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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小偷家族》，我最直觉的感受是，是枝裕和可能已经超越小津安二郎了。
这么说，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看小津的电影比较多，并且非常喜欢，而是枝裕和我看得少，因为他被称为“小津安二郎传人”，让我感觉，既然是传人，那大概是很难超越前辈的吧？
小津和是枝裕和都非常善于表现家庭题材，但是看过是枝裕和的一两部电影之后，我觉得他的情感和细节表现得过于细腻，而氛围掌握得不如小津，所以会给我一种小家子气的感觉。
于是我没有去看更多是枝裕和的电影，直到这部《小偷家族》让我对他的印象大大改观。
有影评人归纳，是枝裕和的电影是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展现学缘家庭的内部矛盾，另一类则像《小偷家族》与《无人知晓》这一类，虽然还是家庭题材，但是更大的背景则包含着社会议题的，只是这些社会议题被非常完美地嵌入到家庭题材之中去了。
《无人知晓》我还没看过，只说《小偷家族》。其实从是枝裕和的经历就可以知道，他绝不仅是只关注家庭题材中的那些小温暖、小确幸的。在当电影导演之前，他是一个电视纪录片导演，所拍摄的题材大多与社会议题相关，例如毒气事件等，可以说从当电影导演之前，是枝裕和就非常有社会关怀。
这在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有如走路的速度》中也可以看到，在了解他以前，我以为他会是一个小清新型的导演，认为人生中最巅峰的时刻，就是四岁的女儿认真地问自己长大了以后是不是不能嫁给爸爸。
但是看这本书，你会发现是枝裕和的复杂性，的确有很大的部分，他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中年男人，总是能关注到那些温暖人心的生活细节，例如在给爸爸的遗体做调整的时候，不小心触碰到父亲的胡渣，而回想起两岁时，爸爸抱着自己看棒球比赛时的那种触感，而不禁大哭。
另一方面，在这本书中，你也可以看到是枝裕和的批判性，他期盼日本的媒体，批判人的岛民根性：
“定居在日本这样的岛国，
居民尤其缺乏与不同的人群接触、促进自身成熟的机会。
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本该促进以海洋味没接的对外开放，
但不知从何时起，大海被视为屏障。
经历漫长的岁月后，“岛国根性”蔓延开来。
说的直接一点，这是一种病，
因此才滋生出
“日本是单一民族”
“万世一系”
“中国人身上有犯罪基因”
等困扰内外的幻想和谬言。
更糟糕的是，
由于自身不成熟，
个体对笼罩整个群体的
（在外界看来只能称之为暴力的）
单一价值观不加批判、随波逐流，
并沉湎在如此便能心安理得的错觉当中。
我想这就是当今日本社会（世间）的特征。”
在电影这件事上，他直言不讳自己不喜欢的一些导演的作品，也批评日本政府对电影不恰当的扶植政策。
温情与深刻，这两年加起来，或许才是完整的是枝裕和，而也这一点也是我认为是枝裕和可能已经超越小津安二郎的地方。
小津的电影当然好看，他总是能捕捉父母与子女之间那种既相爱又相互牵绊的氛围，把家庭的温情与无奈拍得入木三分，最让我喜欢的，还是那种缓慢的节奏，仿佛一个镜头下去，这一辈子就要过完了的悠悠之感。
但是在《小偷家族》这部电影里，我看到的是枝裕和的超越之处是，他已经不仅仅表现的是家庭题材，他把更大的社会问题嵌入到家体之内，通过这一个家庭，折射了日本社会或说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例如：
家庭这种社会基本结构的溃败。在电影里，三个小孩都是被家庭某种程度上遗弃的，三个孩子不见之后，他们的家长都没有报警，而是人其死活。在看似文质彬彬的社会中，这么多父母对自身责任的抛弃，折射了日本社会，家庭结构的分崩离析，家庭已经无法承担起提供社会支援、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作用。
三个孩子在原生家庭里没有感受到的温暖，反而遭到虐待、抛弃、遗忘，而他们在这个看似不堪的小偷家族里却可以互相取暖，得到了最基本的人性的关怀。
这样的表现，难道还不具有足够的批判性吗？只是是枝裕和的批判隐藏得很深，可以说是绵里藏针，他努力刻画的，不是故事的离奇、剧情的冲突，而是把这这隐藏在几个主人公日常的互动之中。
如他自己在书里所说的：
“说到底，电影就是要对日常生活进行丰富的描述，并且把它真实地传达给观众。‘人’比‘故事’更重要，我不打算改变这个观点。”
此外，是枝裕和虽然不对故事中的主人公加以道德批判，但是却对虚伪、无效的现代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救济提出了温柔的批判
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与电影观众的感知南辕北辙，媒体总是片面化地用社会道德规范的惯性来看待社会问题，而丝毫不能反应一个复杂的个案中种种人性的矛盾。
警察、法院对事件的调查与处理，虽然看似遵循了法律，但是却对事件中受害的任何一方，都不能算是最好的结果，只是满足了人们对于墨守陈规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预设：小孩应该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而不管他的父母对他的虐待），诱拐儿童的人应该被判入狱（而不管，当初他们可能只是为了怜悯而救助她）。
这些，是枝裕和都没有通过故事或人物之口直接说出来，而是展现给你看，当家庭不再能提供基本保障，媒体报道远远不能真相，警察、法院的社会救助机制失灵，人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而在这样的境地中，我们还能依靠什么生存下去。
正如是枝裕和同样写在这本书中，也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所说的那样：
“电影不是用来审判人的，导演不是神也不是法官。
坏蛋或许是用来让故事或者事件变得更容易理解，但如果不用坏蛋这个角色，是否反而可以让观众把这个电影当成自己的问题，带回日常生活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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