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我读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主要的是"《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能够影响少年毛泽东的书就是晚清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郑观应（1842-1921），本名官应，字正翔，（一作匋斋），别署罗浮偫鹤山人等，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乡。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盛世危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具有重要地位。《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盛世危言》，郑观应编成于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甲午战败之后民族存亡之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无疑是一幅很好的清醒剂。
《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
在《盛世危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最突出的是郑观应提出的"以商立国的""商战"论，这是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一如书中封面题所言："首为商战鼓与呼"。郑观应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手段分为两种：一种是军事侵略，即"兵战"；一种是经济侵略，即"商战"。其中，商战比兵战更加隐蔽，危害更大，所以在反抗敌国侵略时，应将商战放在比兵战更优先的位置。所谓"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就是与其建造新式武器，用西方的方式练兵打仗，不如像西方一样竭尽所能发展商业。这在流行了几千年"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中国而言，在只讲道德不懂西方科学西方经济的晚清社会，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无疑 是"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了。
在政治上，《盛世危言》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政治制度，矛头直指数千年来高度专制的封建皇权，《盛世危言》中说"窃谓中国之病根在于上下不通，症成关格，所以发为痿痹，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针对当时的中国国情，郑观应提出建立君主立宪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他指出"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国：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以培养人才，在《盛世危言》书中特别重视教育："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因此郑观应特别抨击传统的科举制度，"中国文士专尚制艺，……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
《盛世危言》问世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国内的民族危机感极重，郑观应提出的"富强救国"思想引起巨大反响，该书轰动朝野风行一时，先后重印二十多次，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书。据说《盛世危言》亦曾呈给光绪帝，光绪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该著作被当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亦评"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盛世危言》中的思想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商业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末年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深受这部著作的影响，少年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以致激起恢复学业的愿望。直到今天，这部著作依旧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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