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歸英雄後傳——土爾扈特部在民國（1）

渥巴錫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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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年（清乾隆四十年）1月9日，舉世震驚的土爾扈特東歸僅四年後，東歸壯舉的領導者，土爾扈特汗王渥巴錫以33歲的盛年撒手人寰。

臨終前，這位十餘歲便跟隨父親馳騁疆場，十九歲繼承汗位，二十九歲發動東遷的英雄，向子孫留下了很不雄壯的遺言：“爾等只有嚴加約束村俗，安分度日，勤奮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禱”。

為了東歸故土，土爾扈特人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十七萬餘人從伏爾加河啟程，沿途經歷百餘戰，再加上饑饉與瘟疫，到達清朝中國管轄的伊犁時，僅剩66073人。在東歸之後，雖然清朝乾隆皇帝給予了極大的恩賞，土爾扈特人得以在天山草原安居樂業。但原本的部眾被拆分，汗王權力被限制。面對著曾經將同宗同源的準噶爾人幾乎斬盡殺絕的乾隆大帝，土爾扈特人對於“

土爾扈特東歸之時，正是大清王朝鼎盛之日，康乾盛世的太陽還在正午當空，一切都很美好。然而，盛極必衰的規律總是要有的，乾隆大帝在“十全老人”的美夢中與世長辭，將一副爛攤子留給兒孫。土爾扈特人不用擔心戰爭摧殘，不必經受顛沛流離的日子只過了不到半個世紀便結束了，各種變亂紛至沓來。

而且，前方還有“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在等著。

一、在“老將軍”治下

按照清廷安排，東歸人眾劃分的屬地是在今天新疆北部，蒙古國西南部的草原地帶。渥巴錫直屬土爾扈特部眾被稱為“舊土爾扈特”，分為四盟十旗，安置於裕勒都斯草原、博克塞裡、精河縣和烏蘇縣等地。渥巴錫發動東歸的最主要助手舍楞的部眾被稱為“新土爾扈特”，劃為一盟二旗，安置於科布多、阿爾泰地區。而跟隨土爾扈特一同東歸的和碩特人，也被設置一盟四旗，安置於和碩縣一帶。

在有清一代，一百九十九家蒙古王公中，享有“汗”號尊榮的只有五家，渥巴錫家族便是其中之一，受封“卓裡克圖汗”。但以清朝的理藩制度，“汗”只是榮譽爵位，絕不比其他王公享受更多的封地和屬民。渥巴錫直屬部眾被分為四盟十旗，而其家族只能掌管一盟四旗，其餘三盟各有盟長，渥巴錫家族對他們僅有華而不實的視察和慰問的權力。至於科布多、阿爾泰地區的新土爾扈特以及和碩縣的和碩特，則連名義上的管轄權都不具有。

渥巴錫以33歲的年紀早逝，從他開始，土爾扈特汗如同被下了魔咒一般，歷任汗王都難以長壽。渥巴錫之子，第二任汗策凌那木札勒年僅26歲便去世。之後的八任汗王，第三任汗霍紹齊、第四任汗丹津旺濟勒、第五任汗納木札勒多爾濟、第六任汗策登多爾濟、第七任汗那木札勒珠爾默特策凌、第八任汗瑪哈巴咱爾、第九任汗拉那特巴咱爾、第十任汗布彥綽克圖，最高壽命記錄也只有31歲。

這麼多代連續短壽，實在讓人驚詫，土爾扈特汗室也想盡一切辦法希望能讓汗王延壽。比如第六任汗策登多爾濟即位時年僅2歲，因前幾任汗王都即位太早，家族長輩恐其操心勞神命不及壽，直至策登多爾濟20歲才讓其正式承襲汗位。而這位汗也果然身體康健，生龍活虎。

可惜，承襲汗位不久，新疆便遭遇了“張格爾之亂”，浩罕汗國奉“和卓後裔”張格爾為旗幟大舉入侵。年輕的汗王率土爾扈特騎兵跟隨清軍進剿，頗有功勞，豈料因積勞成疾，以25歲的英年病死軍中。第七任汗那木札勒珠爾默特策凌即位後，專門請達賴喇嘛進行測算，指出應該將汗王府搬遷到巴音布魯克草原，這樣才能為汗王延壽。然而王府搬遷後，那木札勒珠爾默特策凌汗還是在23歲便離世而去。

拖後承襲汗位不行，搬遷府邸也不行，土爾扈特汗室不得不求助於大皇帝。第九任汗拉那特巴咱爾即位後，上書咸豐皇帝，懇求皇帝賜名延壽，咸豐皇帝從其請，將之改名為布彥烏勒哲依圖。皇帝賜名，是極大的恩典，但此時清朝日薄西山，皇帝的神性也打了折扣。布彥烏勒哲依圖汗在遭遇了“阿古柏之亂”的戰火硝煙、顛沛流離之後，以28歲的年紀去世。

到第十一任汗布延蒙庫即位之時，人們已經無暇關注汗王能否長壽了，因為此時大清朝的壽數都走到了盡頭。

1890年，第十任汗王布延綽克圖病逝，其子年僅5歲的布延蒙庫即位。1911年，16歲的布彥蒙庫汗進京朝覲皇帝，豈料走到半路，辛亥革命爆發。北京傳來消息：“局勢不太平，覲見已經不易，汗早歸為宜。”

布彥蒙庫汗年不及弱冠，自然不敢冒險，只好返回。可此時天下擾攘，沿途各省都有起義，為了安全，不得不取道俄國西伯利亞才回到新疆，而這一旅程為布延蒙庫汗的後半生埋下了隱患。

待回到新疆，布彥蒙庫汗發現，家鄉也已經兵戈遍地，不再太平了。

1911年12月，革命黨人劉先駿在伊犁發動起義，雖然因準備倉促而失敗，但僅十餘天后，革命黨人馮特民、李輔黃便發動起義獲得成功，戰敗並處死清朝伊犁將軍志銳，於1912年1月8日，在伊犁成立了新疆伊犁大都督府。

新疆民族眾多，情形複雜，清朝時便多種制度並行，在中央政府的威權下維持微妙的平衡。到了大亂之際，平衡打破，自是群雄蜂起，各據一方。

革命黨的大都督府佔據著伊犁、塔城，除這一路外，還有四股勢力：

其一，是清朝新疆巡撫袁大化，他掌握著新疆陸軍混成協，主力在烏蘇；其二，是喀什道尹袁鴻佑與提督焦大聚統轄的原清軍防營；其三，是鎮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楊增新，他掌握的回族新軍駐防迪化（今烏魯木齊）、昌吉等處；其四，便是遍佈新疆各地的哥老會，雖然哥老會也算革命黨一派，但畢竟是老派會黨，且組織分散，並不聽革命黨號令。

按說，如此情形，不血流成河難有了局。所幸，1912年2月12日，宣統皇帝宣佈退位，清朝滅亡。袁世凱成為了中華民國大總統，3月15日，北京政府改新疆巡撫為都督，要求各派停戰議和。

袁大化是清朝新疆巡撫，如今清朝已亡，自是沒了依仗，於是自請卸任。袁大化手上有革命黨血債，雖然去職，也不願將政權交給革命黨，便舉薦喀什道尹袁鴻佑為大都督。可事與願違，袁鴻佑在赴任途中被哥老會所殺，緊接著迪化又發生兵變，袁大化焦頭爛額，將大都督之職交給了楊增新，攜家眷東歸。

原本在各派力量中實力最弱的楊增新，便成為了新疆大都督。

楊增新

楊增新，字鼎臣，雲南蒙自人。光緒十五年（1889年），25歲的楊增新赴京參加會試，考中二甲第一百二十七名進士。先後在甘肅任中衛縣縣令、河州知府。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奉調進疆，辛亥革命前任鎮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

雖是進士出身，文人本色，但楊增新宦海沉浮二十年，經驗老道，很有手腕。伊犁起義爆發時，楊增新原本還是一介文職官員，無權無兵。但得到巡撫袁大化命他招募軍隊的命令後，卻能迅速在迪化附近召集回民上千人，編為“回隊”五營，自任統領，並分別以馬福興、馬福明、馬致和、李壽福、李福恩為分統領。

回營成立後，楊增新迅速使之成為一支有戰鬥力的部隊，在1912年4月平定哥老會在焉耆的起義，7月又平定哥老會在輪臺縣的起事。待到成為都督後，他先是率兵平定迪化兵變，之後以突襲的方法，於1913年10月除掉了伊犁起義的領導人馮特民、李輔黃。並在三年之中，鐵腕清繳各地哥老會，將各地會首抓獲處死，哥老會從此一蹶不振，逐漸銷聲匿跡。

對楊增新來說，消滅革命黨、哥老會，不過是治疆第一步，如何面對大亂之際的俄國威脅，如何安撫新疆各族，才是立身之本。他生於民族雜居之雲南，早年任職又在民族雜居之甘肅，如今治理民族雜居之新疆，頗為駕輕就熟。

對於革命黨心狠手辣，而對於新疆各族，楊增新則是傳統士大夫的面目，講究“愛之如一”，懷柔治之。按照他自己的話說，是“抱定大同宗旨，化種族之意見，以保地方之和平”。

當然，“化種族之意見”在現實中總有權衡。此時新疆有人口二百萬左右，被稱為纏民的維吾爾族和被稱為回民的回族佔了九成有餘，其餘各族不到一成。漢族大部分都是“旅新遊民”，屬於“有生命而無財產者”，且幫派勢力太甚。至於蒙古族基本集中於北部邊疆，人口稀少。因此都不能做為依仗。維吾爾族是土著民族，人口又佔絕大多數，若是成為軍政主體，楊增新這樣的外來者必然被架空，因此不能放心使用。因此，人口不佔多數，而“皆系土著，各有身家妻子”，並且“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無一不與漢民同”的回族便成為楊增新主要依靠的力量。

楊增新大力擴充回營，在他看來“新疆回民與纏民，言語殊而宗教同，纏民之順逆，視回民為轉移”，若用回兵，則可使“回纏悉就範”，是為“以回制纏”。

這樣的做法，雖然不脫羈縻牽制的老路，但對於當時內地戰亂不寧，邊疆列強環伺的局勢確實有效。即如楊增新所謂：“新疆種類龐雜，非有回隊不足以相互牽制，因時因地，不得不然。”這樣新疆得以安定，而且因為俄國境內亦有大量回民，而用回兵，則可達到“以華回牽制俄回”之效。

軍事上倚重回兵，政治上則多措並舉。原本漢人官員，大體留任，而且打破清代嚴禁地方官學習維語的禁令，要求地方官學習維語，這樣不會如前清一般“地方官者往往因言語不通，文字隔閡”而“幾如木偶泥人”。對於維吾爾王公、蒙古王公、回族上層乃至哈薩克首領施以恩德，在原有封爵上再次加封。對於宗教，也指出只要“不傳邪教，謀為不軌之事”，便“政府無須干涉”。甚至改變前清由地方官員驗放派遣阿訇的慣例，允許“民間儘可自行延請”，避免了官方指派阿訇導致民心不服，甚至出現尋租導致腐敗橫行乃至教派衝突的弊病。另外，對於王公壓榨鄉民，他則以政府的名義強令多次減免差徭。

於是乎，楊增新“以土著牽制遊民，以回纏牽制漢人，即以漢人牽制回纏，更以內地此省之人，牽制內地彼省之人，使各有所瞻顧，而不敢輕發”的策略得以實現，他所希望的“收拾各種族之人心”的局面得以完成，各族官民對他都很信服，尊稱他為“老將軍”。

老將軍所維持的太平，足有十七年之久。

而在這位老將軍治下，土爾扈特內部，卻並不太平。

土爾扈特汗室受恩於清廷，但兵微將寡，在朝廷覆沒之時，自是不會有“勤王”的想法。而且新疆大亂不過數月，楊增新便橫空出世予以安定，也不必再考慮應付亂局的措施，但畢竟清朝崩解不同於一般的改朝換代，原本不該有的問題也隨之出現。

布彥蒙庫汗進京覲見皇帝未果，從西伯利亞取道回鄉之際，遇到了一個人。此人名為林修德，身世成謎，只知道其人原本是一個重犯，要被處決時被布彥蒙庫汗救下。而就在死裡逃生之際，不知其人用了何種手段，竟然讓布延蒙庫汗極為信任，與之八拜為交，被尊稱為“阿合”，也就是大哥，從此成為布延蒙庫汗最為信任的入幕之賓。

待回到土爾扈特，林修德很快被任命為巡捕官，後又被任命為固孜達（又名管旗章京）。林修德應該是對於革命思想極為痛恨的人，他也深刻影響了布延蒙庫汗。土爾扈特汗室一直以善待屬民著稱，而布彥蒙庫汗看到各地會黨舉事，新疆各地都有戕官之事，因懼怕屬民中也有革命風潮，於是命林修德組織了一支偵緝隊伍，專門查辦“不軌”之事。

這支偵緝隊一律騎白馬，因此被稱為“白馬騎士”，直接受命於汗王，任何人不得掣肘。有著挺浪漫名字的“白馬騎士”隊，雖然也確實辦了些查辦革命風潮之事，比如捕殺焉耆哥老會首領胡德才，可因為權柄過大，無人制約，橫行鄉里，強取豪奪，甚至濫殺無辜之事層出不窮。“白馬騎士”與其統領林修德遂被官民切齒痛恨。

1915年秋，林修德在前往迪化拜會楊增新的路上被暗殺。“阿合”遇害，布彥蒙庫汗勃然大怒，下令嚴查兇手，可追查許久也毫無頭緒。林修德死後，布延蒙庫汗給了“白馬騎士”更大權柄，使之更為肆無忌憚，以至於有著崇高威望的喇嘛，王府中的管事，都在毫無罪名的情形下被殺。土爾扈特上下，瀰漫著恐怖氛圍。

恐怖總是不能長久，1917年，布彥蒙庫汗離世，雖然年僅32歲，但也破了從第二任汗開始的壽命記錄。布延蒙庫汗的兒子，年僅2歲的滿楚克扎布承襲汗位。由其母親賽爾吉布吉特攝政，布彥蒙庫汗的二弟，五世生欽活佛為騎兵統帶。而在五年後，賽爾吉布吉特也離世，生欽活佛便成為攝政

關於布彥蒙庫汗夫妻之死，傳說和記載很多，且互相矛盾，有正常死亡說，也有被害身亡說。流傳最廣的，是生欽活佛先後害死了哥嫂，挾持小侄子把持了土爾扈特軍政。不過這種說法來源於生欽活佛的政敵，讓人難以相信。而土爾扈特末代公主滿琳在回憶錄《土爾扈特女兒》中，也認為自己的祖父祖母是被害死的，但並不認為是叔公生欽活佛所為。

五世生欽活佛比布彥蒙庫汗小兩歲，原名布彥克什克。1888年（光緒十四年），當時在位的布彥綽克圖汗帶著家眷及龐大的禮佛團，前往拉薩熬茶禮佛。蒙古人篤信藏傳佛教，而到聖城拉薩禮佛是會有極大福報，因此各部王公都會不定時前往。這次禮佛，對於土爾扈特汗室來說原本並無特殊意義，豈料會有重大的宗教事件發生在此次禮佛之行中。

生欽活佛系統是西藏江孜重孜寺的活佛系統，重孜寺是扎什倫布寺的屬寺，而生欽活佛又是班禪系統內，最重要的活佛之一。據佛典記載，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在1376年（明洪武九年）時，曾預言重孜村一名叫做仁欽嘉措的小孩日後會在重孜建一寺。而這位仁欽嘉措長大後果然苦行修行，成為高僧，並於1442年（明英宗正統七年）建成了重孜寺，併成為扎什倫布寺的屬寺。而仁欽嘉措也成為第一世生欽活佛。

此後，生欽活佛系統代代傳承，二世生欽活佛洛桑班覺與六世班禪同年，是著名高僧。三世生欽活佛洛桑丹津班覺是七世班禪的弟子，又是八世班禪的教理師。可見生欽系統與班禪系統關係的緊密。

到四世生欽活佛洛桑班丹群培時，生欽系統又進一步，成為扎什倫布寺掌印扎薩克喇嘛，也就是班禪之下最高的行政官。

按照清朝治藏制度，班禪不僅在宗教上與達賴平等，而且有著被稱為“班禪拉章（事務處）”的獨立行政機構，掌管後藏（日喀則地區）四個宗（縣）幾十個谿卡（莊園）的土地百姓。因此四世生欽活佛也算得位高權重。

1879-1882年間（光緒五年至八年），英國間諜達斯以朝佛者的身份進入西藏，收集各類情報。達斯首先取得了重孜莊園莊園主帕拉夫人的信任，得到賙濟，並經過帕拉夫人，見到了四世生欽。帕拉家是重孜寺的施主，四世生欽出於對帕拉家的情誼，收達斯為徒，為他的遊覽提供了很多方便。

印度西藏毗鄰，雙方交往密切，印度佛教徒入藏朝聖本是尋常之事。然而，此時世界局勢已然不同，英國建立了龐大的殖民帝國，一面用大炮打開了中國國門，一面為了保障在印度的利益，也對緊鄰印度的西藏虎視眈眈。而在兩次鴉片戰爭之後，看到清朝皇帝被列強巧取豪奪，西藏僧俗也對英國有著十二萬分小心，噶廈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在1879年還向清廷上了一個名為《全藏公稟永遠不準洋人入境》的請願書。四世生欽收外來身份不明者為徒，而且為其提供方便，是犯了大忌。而達斯的間諜身份後來又被曝光，四世生欽自然難逃干係，噶廈政府於是將四世生欽逮捕。

原本噶廈政府對班禪拉章官員並無處置的權力，但此時清朝式微，曾經的慣例已經不再被重視，加之八世班禪已經圓寂，轉世靈童尚未確定，噶廈政府也有藉此打壓班禪系統之意，於是下令將四世生欽處死。

四世生欽死後，噶廈政府終止其轉世，原本這一系統將從此斷絕。而1888（光緒十四年）年土爾扈特汗室前來禮佛，班禪拉章得知布彥綽克圖汗的次子出生時正好是四世生欽離世之年，於是進行測籤，認定其便是生欽活佛的轉世靈童。

土爾扈特汗室是清代爵位最高的五位蒙古汗王之一，歷來受到清政府的優待和重視。雖然噶廈政府心有不滿，但也不好出手阻止。經過一番宗教儀軌，1890年（光緒十六年），布彥綽克圖汗次子布彥克什克正式成為五世生欽活佛，法名多布棟策楞車敏。

五世生欽七歲時入西藏甘丹寺學經，獲得了磋欽悉達（大寺廟主持者的地位）的尊號。1905年，英軍發動第二次侵藏戰爭，十三世達賴喇嘛避走外蒙古，顛沛流離之際，為了收取蒙古人心，十三世達賴承認了其生欽名號，五世生欽在宗教上的名位再無問題。

經過多年的刻苦學經，學完了全部經典課程後，五世生欽回到家鄉，主持土爾扈特佛教中心巴侖臺黃廟（漢名永安寺），此時他已經20多歲，受到部民尊奉，尊稱為“多活佛”。

1917年，布彥蒙庫汗離世，嗣子年幼，其妻攝政，但婦道人家畢竟難以掌管大局。五世生欽既是布彥蒙庫汗的親弟弟，又是大活佛，自然成為土爾扈特的主心骨。而掌管新疆的“老將軍”楊增新也對他扶持有加，先是允許其擴充蒙古騎兵部隊, 給以軍械，並委任其為騎兵統帶。1922年布彥蒙庫汗妻子去世後，更一力扶持其成為攝政。

成為攝政時的五世生欽不過35歲，雖然出身佛門，但血氣方剛，並不想安心守成，而思有所作為。他既有宗教權威，於上得到楊增新的支持，於內又掌握軍權，於是大施拳腳，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土爾扈特所居之地在新疆北部，緊鄰俄羅斯。雖然與西歐各國相比，俄羅斯算是落後，但畢竟是列強之一，軍事民政頗有可觀之處。與之相比，五世生欽深感土爾扈特部民思想禁錮、精神萎靡，生活普遍貧困，人口壽命縮短。而部落賴以生存的畜牧經濟，畜群結構極不合理，畜群質量日益退化。整個部落沒有現代化學校，文盲增多，人口素質下降。不痛下決心予以改革，部族將無法立足於現代社會。

生欽五世活佛的改革涉及各個方面，可謂多措並舉，雷厲風行。

在政治方面，聘請蘇聯機械專家、軍事教官和內地工匠、教師、工程師等進入土爾扈特，幫助建立工廠、發展工商業。

在宗教方面，他大力推動喇嘛不再僅侷限於學習藏傳醫學、佛教醫理、蒙醫、法術、咒符、祭祀、典事等，還要學習畜牧業、農業耕作知識，並招收三名技術人員到黃廟中任教，教授現代化技術。

在軍事方面，五從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蒙部請來了騎兵教官達希和沙莫洛夫，用蘇聯新的騎兵戰術訓練土爾扈特騎兵，把山地戰、運動戰、內線作戰和外線作戰作為主要科目，強化士兵訓練，射擊、劈刺、擒捉等個人科目，培養每個士兵的獨立作戰的能力。臨戰訓練，以三到五人為騎兵群組，機動靈活地進行散兵群戰，在有利於發揮騎兵優勢的情況下速戰突襲，這種軍事改革大大提高了土爾扈特騎兵團的戰鬥力。

在經濟方面，親自主持興建烏蘭尕孜爾渠、蓋乾渠、斜米爾渠等水利設施，並建立面粉廠、地毯廠、皮革廠、腸衣廠等，而且推行經商致富的方針，讓牧民經商。對土爾扈特人賴以生存的畜牧業，他調整畜群結構，引進頓河馬、阿倫英哥馬、伏爾加細毛羊和西藏犛牛，以發揮雜交優勢。

在教育方面，強制王公貴族子弟一律入焉耆專署創建的兩所蒙文學校讀書，否則不予襲爵與任職；凡牧民子弟入學有經濟困難的，盟旗都給予資助。

清末民初之際，蒙古盟旗中不乏進行現代化改革者，但如土爾扈特這般急進和徹底的還不多見。五世生欽大刀闊斧，對改變舊土爾扈特盟的落後面貌起到了相當的作用。不過，古語“事愈煩而天下愈亂”並非虛言，改革多頭並舉，耗費巨大，必然增加部民負擔，而富民之舉並非短時間可見成效，人們的不滿便會聚集於改革者身上。五世生欽生於汗王之家，幼年為大活佛，成年為攝政，軍政宗教大權集於一身，難免頤氣指使，擅權專斷，完全不顧及他人感受，為了改革的順利進行，節約開支，大力裁撤冗員，僅一次就裁撤副蘇木長（相當於村長）十五人，副旗長（相當於縣長）五人，大量貴族官員也對他恨之入骨。

五世生欽自詡有益於部民，有功於汗王，再加上老將軍楊增新的信任，完全有恃無恐。然而，二十世紀前半夜的中國到處都有血火硝煙，新疆在楊增新治下雖有十幾年太平，但終究不是世外桃源。

1928年7月7日，年已66歲的楊增新遇刺身亡，經過短暫而血腥的亂局，甘肅省河州人金樹仁奪取了新疆軍政大權。從此，新疆的太平戛然而止。

而躊躇滿志的“多活佛”五世生欽，則帶著懵懂和剛愎，領著土爾扈特走向了莫測的未來。（班布爾汗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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