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人心裡斯生出許多的友情，能否叫它成長與否，有一半的責任完全在於日本。”1923年10月8日，這些滿身傷痕的華工們抵達上海十六鋪碼頭，看到碼頭上歡迎他們歸來的溫州旅滬同鄉會和上海協濟日災會，無不痛哭失聲。至此，日本人殘害華工的事件公諸於眾，輿論一片譁然。
大地震之後的東京都滿目瘡痍，火光遍野
黃子蓮惴惴不安地擠在江東區大島町八丁目(地名)的林合吉客棧裡。與他一起的，總共有174名浙江老鄉，他們都來自浙南地區的溫州、處州(今麗水)。黃的老家是永嘉縣二十三都坑源村(今甌海區五鳳 鄉)。
這是1923年9月3日，震級高達7.9級的日本關東大地震後的第三天。餘震還不時地發生著，大地依然在顫抖。這些餘震要到8日才會停止。
黃是昨天(9月2日)才從他打工所在的五丁目住處搬過來的。突然來襲的大地震，以及震後的海嘯和大火，幾乎摧毀了整個東京。極度的恐懼令這些衣衫襤褸的溫州打工仔們聚集在一起。
他們來到日本，都是因為家鄉太窮了。浙江雖是魚米之鄉，卻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稱，農田極少，而這“七山”就集中在浙南的溫州、處州等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飛速發展，不少老鄉們便漂洋過海來到日本打工，地震前人數已達4000人左右。黃在去年的閏五月來到日本，加入到打工仔的行列，每天只賺取2～3日元的血汗錢。
晚上9點多鐘(日本時間)，林合吉客棧的寧靜被蜂擁而至的日本人打碎了。數百名日本“青年自警團”(相當於聯防隊或民兵組織)團員、警察和軍人，衝進了這家小小的客棧，要求中國人立即起身，送他們回國。
黃子蓮們被趕出了客棧，日本人引領著他們在店外的空地上集合。
突然，日本人高喊：“地震!臥倒!”
174名中國人乖乖地臥倒在顫抖的大地上。日本人蜂擁而上，斧劈、刀砍、劍刺、鉤扎，中國人的慘嚎聲響徹天際，與大地的隆隆聲呼應著。
黃子蓮昏死了過去，他的頭部及右耳後被打開了一個大洞。同伴們垂死前掙扎扭動，一些人爬到了他的身上。在這些屍首的遮蓋下，他成了174人中唯一的倖存者。
昏迷的黃子蓮並不知道，此時，大洋彼岸的祖國，在中央政府的號召下，正在全民總動員，為日本抗震救災捐糧捐款捐衣，這將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對外援助。
關東地震
災難是突然降臨的。
9月1日中午11:58(日本時間)，正是家家戶戶午餐之時，大地突然劇烈地上下垂直抖動起來。5分鐘內，強度為7.9級的三次強震持續爆發，以相模灣的伊豆大島為中心，死神迅速籠罩了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以及靜岡縣。
幾乎在地震的瞬間，50%～80%的房屋立即坍塌。海岸邊，有的地方瞬間下沉90～180米，如入無底深淵。岸邊行駛的火車，連人帶車都消逝在茫茫的大海中。另一些地方迅速隆起，最高竟達229米，地面的一切都如同被大炮轟上了半空。被撕裂的大地，裂縫居然寬達4～5米，吞噬周邊的一切。地震引發的海嘯，浪高達到10米，浩浩蕩蕩，橫掃一切。
這就是人類災難史上著名的“關東大地震”，因其摧毀了日本最為精華的關東平原而得名。“銅山東崩，洛鍾西應，”幾天之後，中國甘肅固原、美國加州、南美地區、印度孟買、中國京兆(河北)高碑店等地先後地震。(《東方雜誌》1923年8月25日)
比地震、海嘯更為可怕的，是隨後燃起的熊熊大火。此時正是午飯時間，地震打翻了家家戶戶的爐灶，加上東京、橫濱兩個城市依然以老舊的木製房屋為主，狂風助威，火焰迅速吞噬了關東大平原上的各個城市。
一位名叫徐鳳石的中國人，此時正在橫濱港外的一艘船上，他事後回憶說：“……碼頭塌落，棧房傾倒，汽車馬車均落水中……俄而砂石蔽日，狂風大作，巨聲發於岸上，如天崩地坼，霎時間，沿岸一帶同時火起，其延燒之速，有足令人驚心動魄者。每隔數分鐘，必聞轟然一聲，則某處大廈傾矣。”
東京、橫濱已經建成的一些高樓大廈，此時卻成為天然的煙囪，將它們之間的空地變成了巨大的火葬場。東京陸軍被服廠的空地上聚集了4萬多人群，結果大火將其中絕大多數人活活燒死在此。據事後中國慰問團的林 透露，該處空地上整理出的死難者遺骸，2000人一堆，共有19堆之多，即38000人。大火也消耗了防空洞及避難所裡的氧氣，躲藏其中的人們因缺氧而被悶死。
日後，官方公佈的死亡及失蹤人數為14.28萬人(死亡105385人)，在人類歷史上傷亡最重的災難中，排名第九，而其中90%都死於震後的火災。12.8萬幢建築物全毀，12.6萬幢建築物半毀，44.7萬幢建築物被焚。東京、橫濱成為人間地獄。
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向中國媒體表示：“敝國東京、橫濱等處各重要區域，突然發生地震，同時火山爆發，颶風海嘯，相繼而至，災情重大，為亙古以來所罕有，除建築物及財產等損失之數，一時尚難調查確實計算外，生命之喪失，約計幾及二十餘萬口，目前瘡痍滿目，流離失所，尚不知凡幾。”
面對著空前大地震，日本政府猝不及防。
此時，日本經濟正處在低迷時期。雖然在一戰所帶來的巨大戰爭紅利刺激下，日本的大企業、大財團迅速坐大，但壟斷現象與貧富懸殊現象加劇，社會不安定因素日益活躍。在大正天皇掌權的短短15年之間(1912~1926年)，日本內閣更迭達10次之多，幾乎一年一換。
地震爆發時，日本正處在新舊內閣的交接空當之中。候任首相山本權兵衛還未確定內閣成員名單，前任首相加藤友三郎仍在擔任看守內閣首相。危機爆發次日(9月2日)，加藤友三郎立即宣佈全國進入戒嚴狀態，成立臨時震災救護事務局，撥款950萬日元賑災。午後，山本權兵衛匆忙確定了內閣成員部分名單，晚上7點在赤坂宮的天井裡宣佈就職，完成了政權交接。此時，內閣還是殘缺的，外交、教育、司法三部部長均未任命。
儘管倉促上陣，但日本政府表現了極高的效率。災區的通信幾乎完全中斷，政府就動用飛機、無線電、軍用鴿、海軍軍艦傳遞各種命令。從各地緊急調運糧食、帳篷等進入災區，並開放了皇宮部分地區作為避難所，所有難民均由政府免費運送。
災後第2天，災區大多數可用的蓄水池被清理乾淨，水車開始穿梭供水;
第4天恢復了部分地區的供電;
第7天恢復了電車運營;
第8天恢復了主要橋樑;
第9天已將街道上的屍首清理乾淨;
第10天已經恢復了主要的市場……
為了安定人心，僅在東京地區，日本政府就部署了多達6個師團的戒嚴部隊。政府同時出版《震災彙報》，向民眾通報災情。政府發佈了著名的三大緊急令，即《流言浮說取締令》，嚴禁傳播流言，實際上也取締了言論自由;《支付延期令》，延長債務支付期限等，穩定金融秩序;《暴利取締令》，嚴禁哄抬物價。
就在日本大力自救的同時，以中國和美國為首，國際救援也紛紛到來。
中國動員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傳到中國時，中國政府迅速行動，展現了極其罕見的高效率。
此時的中國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處在波動當中。這年6月份，在曹錕等人的逼迫下，大總統黎元洪被驅逐，而參與驅黎的國務總理張紹曾也隨即辭職，依照法律規定，由內務總長高凌 攝政，代理總理職務。
這一攝政內閣在日本大地震次日(9月2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駐華使館表示慰問。9月3日，內閣召集會議，外交總長顧維鈞提出，對於日本震災，“我國本救災恤鄰之義，不容袖手旁觀，應由政府下令，勸國民共同籌款賑恤”。
內閣一致通過了5條援日救災決議：除了分別電令駐日代辦張元節、駐神戶總領事館緊急調查災情之外，撥款20萬元援助日本，並要求“各省長官聯合紳商地方團體組織日災急賑大會，與政府一致進行”，同時“派遣商船運送糧食藥品，及紅十字會赴日”。
9月4日，攝政內閣以大總統令的方式號召全國人民“廣募捐款，盡數撥匯，藉資拯濟，以申救災恤鄰之至意”。內閣還邀請各界名流，如熊希齡、孫寶琦、汪大燮、王正廷等，共同商議援助日本的具體事項。會議從中午一直討論到傍晚5時，進一步決定：通令各省區一律籌款賑濟;迅速運米30萬石到日本;解除糧食輸出之禁令;邀請各慈善團體、紅十字會及銀行、新聞、商會、軍警各界組織日災協濟會等。
代表“中國人民”表示慰問的，還有廣州的孫文“大元帥”。他致電日本國攝政裕仁親王(即日後的裕仁天皇)：“值貴國京城和國家遭受空前災難，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之際，請接受中國人民的深切慰問。”同時，他還給他的日本朋友們犬養毅、福田雅太郎、大倉喜八郎、藤村義郎、久京房之助、頭山滿、瑩野長知、宮崎寅藏家屬等，致信表示慰問。
已經下臺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災同志會”，通電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孫文、各省軍政長官及各團體，號召“廣為勸募”，賑濟日災。
而在遙遠的東京，那名來自溫州的華工黃子蓮，已經在遇難地邊上的荷花田內躲藏了一天。這天早上，他從劇痛中甦醒過來，推開了壓在身上的同伴屍首，艱難地躲到這裡，一整天都拿荷葉頂在頭上，避免被日本人發現。乘著夜色，他趕緊離開此地，在七丁目(地名)找了一間空屋躲藏。
此時，飢寒交迫的黃子蓮並不知道，從北京發出來的電訊已經傳遍了全中國，包括他的家鄉溫州在內，一場轟轟烈烈的大救援正在啟動。黃子蓮最為渴望的食品、衣物，將大規模地運到日本，分發給災民。
在政府的強力動員下，中國各界達成了罕見的一致行動。日本駐華使領館一時門庭若市，前來慰問和表態的人絡繹不絕。日本駐華的商業機構、民間團體等，也收到了無數的慰問電、慰問信和慰問品。
正在天津的梁啟超於9月3日發出通電：“救災恤鄰，責無旁貸，謂宜盡吾力所能逮，迅派軍艦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馳往急賑”。
上海《晨報》在9月3日發表題為《日本大震災》的社論：“我國國民宜速組急賑會，募集鉅款，特派大規模之救護團，馳往賑濟，並切實調查災況，如有缺乏糧食衣服之事，儘量輸贈，萬一災後發生時疫，亦當派遣十字隊前往醫護。款項愈多，人員愈眾，時期愈速，則救之範圍愈廣，效果亦愈大。”
同日，《民國日報》社論標題為《吊日本地震慘災》，《申報》社論標題為《悲日本地震大火災》。中國新聞界幾乎一致呼籲民眾，為日本地震災區盡己所能獻出愛心。
9月5日，《民國日報》呼籲《中國人急宜救濟日災》，“此次日本巨災，固然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復日中親善，保持東亞永久和平，在中國固有益，在日本也不能謂無利。”“好義之聲，一呼百應”，希望日本人能“諒解中國人民的好感”。到了9月23日，這家報紙更是“希望日本在這次震災中，領略人類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國做一個道義上的朋友”。
上海各界發給日本的慰問信、慰問電，充滿了關切之情。
震前摩擦
此時令中國人柔腸寸斷的日本，不久前還在令中國人咬牙切齒。
這一年，日本本應歸還租期屆滿的旅順、大連。旅大是由俄國在1898年強租的，租借期限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日俄戰爭後，日本打敗了俄國，就繼承了這個租約。但是，對於25年的租期，日本人並不滿意，他們希望永久持有這兩個戰略位置極其重要的軍港城市。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凱政府簽訂“二十一條”，遭到袁世凱巧妙地拖延。在國際壓力下，日本放棄了部分要求，最終以武力為後盾，逼迫袁世凱政府簽訂了條約，這就是所謂的“民四條約”(民國四年簽訂)，其中規定“將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管理期限延長為99年”。
對於刺刀威逼下籤訂的“民四條約”，從袁世凱開始，中國曆屆政府都堅決不承認其具備法律效力。在引發“五四運動”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也對此進行了力爭，堅決否定“民四條約”的合法性。1922年年底，在旅大租期即將屆滿之前，中國眾議院、參議院先後通過議案，重申“民四條約”無效，得到無數民間團體支持，要求中央政府儘快對日交涉，收回旅大。
3月10日，中國外交部照會日本外務省及駐華公使，聲明取消“民四條約”，並接洽收回租期屆滿之旅大，但遭到日本拒絕。全國一片譁然。3月17日，在國共兩黨及其他社會知名人士推動下，上海成立了“國民對日外交大會”，宣告“日本猶固執不遜，即實行經濟斷交”。
3月24日，又成立了一家“上海對日外交市民大會”，由各路商界聯合會、上海總商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工會等21個團體組成，通電全國，在未收回旅大前，全國對日經濟絕交。“既雲經濟絕交，則不僅禁止購用日貨而已，實含有與日人斷絕一切社交之意味。既雲斷絕一切社交，則凡日人在華所營之事業，吾人皆應與彼脫離關係。如不受日本公司僱聘，不登廣告於日本新聞，不載貨於日本商船，不向日本公司保險，不向日本銀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紙幣，不往日本醫院治病均是也。”(上海《總商會月報》)。
對日經濟絕交立即席捲全國，上海、北京、濟南、合肥、武漢、長沙、廈門等地相繼推行，日本對華出口額大幅萎縮，“天津一埠損失約1200萬元，上海約4000萬元，通計各埠損失，已達1億元。再就日本本年6月份全國貿易觀之，輸入計超過輸出9600萬元”。(中國旅日學生“旅大收回後援會”報告)
但是，日本政府並未妥協，他們一方面宣稱這是“排日仇日”行為，要求中國政府嚴加取締，另一方面則以牙還牙，在宜昌和長沙先後開槍射殺中國民眾，釀成“宜昌慘案”和“長沙慘案”。雙方關係日漸緊張。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傳來後，“經濟絕交”的組織者們，試圖將抵制日貨與賑濟日災分別對待。上海總商會表示：“恤鄰與自衛，並行不悖。”上海中華書局進德會提出：“此次日本震災，為近世大劫，吾人本人類互助及救災恤鄰之誼，理當援助，頗聞同人中有以國恥為恨者，須知不忘國恥，是一事，人道主義又是一事，不妨並行，且此次可為吾人仁義之試驗，進德之途徑。”
在實際操作中，“恤鄰與自衛”不可能“並行不悖”，隨著全民動員救援日災，“經濟絕交”實際上無疾而終。
慷慨解囊
政府號召下，全國人民積極響應。進入民國之後一直分崩離析的中國，出現了罕見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協力。
上海總商會決定，“購辦麵粉一萬包，米三千包”，並墊付611萬元，由顧馨一、榮宗敬購置麵粉及裝船，虞洽卿辦理報關。招商局則派出“新銘”號輪船免費運送。他們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當天，滿載著麵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災物品的“新銘”號，就起錨駛往日本，這成為日本接受到的國際第一筆援助，也成為與美國軍艦同時到達的第一批國際船隻。
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理事長莊得之、醫務長牛惠霖，親自率領“男女醫士四人，救護員八人，書記會計各一人，女看護士四人，隊役四人，現款二萬元，藥料等品十餘大箱”，於9月8日乘日輪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東京參與賑災工作。這是到達日本災區的第一支國際醫療救援隊伍。
京劇大師梅蘭芳發起成立了“全國藝界國際捐賑大會”，餘叔巖、楊小樓等明星都參加了義演，為日本賑災籌集了5萬元大洋。“上海伶界聯合會”也在“新舞臺”開展兩天的義演，由何豐林、盛竹書、汪精衛、史量才、虞洽卿、葉楚傖、張季鸞等人贊助。上海書畫保存會通過拍賣，為日本賑災籌集款項，拍賣的畫作包括會員們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劉墉(劉石庵，即“宰相劉羅鍋”)、吳昌碩、李梅庵、錢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縣教育局、教育會發起成立“救濟日災會”，上海縣立各小學都成立了“募捐隊”，除向學生及家長募捐外，孩子們還“手執‘救命’、‘恤鄰’等字樣小旗，沿途演說，挨戶勸捐，精神充足，言論切當，路人頗義之”。
北京各界於9月5日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集會，北京銀行公會捐助10萬元購買米麵3萬石。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決定撥付5萬元賑災，派代表攜帶糧食、衣物、藥品趕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隸省長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會商援助日本災區。天津紅十字會、天津報界公會等紛紛行動，籌糧籌款，支援日本。廣州、南京、東三省等都捐出大額糧食、物品和款項。
在段祺瑞的“救災同志會”成立儀式上，倪嗣沖、周學熙、靳雲鵬、曹銳、曹汝霖、張勳、鮑貴卿等出席並捐款，當場籌集了價值10萬日元的款項，次日直接匯給日本首相山本權兵衛。此外，擔任直魯豫巡閱使的曹錕，捐款5萬元，3萬元為賑濟日人，2萬元為賑濟旅日華僑、留學生;兩湖巡閱使吳佩孚、湖北督軍肖耀南各捐款2萬元;江蘇省長韓國鈞、直隸省長王承斌、松滬護軍使何豐林、安徽省長呂調元、浙江督辦盧永祥、浙江省長張載陽等均捐款1000元至1萬元不等……
有學者統計了上海《申報》(9月12日至1月29日)、天津《大公報》(9月11日至12月25日)的鳴謝公告，及天津《大公報》(9月15日至12月30日)另行刊登的“救災同志會段祺瑞等謹啟”的捐款實收公告，僅此三項的捐款總額的大洋就達到44萬元以上。
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地區，成為這次救災的主力，包括溫州在內的不少中小城鎮也建立了賑濟日災團體。日本輪船甚至直放溫州，運載木炭、菸葉、菜子、鮮蛋等物，一次價值就高達51萬元。
當祖國正全力投入到恤鄰救災的感人氣氛中時，那位死裡逃生的溫州華工黃子蓮，在七丁目再度被日本“青年自警團”發現，並捆綁起來。命懸一線時，黃子蓮看到了一名日本警察走過，大聲求救。警察將他救了下來，送交給日軍戒嚴部隊。日軍如同對待戰俘一般，將黃子蓮關押進了下千葉的習志野(地名)集中營。那裡，已經聚集了不少倖存的中國人。
東京屠殺
黃子蓮被關押到習志野集中營後，他才知道，類似他這樣的悲慘故事，還發生在不少同胞身上。
甌海潘瑞發回憶說：“我們3人乘電纜車(電車)，到三河島站了，要下車，前面一個人一下來，就被日本人用竹竿上扎的鐵鉤鉤死了，嚇得我們兩個人就不敢下車。”
甌海陳崇帆回憶說：“我住在大島町八丁目，地震那天出去了，幾天後回來，原來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我們坑村就有6個人被日本人殺了。我的堂兄陳銀壽在路上被抓，後來在千葉縣關了一個月才放出來。”
青田朱木坤說：“我遠遠看到日本人扛著東西來打人，他們拿棍子、大刀、槍、長杆鐵鉤，追著打朝鮮人和中國人，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來殺掉，甚至見到後腦是平的就殺。”
……
實際上，自從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對華僑大肆屠殺(參閱《中國經營報》2月28日“先鋒話題”《喋血呂宋：中國海盜挑戰西班牙》)、1704年荷蘭人在印度尼西亞對華僑大肆屠殺以來，這是華僑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殺。
事後的統計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殘害的華人，共716人，其中當場死亡622人、失蹤11人(事後查出一些已遇難)、負傷83人(事後一些人傷重死去)。在這些遇難者中，來自浙江溫州、處州的共658人，死605人、傷53人。另有溫處籍華工42人(其中死34人、傷8人)，雖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詳，未統計在內。合計浙江華工遇害總人數為700人，其中死639人、傷61人。消息傳回溫州、處州，從通衢大道到鄉野小村，幾乎處處哭聲。
黃子蓮被打昏死過去後，他身上的30元錢被日本人奪走，而幾乎所有的中國遇難者，財物均被搶劫一空，屍首或被拋入河塘，或被放火焚燬。
比華人更慘的，是朝鮮人。大屠殺本來是以他們為靶子的。
地震次日，日本宣佈全國戒嚴，災區的戒嚴任務在開始時實際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團”承擔的。當日，災區流傳說朝鮮人趁亂放火，而且還往水井裡投毒。於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劃下，一項針對朝鮮人的大屠殺計劃出臺。從9月2日下午開始，在軍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團”對朝鮮人聚居區進行了極為冷血的殘酷屠殺，大量動用冷兵器，死者幾乎都無完整的屍首，死亡人數約在6000～10000人左右。
在大屠殺過程中，日本人同時也將矛頭對準了中國人。儘管日本政府日後一口咬定是在鎮壓朝鮮人的過程中“誤殺”華人，但那些溫州工人中，不少還沒剃去滿清的長辮子，穿著中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華人。實際上，除了對華工下手外，中國留日學生中也有不少遭了毒手。“罹災留日學生歸國團三百八十人”在回國後給“全國各報館轉全國父老昆弟伯叔姊妹”們一封公開信，極為悲憤地介紹了他們的受難情況：
“其時，東京及附近各縣謠傳朝鮮人有投火下毒者。於是竭軍警、青年團、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鮮人，無論老幼男婦，態意慘殺。其最可怖者，為朝鮮人、支那人往往同提並論。中國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禍，被故意殺害毆辱者，不可勝數，刀棒拳足一時交加，殆不以人類相待。
“浙籍韓潮初(神戶高商學堂)、沈誦填(高師)、蔡經德(高工)、陳悼諸人，曾經多方證明確為中國人，也不免毒打幾斃，並且聲言支那人亦應打。
“江蘇人蔣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東京橫濱間，賃居日人家中，災後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殺支那人’。後經幾許哀求，始免一死……
“彼時之日人悲憤悽楚，多已全失人性，殘忍刻毒，聞之戰慄。且因中國排日，故每遇中國人，恆易受感情之衝動，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時為掃蕩華工之好機會。”
在最初的死者名單中，並沒有一個日本人十分忌憚的名字——王希天，他被列入了失蹤者名單。
王希天是一名公費留學生，來自長春。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投身到捍衛國權的運動中，是“五四運動”的組織者之一，與周恩來關係密切。王希天同時在日本的教會工作，將大量精力花在了維護在日華工的權益上，甚至聘請日本律師為華工討要工資，申請成立“留日中華勞動同胞共濟會”，被不少日本人視為眼中釘。
王希天的死訊，直到1975年才得到證實。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聞》發表了當年在龜戶地區執勤的野戰重炮兵第一聯隊六中隊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記，揭開了王希天遇難的真相。
這位普通日本兵似乎對王希天還存在相當的敬意，在1923年10月18日這天，他寫道：
“當時王希天君來我們中隊訪問中隊官長們，對護送中國人一事，願為工人們出一些力。他是一個開朗的人。他知道中國同胞正在為送往習志野去而驚慌著，他用中文寫了告示，貼在我們中隊的接收處。中國人是沒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後，有一天，我們走到稅務署衛兵處，聽說王希天已被某官長斬了。他騎來的半新舊自行車，被我們六中隊作為戰利品佔用著，那自行車就歸六中隊所有了。”
次日(10月19日)他在日記裡寫道：
“今天報紙上又註銷了前途有為，對社會事業鞠躬盡瘁的王希天君的消息。其真相，我聽某人詳盡地說過。以中隊長為首，誘騙王希天，說:‘你的中國同胞在騷動，你去訓誡訓誡吧!’說著把他帶了出去，來到逆井橋旁邊的鐵橋處，伺候在那邊的垣內中尉來了，問六中隊的官長們，你們往那兒去，休息一下吧!說時遲，那時快，從(王希天)背後，齊肩一刀斬去，然後把面龐、手、腳都斬碎，燒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錢和自來水筆。這就樣，殺人的事，在官長們之間，成了秘密。人們從殺人現場的步哨那裡聽到了詳情。”
負責執行這次殘殺任務的是垣內八洲夫中尉，他在日本二戰戰敗投降前已經當到了對馬要塞司令官。1981年，他在臨終前確認了斬殺王希天之事。
久保野茂次日記發表前2年(1973年)，在周恩來的親自幹預下，長期失蹤的王希天已經被確認為“革命烈士”，其家屬享受烈屬待遇。
掩蓋真相
1923年10月5日，在集中營裡被關押了一個月的黃子蓮，終於與其他老鄉們一起，可以釋放回國。10月8日，這些滿身傷痕的華工們抵達上海十六鋪碼頭，看到碼頭上歡迎他們歸來的溫州旅滬同鄉會和上海協濟日災會，無不痛哭失聲。至此，日本人殘害華工的事件公諸於眾，輿論一片譁然。
10月18日，中國駐日代辦張元節回到上海，還帶來了一個“超政府、超黨派之純粹代表日本國民”的日本謝賑團，計劃到大連、奉天、天津、北京、洛陽、漢口、南京、杭州、上海等處巡迴答謝。
當日，張元節與日本東方通訊社理事水野梅曉、日本社會主義者宮崎民藏等，出席了上海方面的歡迎大會。在會上，面對輿論的質疑，張元節與兩位日本人一道為日本開脫。從日本死裡逃生回來的“共濟會”總幹事王兆澄質問他：“留日中華勞動同胞共濟會。”既然是合法登記的社團，那王希天“失蹤”一案，中國使館為什麼不作為？華工被難後，中國使館為何不進行調查？曹錕所捐獻的救濟旅日華工的款項，為何工人始終未得分文？張元節當即語塞。
歡迎會上的交鋒見報後，輿論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熱潮一變而為抗議日本屠殺華工。民眾指責日本“仁義道德淪亡殆盡。吾本恤憐之義，集資以濟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橫殺，以德報怨，莫甚於斯，吾人一息尚存，當速提抗議，懲辦惡兇，賠償損失。”
上海《晨報》社論說：“日本震災，我國表其深摯同情，力盡救恤之義，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兩國關係，促進國民親善，乃日本於災震發生之際，對於華僑極為殘酷……吾人對於日本震災，雖具有同情，而對於虐殺則不能不提出嚴重抗議。日本政府若不亟謀謝恤之法，則中日間感情將因此而愈難改善矣。”
新任中國駐日代辦施履本在10月20日，向日本外務大臣伊集院彥吉提出嚴重抗議，全國不少團體紛紛要求日本方面懲兇、撫卹等。
日本人對此先是矢口否認，隨即承認這只是誤殺：“震災發生之時，韓民暴動隨處發生糾紛，致華人誤被殺傷殊屬不少”，“地震時韓人暴動，群情憤激，誤傷華人”，“如此多數人之被害，在常識上難於置信，且其原因，又為震災、水災等不可抗力，誠屬無可如何之事。”
中國政府隨即派專使王正廷、劉彥、沈其昌等，赴日調查。
10月21日，戒嚴期間的新聞封鎖解除，《朝日新聞》報道了屠殺華人和王希天失蹤消息，日本政府立即再行封鎖。當《讀賣新聞》試圖在11月7日跟進報道時，其預備刊登在頭版頭條的報道《殘害中國人事件》，在發行前就被“槍斃”。
屠殺案發現場的戒嚴部隊，是日本陸軍野戰重炮兵第三旅團。該旅團參謀遠藤三郎大尉受命掩蓋王希天被殺真相，經過策劃，他們編造了一個故事：王希天主動要求去習志野集中營照料華工，軍方派人護送，但在途中，應王希天自己要求而將其釋放，不知其下落。軍方隨即與內務、法務、外務三個部門進行了溝通。直到1981年，年邁的遠藤三郎接受日本參議員吉川一夫的秘書田原洋訪問時，才詳盡地披露了殺害王希天的經過和掩蓋事件真相的活動，田原洋在次年出版了《關東大震災與王希天事件》，轟動一時。
為了掩蓋真相，10月20日日本政府向所屬各道、府、縣發文，查找王希天下落。11月7日，日本內閣會議結束後，內務大臣後藤新平、外務大臣伊集院彥吉、法務大臣平沼騏一郎、陸軍大臣田中義一共同密商，並且報請總理山本權兵衛批准，正式決定將王希天事件真相掩蓋起來，並確定了對中國調查團的應對策略：“好好招待，給予儘可能的方便，讓他們感受到我官憲沒有阻止他們調查”。
因為證據完全被毀，中國政府調查團及由俞顯廷牧師等組成的中國民間宗教家調查團，均無功而返，只能接受日方的說法，王希天也就長期成了“失蹤人士”。
11月22日，日本右翼頭山滿，向日本政府呈交一份請願書，題為《關於地震區內的殺傷事件請予大赦》，要求赦免那些屠殺朝鮮人、中國人及日本本國持不同政見者的兇手，認為他們都是“為皇國維護治安，由於善意”。
12月8日，外交總長顧維鈞照會日本駐華全權公使芳澤謙吉，對日本虐殺華工之事，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嚴懲兇手、公佈暴行、撫卹難僑，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1924年1月21日，日本新任清浦內閣對頭山滿的“請願”進行了討論，認為地震期間有“誤殺”、“誤傷”行為的民眾，可按輕重予以特赦，但軍警人員不在特赦範圍之內。
4月24日，日本橫濱地方法院判決如下：戕殺華工人犯8名，其中4名判有期徒刑2年，緩期2年執行;2人判有期徒刑18個月，緩期2年執行;2人證據不足，當庭釋放。而至於撫卹金，則總共賠償700多名死難者和傷者20萬日元，其中1萬日元指定給王希天家屬。
日本屠殺華人事件曝光後，先後在抵制日貨和援助日本兩大事件中都風頭極健的“上海對日外交市民大會”，發出通電，嚴厲指責日本政府“以怨報德”，號召中國人民“一方厲行經濟絕交，一方提倡國貨”;另一家“國民對日外交大會”，也指責日本“不但不能因茲感化，反而變本加厲”，呼籲“經濟絕交策略積極進行”。
在中國援助日本的熱潮剛剛興起時，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聞》發表了一篇題為《感謝善鄰之同情》的社論：“中國人會出此熱心來救日人的災難，實在是日人夢想不到的事，大驚歎中國人此次行動之敏捷，而感謝中國人的高義。”但在10月6日，該報又發表社論《震災對於中國之影響》，提醒日本政府和民眾：“由中國人心裡斯生出許多的友情，能否叫它成長與否，有一半的責任完全在於日本。”災後中日關係並無改善，此後更兵戎相見，日本政府對此應做徹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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