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革命從舊制度裡生長出來
托克維爾在他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告訴我們21世紀的讀者，革命是從舊的制度裡生長出來的。
導致這樣的或者那樣的革命之發生，在制度與思想方面的原因，往往取決於這種特定的舊制度。這種舊制度，不是原本意義上純粹的舊制度，他帶有新制度的萌芽，但是又和新思想新體制，產生尖銳的對立，正是所謂亦舊還新，亦新還舊。在這種“對立統一”的特殊的政治與思想土壤中，革命之發生，就幾乎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了。托克維爾是從幾個關鍵的方面，來論及他所謂的緣舊於新的法國大革命的。
第一個方面，可說是托克維爾的社會各階級分析。他說，當時法國社會各個階級的封閉式階級關係，處在矛盾的主要方面。無論是農民，資產階級還是貴族，都和以往的處境大大不同，卻仍少階級間的互動。而互動是變革的前提，於是，用托克維爾的話來說，人們在舊的人體器官中，尋找新的生命。他的這個講話，有點令人想到我們中國人在半個世紀前聽到的那句老話，有的人腦袋進入社會主義了，可是身子還留在舊社會。
第二方面，他說，法國社會各階級中人們的精神實質，已經發生了有利於革命的極為明顯的變化。比如說農民。那麼，當時的法國皇室，是怎樣看待和解決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的呢？
在托克維爾看來，農民對待土地的有限度的佔有，是法國人之所以可以擺脫土地之束縛，擺脫他們的農奴地位，從而引發自主意識的關鍵。他說，“很久以前，路易十四在敕令中便公開宣佈這種理論，即國王佔有的土地，原本是依國家的條件被特許出讓的，國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祇不過是身份尚有爭議，權利並不完全的佔有者而已。”托克維爾說，“這是現代社會主義的主導思想”。
我們當然會對這一點感到很大的興趣。我們的農民在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口號之鼓動下，經過將近一百年的苦鬥，其實是在20世紀下半葉，才享受到了土地租用制的一點點甜頭，因為可以做一個比對。而托克維爾告訴我們，在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的土地問題就已經得到解決，或者說有限度地得到解決了。這個衡量資產階級革命的標識——土地問題的解決，是在革命發生之前發生的，這一點，出乎我們的所料。
當農民從束縛他們的土地上，被有限度地解放出來以後，革命的先決條件，就相對成熟了。
相反，如果我們的和他們的農民，在農奴制度和準農奴制的土地束縛下不得動彈的話，一切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和新思維不但不會真正發生，即便發生，也是在沒有新質的意義上發生，或者墮落成為簡單的農民起義，而祇能具備未新依舊的特徵。
托克維爾的立意，正是在這個層面上規定了革命的新意，而不是我們往往想到的，類似舊時代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
2、壞政府的改革導致革命
在托克維爾那裡，舊制度下也存在著自由和他所謂的自由的種類。而他所說的自由，是以區分服從和奴性，為其辨別標準的。他引用法國國王的一些言論，歌頌不同層次上的自由，哪怕是國王們欣賞的自由。如“我們統率著一個自由慷慨的民族”：“我們寧願向自由人而不是農奴講話”。要區分什麼是帶有美德的，法國人的，不失尊嚴的“服從”，什麼是托克維爾所謂“奴性的對安逸的貪求”，這是一個難以表達清楚的話題。但是我們從冉達克般的，對國王產生的，幾乎是對待父親的感情上，可以略窺一二。
當人們發現了他們的統治者變成了托克維爾所說的那種“強制者”，愛，當然也就完結了。誰也不能讓法國人的祖先們忍受“可恥的奴役的形式”，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托克維爾於是說，“如果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與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
這個想法和他後來論及的，革命面對的政府，往往不是最壞的政府的思想，有一定的聯繫。因為祇有在啟動了變革的政府行為之下，才有出現一是行政改革；二是革命般的變革之可能性。
在我們看到的和經歷過的無論什麼樣的革命之中，他的這個觀點都是比較準確的。俄國和我國清末出現的革命前夜的種種跡象，都說明了革命的前提，往往是好政府，或者說是相對的好政提供的。雖然還不能為之評價為fair play.“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托克維爾如是說。
3、革命的遺憾：切斷傳統文化
托克維爾從他自身作為一個貴族而言，是帶有對革命之很大的遺憾的。在他的眼裡，文化的承載者是貴族。在大革命中，這類文化被顛覆而一去不復返了。後來的新貴，雖然在財產的佔有上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那種對於傳統而言的貴族文化，是被歷史和革命所切斷了的。所以他說，“將貴族根除，使它的敵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會復生，它可以重獲頭銜和財產，但再也無法恢復前輩的心靈”。
他認為，對貴族的根除，在自由的身上留下了一道永不癒合的傷口。之所以要在這裡提及這一點，是因為，我們在法國人的身上，看到了他們對待傳統的觀點。這個觀點，就是他們在幾百年以後所闡述的，反中心主義和多元文化的觀點。
進而言之，我們現在看到的法國人的結構和解構主義，其實，也是在召回他們的“準貴族”的傳統文化。以另一種角度，來更動一元化思維的慣性性格。正是在對托克維爾時代的感應當中，我們聽到了德利達的提示性論段。這是事情的第一點。
再次，是托克維爾對待思想與實際，哲學與現實層面上發生的那種可怕的反差所呈現的憂鬱。他極為明智而深沉地說到，“因為在作家身上引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時卻是罪惡，那些常使人寫出優美著作的事物，卻能導致龐大的革命。”而我們的補充應該是，在革命的名義下，美文常常是非革命而莫屬，美文甚至可以代替革命而暴殄天物。
在我們中國，有人將傳統文化和國家的專制體制混為一談，而主張在所謂的全球化和西方化的浪潮中，消滅我們的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而托克維爾說，他對法國知識份子取代了貴族在文化上的發言表現出他特有的憂慮。我們很難說，我們中國，有沒有法國意義上的貴族和貴族文化，但是我們都知道，我們古典的“士”這個階層，在幾千年的文化史中，為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當然應該對其進行某種揚棄——這不能不是我們要鄭重對待的，祇可寶貴，不可荒廢的遺產。從托克維爾的啟示中，人們看到，我們因喪失傳統文化而引發的對於文化傳統的喪失！這個悲劇，恰恰是一切偽革命所要達到，而迄今尚未完全達到的局面。
在這方面，我們還可以想到法國其他作家，在那個時代前後表達的諸如此類的觀點，比如說，夏多布里昂，龔古爾等等。
4、舊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
法國革命的思想起源，當說是他們的啟蒙運動。而他們的啟蒙思想的載體，又不能不回到甚至像路易十四們，在具體的國家體制和政策方面所做的一些“新思維”之嘗試。（這時候，我們對於新思維這個詞，帶有極度的敏感。）托克維爾說到，“早在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的敕令便經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權”……
他還說過，所謂“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幾種做法”。
其做法，一，當是蔑視老事物。是的，具體而言，這個看法的起端來自路易十五，他是在動搖社會基礎的法國最高法院的時候，使得王權也被同時動搖了。（比如我們說過的封資修大洋古。）
其二，城市的拆遷工程，據說按照比較現代的美學標準進行。政府開始其蔑視私有財產的美學塗炭。
三，政府未能還清20年來修路的欠賬。（也打白條！）
還有，24小時內受審的規定被置若罔聞。等等。
一切老年代可以訴諸法律的形式一旦衍為陋習，革命就呼之欲出了。
我們當然應該指出，他們的法律和我們的不可同日而語。
固然我們也有過所謂的法。有過張君勱的和別的什麼法。但是我們的主體之法和他們的不同。
5、革命之悲劇：最大的善帶來最大的惡
到底是革命帶來自由，還是帶來奴役，這是一切革命的首要問題。他說，“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就是在尋求過大的奴役！”為此，幾個世紀後，關於自由的積極和消極的價值觀，被人提了出來。理想主義的實踐，在現實的層面上，出現完全相反的結果的至理名言，也到處可見。而文學的政治性寫作之必要性與否之爭論，在今天的世界上，還在喋喋不休。文學的夢想，在法國，首先涉及到它的舊制度，在每日每時，都在引起他們的民眾的不滿，此為其一。
二是，文學家沒有，也無從想到，在他們所謂的政治的公共場所裡進行在政治和社會層面上有可行性效果的，從理念向實踐的轉變的活動。也就是，托克維爾所謂的如果法國人有權在他們的三級會議中參政而開展他們的公共生活的話，他們就不會受到“作家的思想所煽動”。
三是，因為他們的作家也無參政的任何經驗，“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經歷，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制……”於是，文學的空想，替代了政治層面上的一切可操作性的行為。無節制的夢想取代了有經驗的政治實踐，這就是法國文人在他們那個世紀所造就的偉大的法國革命之夢。
托克維爾對此感觸特深。他的貴族地位和他的文化，進而言之，他對於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的眷顧，使得他對於由最大的善，帶來最大的惡的革命之悲劇，有其預感，又有其慨嘆！
危險的類比，在於我們如何看待文學和政治的關係。我們如何回顧剛剛過去不久的，使得文學在他的夢中，不但徹底覆滅，而且，至今還有人對那些膺品津津樂道的原因。
政治和文學，甚至和哲學，根本就不是一個層面上的訴求。祇是在我們所熟悉的理想主義的內涵上，有著其同一性的可能性。但是，任何在這些不同層面上偷天換日的做法，都祇能使問題變得複雜化。
然而，我們有時不能不看到，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想讓我們的文學完全脫離政治，幾成笑談。最主張“逃”的文學家的小說裡，充滿了政治，甚至是文革的政治，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戲言之，我們的革命家早就說過，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
我們要說，在托克維爾時代，用哲學反對皇室也是一大發明。這一點並不含糊。
6、革命是最好的集權
革命是最好的中央集權。這是托克維爾在他的傑出著作中所闡述的傑出觀點。一切的革命所帶來的，對於原有政府分散權利的集中，導致人們對於治權一統的必然默許。一切大權獨攬的事情的出現，在穩定局勢的效用上，也許是極為有效的。但是國家權利的壟斷以及精神力量的一體化，往往在物質層面上，形成專制社會獨有的大政府。其實，這個大政府，原已變成了一種抽象的絕對精神的化身，而且每每化在了一個大領袖或者他的幾個同黨成員的身上。這是我們中國人，也許包括俄國人有目共睹的。中國傳統政治結構的調整或者說改革，已經為今後政治架構的出現預約了政治訂單，以至托克維爾說，“當大革命爆發之際，法國這座古老政府大廈幾乎完好無損，可以說，人們用它在原基礎上，建起了另一座大廈”。他的話是十分有趣而深刻的。
經過革命，把政府以往分散的權利加以集中，使得人們統一在一種精神的，也許是政治的，也許是宗教的旗幟之下，甚至像我們在文革裡經歷過的，祇是聆聽一個人的聲音。這個經驗，是對無論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所做的最好註腳。其特點當然是，從摧毀舊貴族特權開始。我們的社會也許沒有什麼貴族，卻有“新階級”，有特權階級，而文革，最終還是保護了這些特權階層。
其所不同的是，法國革命是在真正的意義上摧毀舊的封建制度；而我們的革命發展成了臭名昭著文革。這一點，當然不同於托克維爾筆下再現的法國大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當有人要顛覆本來還是可以容忍的舊社會的時候，他的革命，其思想和制度上的辨別標誌，往往應該是看他或者他們的那個集團是否要把本來比較分散的各階級所擁有的權利加以集中；當這個集中的權利開始在全社會中加以瀰漫的時候，革命的怪物出動了，但舊體制卻向著更舊的體制退化和蛻變。這一點頗為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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