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我讀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書，我當時非常喜歡讀這本書。作者是老的改良主義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裝備——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引進中國"，"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我開始認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更主要的是"《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復學業的願望"。
能夠影響少年毛澤東的書就是晚清鄭觀應寫的《盛世危言》。鄭觀應（1842-1921），本名官應，字正翔，（一作匋齋），別署羅浮偫鶴山人等，祖籍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雍陌鄉。他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盛世危言》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深遠，具有重要地位。《盛世危言》是中國思想界中一部較早地認真考慮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著作。《盛世危言》，鄭觀應編成於公元1894年（光緒二十年）。全書貫穿著"富強救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甲午戰敗之後民族存亡之時，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無疑是一幅很好的清醒劑。
《盛世危言》是一個全面系統地學習西方社會的綱領，它不諱言中國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落後於西方。提出了從政治、經濟、教育、輿論、司法等諸方面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的方案。
在《盛世危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最突出的是鄭觀應提出的"以商立國的""商戰"論，這是鄭觀應經濟思想的核心，一如書中封面題所言："首為商戰鼓與呼"。鄭觀應將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手段分為兩種：一種是軍事侵略，即"兵戰"；一種是經濟侵略，即"商戰"。其中，商戰比兵戰更加隱蔽，危害更大，所以在反抗敵國侵略時，應將商戰放在比兵戰更優先的位置。所謂"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就是與其建造新式武器，用西方的方式練兵打仗，不如像西方一樣竭盡所能發展商業。這在流行了幾千年"以農為本、重農抑商"的中國而言，在只講道德不懂西方科學西方經濟的晚清社會，鄭觀應的"商戰"思想無疑 是"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了。
在政治上，《盛世危言》認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是政治制度，矛頭直指數千年來高度專制的封建皇權，《盛世危言》中說"竊謂中國之病根在於上下不通，症成關格，所以發為痿痺，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順民情，達民隱，設議院不可"，針對當時的中國國情，鄭觀應提出建立君主立憲的代議制民主政體，他指出"泰西各國鹹設議院，每有舉措，詢謀僉國：民以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為不可者不得強，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議院者，公議政事之院也。集眾思，廣眾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誠良，意誠美矣。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
鄭觀應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文化知識和科學技術以培養人才，在《盛世危言》書中特別重視教育："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夫泰西諸國、富強之基，根於工藝，而工藝之學不能不賴於讀書"，"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故泰西之強，強於學，非強於人也"。因此鄭觀應特別抨擊傳統的科舉制度，"中國文士專尚制藝，……消磨於無用之時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純熟，試問能以之又安國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懷柔遠人乎？不能也"。
《盛世危言》問世之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一觸即發之際，國內的民族危機感極重，鄭觀應提出的"富強救國"思想引起巨大反響，該書轟動朝野風行一時，先後重印二十多次，是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書。據說《盛世危言》亦曾呈給光緒帝，光緒帝下旨"飭總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該著作被當時人稱為"醫國之靈柩金匱"，推動洋務運動的張之洞亦評"上而以此輔世，可為良藥之方；下而以此儲才，可作金針之度"。
《盛世危言》中的思想理論，對中國近代思想史和商業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清朝末年的維新派和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都深受這部著作的影響，少年毛澤東非常喜歡這本書，以致激起恢復學業的願望。直到今天，這部著作依舊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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