈樟柯說，之後那瓶子真的發揮到了極致。趙濤和徐崢在火車站那場戲，原本徐崢伸出手，與他關係曖昧的趙濤猶豫一下，然後拉著他的手一起走上火車。“實拍的時候，她突然拔出那個瓶子，徐崢反應也很快，直接伸手拉著那個瓶子和她一起上了火車。”
趙濤在《江湖兒女》中把礦泉水瓶發揮到了極致
“我覺得趙濤在我電影中真正當女主角是從《山河故人》開始的。之前的電影完全是男性視角，女性角色非常弱，給她的空間也很小。而在《江湖兒女》，我確實被她對細節的直覺和想象力給震撼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好演員能夠豐富電影的東西，因此她在《江湖兒女》的表演放在全世界範圍都是值得驕傲的。”
其實這種即興發揮是趙濤與賈樟柯一直以來的合作方式。趙濤還記得18年前第一次出演賈樟柯的電影《站臺》，開拍兩個星期之後，賈樟柯就把劇本全部否定了。趙濤只能從零開始表演，完全即興的臺詞和動作，拍攝的高度自由對素人演員來說是不小的挑戰。趙濤向本刊回憶說，令她印象最深的是她和楊荔娜兩人坐在床頭抽菸的那場戲。拍攝當天賈樟柯向她們兩人說戲時就要求了三點：第一是談一下張軍，因為張軍在戲中與楊荔娜是戀愛關係；第二是要抽菸；第三是要畫眉。
於是開拍後，兩人就開始天南海北地聊，聊一會兒，抽一會兒煙。開拍前片場的美術沒把眉筆削好，特別滑，結果楊荔娜給趙濤畫眉的時候，趙濤張口就說：“你都把我眉毛畫疼了，你別給我畫這麼難看。”等被要求的內容都演完了，她們發現賈樟柯並沒有喊停的意思，讓攝影機一直開著。於是趙濤和楊荔娜只能繼續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聊下去，相互找話題。
當時是用膠片拍攝，一本膠片時長10分鐘，最終那場戲就演了10分鐘。“整個表演都是即興的，我倆的所有反應都是一種非常直接的反應，就是兩個小女生偷偷地在房間裡面邊抽菸邊竊竊私語，現在回過頭來看特別好。”趙濤說，“我一開始還有一點約束感，後來我覺得我就在演自己。可能是性格的問題，我不太喜歡被束縛在某一個地方，會覺得施展不開。這種即興表演的方法對最開始完全不瞭解表演這個行業的我來說特別好，讓我以相對放鬆的狀態進入。可能導演也覺得這樣的方法特別適合我，而我的很多反應也特別能夠吸引導演，讓他覺得每個即興的點都很亮。”
舞蹈
面對賈樟柯的鏡頭，趙濤最初感受到的是自由，而她也深知這種自由的來之不易。
出生于山西太原的趙濤13歲就夢想成為一名舞蹈演員。初中時她不顧父親的反對偷偷報名了舞蹈課，父親知道後，第一次打了她，兩人一年沒說過話。後來趙濤考上了山西戲劇學校學舞蹈，離開父母獨自求學；6年後，她成為北京舞蹈學院民族舞專業1996年在山西錄取的唯一考生。然而她曾經夢寐以求的學校和專業，卻在那時成了噩夢。“學習舞蹈很艱辛，它不光是對身體的折磨，我覺得還有對精神的控制。我小時候還不太懂，老師說東就往東，說西就往西。但我上大學後，心智方面開始成熟起來，就會覺得自己被禁錮了，話也不想說，事也不想做。以前我認為舞蹈是個我特別喜愛的事情，但那時舞蹈卻成了痛苦。”
作為被百般壓抑的學生，也許最好的逃離辦法，就是成為老師。趙濤回到老家，在太原師範學院擔任舞蹈老師。“我學了十幾年舞蹈，身體裡儲存了很多東西，面對學生我終於找到釋放的出口，我基本不用備課，我教課時的嚴格程度不亞於以前我上課時老師對我的嚴格程度。”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她遇到了來學院為《站臺》尋找演員的賈樟柯。當時賈樟柯因《小武》在國際上獲得認可，下一部片得到了外國製片公司的投資，打算在太原師範學院找一名舞蹈系的學生做片中女演員：會跳舞，能說山西話，長相像70年代的人。
賈樟柯覺得趙濤真正成為女主角是從《山河故人》開始的
“其實就是很正常的一個上課日，那天正好是我的課，當時系主任和我說，有一個導演來選演員。這種形式在我們舞蹈學院也經常會遇到。”趙濤記得，當時她正在給女學生們上課，進來一堆男人，不是光頭就是留長髮的。趙濤看學生們有點緊張，就把她們集合起來，與大家閒聊：“跳舞時你們要學會融入感情，用感情來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後來她聽賈樟柯接受媒體採訪時她才知道，正是自己對學生們說的這句話打動了他。課後副導演過來和趙濤說，賈樟柯想和她合作。“然後他們開始和我聊電影，聊柏林電影節，這些我全都不懂。他們走後，我也就沒再想這些事。”
三個月後，趙濤被通知去劇組參與《站臺》的拍攝。
“那時我對電影演員的理解全都來自於娛樂報道，演員們穿著漂亮，走紅毯拿鮮花，珠光寶氣的。”進劇組之前，她無意中看到報紙上一則女演員受騙的新聞，因此還特意隨身帶了一支小電擊棒。“要真是那樣的話，我是絕對不會讓別人得逞的。”電影拍攝那些天，趙濤每天早上5點起床，手腳在寒風中被凍得僵硬，手凍到連廁所都沒法上，她這才發現，娛樂報道中光鮮亮麗的演員形象都是假象。
正是在劇組，趙濤體會到了與從前完全不一樣的經歷。當時賈樟柯29歲，是全劇組最年長的，其他人也基本都是賈樟柯不同時期的同學。“大家在一起，我覺得只有導演喊開始的那一刻才是工作，其他時候都是在玩，不停地玩，特別開心。每天拍完戲，我們會找一個館子喝酒，吃涮羊肉，那時汾陽的館子也不是特別多，每天我都感覺在吃婚宴一樣。”
後來錄音師張陽不知從哪裡找來很多氣槍和水槍，突然間整個劇組除了演員每人背一把，導演只要一喊停，子彈就從四面八方飛出來。“那些子彈在我眼前飄來飄去，但沒有一顆打在我身上。我就看著他們，心想這些人在幹什麼呢，都比我年長怎麼還都這麼能玩。”直到有一天一顆氣槍子彈不小心碰到張陽眼睛，他特意回北京看傷，導演才要求大家不許再玩氣槍了。
“那時拍戲的壓力其實都在導演身上，我們演員完全沒有壓力，特別開心。劇組當中很多年輕人都是從外國有名的學校學電影后回國的，他們在汾陽一起做這個事情，我挺佩服他們的。那種無拘無束讓人很放鬆。”趙濤特意準備的那支電擊棒，也沒用過，後來一直被她當作手電筒。
世界
《站臺》拍攝結束幾個月後，賈樟柯告訴她，《站臺》入選威尼斯電影節，“你到時看，那是座意大利的美麗小鎮”。
那是她第二次出國。她到太原師範學院時的第一年暑假，系主任曾帶著老師學生們去意大利參加一項國際舞蹈節，那次她們在意大利待了一個月，到處演出，但沒有去威尼斯。“當時我不知道威尼斯是什麼樣子，我印象中是個海邊城市，而我對電影節一點都不知道。”臨出發前，趙濤覺得還是需要準備點什麼，於是特意買了條裙子。到了威尼斯第二天，photocall的環節她就穿著那條裙子配上球鞋拍照去了。
威尼斯電影節結束後，她和賈樟柯在巴黎短暫逗留，再準備去多倫多影展為《站臺》做宣傳。“當時巴黎天氣已經挺涼了，下著小雨，我們採訪完，往酒店走，路過蓬皮杜藝術中心旁邊，發現人們排著長隊。我當時以為肯定是買衣服或者什麼東西的，完全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人冒著雨排著長隊看電影。”他們走近隊首才發現，電影海報上寫著《一一》兩個中文字。“在國外待了一陣，能看一部中文電影特別開心，當時導演給我介紹，我對楊德昌根本也不瞭解。”
趙濤告訴我，那是她第一次在電影院裡“那麼正式”地看一部電影。“以前在太原，電影院裡都是24小時循環放一部片子，你花15塊錢隨時進去，隨便看。”而《一一》放完之後，全場觀眾靜默了幾十秒鐘，然後突然開始鼓掌。
“我頭一次看完電影之後內心那麼不安，有好多話想說但又不知道該怎麼說。大概幾天後，我才有點消化過來，才和導演說，《一一》真好看。那是一種特別溫暖特別心痛的感覺，當那個媽媽最後準備出家時，當男主角又遇到自己年輕時候的戀人時，我就覺得好像臺灣人跟我的生活也差不了多少，每個人都要面對各種各樣的生活。”直到現在，《一一》都是趙濤最喜歡的電影之一。
那次電影節之後，趙濤回到太原師範學院繼續當舞蹈老師。
2001年，賈樟柯再次找到趙濤出演《任逍遙》，《站臺》中的文工團女孩尹瑞娟轉眼變成了城市角落裡毫不起眼的野模巧巧。如果說尹瑞娟還是賈樟柯集體記憶中不具個性的文化符號，那巧巧則是從當下泥土中生長出來的現實，趙濤也遇到了自己演員生涯的第一次挑戰。“在《站臺》中，面對鏡頭我從不緊張，我就演我自己。但是到了《任逍遙》中的巧巧，那個角色完全是我塑造出來的，因為她的生活經驗和我不一樣，比如去夜店，比如有個黑社會大哥男友，比如穿著那麼豔麗顏色的衣服背個塑料包。”
演員生活讓她獲得了更廣闊的感受，趙濤頭一次超越了自己的人生經驗。“我以前的視野是狹隘的，不太喜歡去關心別人，如果我只在舞蹈學校裡，當我40多歲的時候，我會是個系主任。但我演電影之後，開始跟著導演進入到很多我不認識的人群裡，滲入到了他們的家庭生活和情感世界裡，我發現這些人帶給我的更多是善良，這讓我的視野變得開闊了。其實汾陽有多小，太原有多大。”
兩次合作後的賈樟柯對趙濤有了更多的肯定，電影宣傳期大巴車上的一次閒聊，趙濤談起自己曾經在深圳世界之窗藝術團打工時的經歷，給了賈樟柯創作的靈感。半年後，賈樟柯給她看了新寫的劇本，“我一看世界之窗，太好了，是這樣子的”。
《世界》依舊是群像演繹和時代變遷中的男男女女，片中的趙小桃依舊被生活夾在左右兩難中間。電影讓觀眾在世界公園裡看燈紅酒綠，作為一個十八線演員，趙小桃想潔身自好，卻身不由己，周遭的朋友們出賣自己的身體，她卻堅決固守這一僅有的資本，直到用死亡來結束生命。片中的趙小桃與真實的趙濤有幾分相同之處，人們不得而知，但在創作過程中，賈樟柯依舊賦予了趙濤足夠多的自由。
《世界》成為賈樟柯首部在內地公映的電影，直到此時，很多太原舞蹈學院的學生才知道趙濤不光是位老師，也是個演員。電影入圍了威尼斯電影節的競賽單元，之後又在西班牙電影節摘得獎項。賈樟柯不再是地下導演，人們也開始關注他的女主角。一些評論開始稱讚趙濤的表演像新浪潮時期的演員一樣自然而靈動，更多的還有談論，好奇，甚至非議，是關於一個男導演與一位女演員之間的情愫。人們提起她，是“賈樟柯的女演員”，偶爾也會是“演員趙濤”。
演員
就這樣，拍電影、戛納紅毯和太原舞蹈老師的雙重生活她一直持續了6年，直到2005年賈樟柯開始籌備《三峽好人》，趙濤才辭去了太原師範學院舞蹈老師的教職。
“後來在學校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我要不停地請假，因為要拍戲，還要去電影節宣傳。我覺得我欠學生的課實在太多了，根本補不回來。我經常回去一補課，就是一兩個月都不帶停的，學生也很累，填鴨式的教育只是為了緩解一下自己當時內疚的心情。孩子們一生只上一次大學，四年，我一請假就請兩年。”
在此之前從沒有人建議過她成為職業演員，她也從沒有和賈樟柯聊過這個決定，即便當時他們已經進入一種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因為跟賈導聊也沒用，你不能要求說以後你的戲都得我來，也不可能，因為我不是說這種話的人，我們都覺得導演是個做大事情的人。所以我更多是跟父母溝通吧，但他們就覺得大學教師這麼穩定的工作，別人找都找不到，你怎麼還要辭職。”
2005年趙濤從太原來到北京，正式成為一名職業演員。她首先想到的是去上一個專業表演課。她當時特意找到賈樟柯和顧錚，問他們倆去哪裡學比較好。“兩人給我的答案是統一的，說你千萬不能去學，保持你自己就好了。”
《三峽好人》在柏林拿了銀熊。賈樟柯說趙濤在片中的演繹“像舞蹈一樣”，通過一個演員的創造拍到了一個普通女性的美麗。但在片場，卻完全是另一種景象。
賈樟柯原本計劃拍畫家劉小東的紀錄片《東》，等他到了三峽後，才產生了拍《三峽好人》這個電影的想法。匆忙籌備，沒有劇本，賈樟柯只給了趙濤一張紙，上面寫著：人物沈紅，護士，從山西到四川來找男人。這給她帶來的是絕對自由的表演以及導演絕對主觀的評判。“我覺得最大的痛苦就是沒有劇本，我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演什麼。導演在現場說讓我從那邊走到這邊，好，沒問題，但我不知道我演的這一場戲的前面是什麼，後面是什麼。這個也沒法問導演，因為他腦子裡也沒有具體的前和後。”
電影拍攝期間趕上三峽沿岸拆遷工程，進度緊張使得賈樟柯對趙濤也鮮有耐心。很多場戲他們出現衝突時她都想一走了之。以往拍戲時的輕鬆快樂不復存在。“沒有劇本，加上工期趕，所以我覺得挺遺憾的，在那個電影裡面發揮不是特別好。”趙濤也開始質疑，自己在電影中的存在是否是一個標籤，她作為演員又如何得到認可。
為了尋找自我認同，她嘗試“出走”，離開賈樟柯，拍攝電視劇，與外國導演合作。
2010年，趙濤先是與英國導演朱利安合作，和張曼玉合演了具有實驗性質的裝置藝術電影《萬層浪》，她在其中出演了一個只有肢體語言、沒有臺詞的角色。隨後她又與意大利導演安德烈·賽格亞合作意大利電影《我是麗》，飾演流落意大利的中國移民。
這是趙濤第一次與別的導演合作。與賈樟柯隨時推倒劇本重寫的即興風格不同，意大利導演賽格亞的拍攝永遠按部就班地進行，製作安排也很周密。趙濤已經提前要來全部的意大利語劇本，不僅死磕半年把自己的臺詞背了下來，還請人把搭戲演員的臺詞用中文一句一句標好，沒有自己的章節，也寫好中文段落梗概。但這種按部就班也並非趙濤完全適應的，她常常在片場主動向導演要求是否可以不按排練時的演，臨時加入一些即興發揮。
趙濤不僅通過《我是麗》在意大利獲得三科影后，也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賈樟柯。“跟其他導演合作之後就會發現，其實賈導不是一個特別常規工業體系裡的導演，但是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所以對我來說就成了一種正常的表演方式。”
2013年趙濤和賈樟柯在戛納電影節
主角
這之後，趙濤迎來了人生中更大的一件事情。
2011年9月的威尼斯電影節，賈樟柯擔任“地平線”單元評委主席，趙濤主演的《我是麗》則在“威尼斯日”單元獲得兩個獎項。電影節結束後第二天的下午，賈樟柯和趙濤同時在微博宣佈，兩人結婚，還附上了兩人在威尼斯拍的婚紗照。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兩人對私生活極其低調謹慎。在本刊採訪中，趙濤始終稱賈樟柯為“導演”或者“賈導”。甚至在2011年威尼斯電影節期間，趙濤在接受其他媒體採訪時，還否認了兩人相戀，她當時說的是：“這個有點八卦了，因為這事我都不知道。我覺得一直以來各個媒體對我們在一起比較好奇，其實我們只是這麼多年來一起合作的工作夥伴。除了導演之外，很多的工作夥伴我們都在一起合作了有10年之久，從《小武》開始就有一個團隊，一起合作了很多年。”
趙濤對私生活這種不遺餘力的保護，就像《任逍遙》中巧巧在黑社會大哥喬三面前保護追她的男孩小濟，也像《世界》中趙小桃在保安男友成太生面前保護太原的相好樑子，透著一種山西女孩的倔強。
其實放眼國外，這樣的合作方式比比皆是。海倫娜之於蒂姆·波頓，黛安·基頓之於伍迪·艾倫，原節子之於小津安二郎，安娜·卡里娜之於戈達爾。很多嫁給導演的女演員都鮮有談到自己的私生活，這也許出於自我保護，還也許是不夠自信。女演員嫁給懂自己的導演是好的，因為角色就是為其本人量身定製的。但女演員也很有可能就此走上一條艱難的自我證明之路，既安於生活在對方名聲的陰影中，又想獲得獨立的認可。
顯然，趙濤是思考過這些，才做出的決定。
她舉了一個例子，說自己特別看不慣一對戀人逛街時男孩為女孩拎包。“我不會讓賈樟柯幫我拎包，因為我覺得當我選擇和賈樟柯在一起組建家庭時，他所有的一切我都要接受，我也要改變。有的人朝九晚五是工作，而對於賈導來說，他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忙來忙去拍電影。”
也正是從《山河故人》開始，賈樟柯的劇本逐步完善。趙濤記得，每部電影的劇本，賈樟柯都需要花兩三個月陸陸續續幾次易稿最終完成，而在這個過程中賈樟柯也不會和別人交流意見。“當我拿到內容豐富的劇本時，我就覺得哇太好了，我可以有很多時間去做準備，去豐滿這個人物。我覺得拿到劇本表演是件非常踏實的事情。”為了豐富角色，趙濤甚至寫了一篇關於《山河故人》女主角沈濤的完整傳記，從她出生，到她去幼兒園，涵蓋了她生命中所有階段。“因此，當我再現一個特定場景時，比如當她遇到張金生時，或者她結婚時，我就可以去自如地扮演那個部分的特定生活。”
賈樟柯也感受到了趙濤的變化，“她非常善於填寫劇本中對角色沒有明確解釋的領域，她會問我很多關於劇本的問題。有次她問我這件事發生在什麼時候，對我來說大概是一個清晨或者夜晚，但對她來說，她想知道具體的時間，因為她需要準備自己的身體以達到一天當中那一時刻的狀態。”
趙濤還把自己在《山河故人》和《江湖兒女》中的強勢表演歸結於賈樟柯電影主題的變化。“導演一直在改變自己。他說這兩年隨著自己年齡越來越大，覺得女性的力量也越來越強。”
正是這些準備，讓《山河故人》裡的趙濤有了角逐金馬影后的表演，趙濤也在賈樟柯心中真正成為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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