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如昨日的1978……已是四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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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南京的夏天異常悶熱。南京大學一位中年教師胡福明,在醫院照顧因病入院的妻子。同病房裡有四五名女病人,他不方便進去陪護,就在醫院走廊構思了一篇文章。

投稿後,他對一個好哥們兒說,“我坐牢你要送飯”。哥們兒答,“那當然,你坐牢我肯定會送飯。”

1978年5月,文章經過反覆琢磨修改後,最終在《光明日報》頭版刊登,在當時的中國如一聲炸雷,引發激烈討論。鄧小平看後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思想來一個大解放”。

這篇文章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胡福明沒有坐牢,迎面吹向他的,是改革的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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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刊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的《光明日報》和修改過的清樣(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1978-1983:萬物生長

1978年春天的大學校園,清新怡人,迎來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新生。

借了輛自行車趕考的馮侖,進入了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遊吟歌手”徐小平被中央音樂學院錄取。

熊曉鴿忐忑的從工科調劑到湖南大學外語系,唯一能說的完整英語句子是“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

閻焱那時的理想還是飛行員,在收到南京航空學院錄取通知書後,他嘚瑟地對辦理轉關係的公社幹部說:“我要去開飛機了,到時候我的飛機落在這裡,就可以把你們接走了。”

華南工學院(現華南理工大學)無線電工程系迎來了“三劍客”黃宏生、李東生、陳偉榮。20年後,由這三人領導的創維、TCL、康佳,佔據了中國彩電業的半壁江山。

半年後的秋天,29歲的馬蔚華圓夢吉林大學經濟系;12歲的少年張亞勤用一個月啃完高中教材,考入中科大。

1978年,這是中國和時代的一個重要拐點,高考史上罕見的一年迎接了兩屆學生。從1180萬考生中搏殺而出的 62.7萬新生,帶著希望和夢想湧向校園。無數個體命運的軌跡,自此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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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78年春,北京大學迎來恢復高考後錄取的第一批新生(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並非人人都如此幸運。

劉永好三兄弟的大學夢因成分問題戛然而止,乾脆養起了鵪鶉,報考常熟師專的俞敏洪落榜了,成為了全班唯一一個沒被錄取的學生。潘石屹養的豬被狼吃掉了半隻臉,他還沒有從這個陰影中走出來,就又擔心起另一件更讓他恐懼的事兒:他只有一條褲子,如果磨破了,會露出裡面的花褲衩。

上大學並非是那時唯一的選擇。讓人羨慕的還有王健林、任志強、寧高寧這樣的軍人,張瑞敏、王石這樣的工人,以及柳傳志這樣的技術員。

敏銳者早已從蛛絲馬跡中感受到時代的變遷,有志者亦不甘被庸常的生活所埋沒。

1978年,已過而立之年,端著茶杯看報紙的柳傳志,竟在《人民日報》上驚喜地讀到一篇教人養牛的文章。

比他小一歲的任正非因獲得了全軍技術成果一等獎,被派去參加“全國科學大會”,第一次聽到“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斷。

27歲的任志強榮立三等功,滿心歡喜地向父親彙報,卻碰了一鼻子灰,於是決心自己打拼出人頭地。

和他同歲的王石,睡在鐵路邊的臨時宿舍裡,晚上工友打開電視,斷斷續續地收到那時香港電視臺裡讓他感到新鮮的東西。

即將到來的80年代,的確和電視畫面一樣絢爛多彩,但他們還不是舞臺上的主角。

鄉鎮企業四大天王——大邱莊的禹作敏,華西村的吳仁寶,南街村的王宏斌,橫店村的徐文榮,身兼黨支部書記和鄉鎮企業法人雙重身份,是一個村或莊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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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鑫生在車間,與工人一起研究新產品的剪裁方案(1984年6月11日)。新華社記者 戴紀明 攝

比他們更出風頭的,是浙江海鹽襯衫廠的步鑫生。時代的高光,打在這個敢砸“大鍋飯”的廠長身上,即使是魯冠球登門,他也無暇接見。無數場全國巡迴演講,如同現在瘋狂的粉絲見面會,“你砸我牌子,我砸你飯碗”的口號響徹全國。

萬物甦醒,肆意生長,錄音機中飄出鄧麗君的“靡靡之音”,在呢喃中,瀰漫著一種無堅不摧的哲性魅惑。

喇叭褲子像裙飄,花格襯衫扎外腰,蛤蟆鏡上貼商標,頭髮燙的像羊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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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上海最大的一家理髮店——南京理髮店新添置了26臺大型落地吹風機。每天這裡接待250多名女顧客燙髮,星期天增加到350至400名。新華社發

渴望衝破束縛的城市青年,用奇裝異服彰顯個性;而在偏遠的農村,泥濘求存的小人物,則引爆著一個又一個改變中國的大事件。

小崗村18位農民,冒著巨大的風險按下紅手印;在家門口賣紐扣、拉鍊,遇到打擊投機倒把就慌忙躲起來的章華妹,成為中國第一個合法個體工商戶;一個炒瓜子的“傻子”年廣久,給改革出了道難題,僱12個人,算不算剝削?

這些來自社會邊緣和底層的小人物,隨著潮水的方向行至浪尖。他們沒看過高深文件,沒學過改革理論,擺脫貧困、過上好日子的樸素願望,構成了他們敢為天下先的全部動力。

他們是宏大構想中的人間煙火,用行動,詮釋了改革的力量來自何方!

1984-1991:激情燃燒

到1984年,年廣久瓜子廠僱傭人數已超過百人。面臨牢獄之災的他,被鄧小平點名保護,“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有人大喊著報信,“傻子不得了了,以後沒人敢動你了”。

那一年,鄧小平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老人的一句話振聾發聵,驚醒無數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經濟改革的主戰場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傻子”,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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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屆不惑的柳傳志,終於忍受不了每日看報的生活,懷揣中科院的20萬投資,開了一家“中國科學院計算機新技術發展公司”。

沒什麼生意,柳傳志就擺攤賣起了運動褲衩和家用電器。他把錢縫到褲子裡到處進貨,“倒爺”之路並不順利,很快,就被一個女人騙走了14萬。

33歲的王石,卻已是玉米界資深“倒爺”,他籌建了一個奇怪的公司——“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公司做了一個碩大的霓虹招牌,到了晚上,豔光四射,每個夜間進出特區的火車乘客,都會多看幾眼。四年後,公司改名萬科。

1978年至1984年,六年的積攢,讓改革的潮水,掀起了第一次全民下海的巨浪。

23歲的段永平憤然離開分配單位北京電子管廠,因為那裡“人人都覺得能幹,卻什麼都不幹”。

在惠州,27歲的李東生在一個簡陋的農機倉庫,與香港人合錄磁帶,未來的TCL發出了第一聲。

在廣東順德的容奇鎮,只有小學四年級文化但已過半百的潘寧,憑藉手錘、手銼、萬能表等簡單工具,硬是造出了中國第一臺雙門電冰箱。

數年後和潘寧共同成就“北海爾南容聲”傳奇的張瑞敏,正頂著壓力,接下已經虧損147萬的街道小廠。新官上任的他,氣憤地燒了“第一把火”—— “不準在車間大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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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海爾砸掉76臺不合格冰箱。

1984年,《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通過,國企迎來大放權。兩件事得以明確,一是廠長負責制,另一是,可以貸款引進國外先進設備。

這讓褚時健眼前一亮。在昆明一個申請貸款的會議上,他把自己的總工程師拉出會場,飛奔到一個小飯館,沒筆沒紙,就用筷子蘸著碗裡的米湯算賬。當米湯汁鋪滿了大半張桌面時,兩人飛奔回來,當眾報出了一個當時看來的天文數字——2300萬美元。自此,玉溪菸廠全部換成國外一流設備,換道超車。

此後的褚時健,一路開掛,遠處的哀牢山,他只是一瞥而過。

新東方“三架馬車”當年尚無蹤影。俞敏洪站在北大禮堂某個角落,看校團委文化部長徐小平和藝術團團長王強,在舞臺上閃耀光芒。

激情燃燒,潮水奔湧。1984年創立的企業,許多至今仍星光熠熠,若干年後,這一年被很多人稱為“中國企業元年”。

幾個年輕人,閃身而過,勾勒命運的細節。

10歲的劉強東,因為第一次看到了電燈而心潮澎湃。

第三次參加高考的馬雲,總分還是差了5分,被杭州師範學院破格升入外語本科專業。

在西安上大一的周鴻禕,編了一個小程序在電影院門口“科學算命”,賺到人生中的第一個一百塊。

初二的馬化騰,舉家遷到了中國最年輕的城市——深圳。

三年後的1987年,一個青年人從鐵絲網下的洞爬了過去。興奮叫道:“深圳,我潘石屹來了!”

也是這一年,深圳兩間四周雜草叢生的“簡易房”裡,任正非和他人合夥投資21000 元創辦了一家小公司,取名“華為”。那年他43歲,決意放手一搏。

要搏的還有宗慶後。1987年,他準備在兒童營養液領域發力,朋友勸阻,他說“你能理解一位47歲的中年人,面對他一生中最後一次機遇的心情嗎?”

沒有人敢輕視一個發狠的中年人。

1989年香港聯想大虧,中年人柳傳志急急忙忙趕到香港,他瞪著通紅的眼睛,對香港的合作伙伴說:“我這次是腰裡彆著手榴彈來的,如果公司垮了,我會綁著你們一塊兒跳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底色,但不論哪個時代,那些咬牙切齒和生活死磕的人,總是更能得到命運的垂青。

80年代末,一首叫黃土高坡的歌讓整個中國颳起了西北風熱,街上老幼婦孺都會哼唱,“不管是東南風,還是西北風,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那時風颳過的地方,還沒有豬能隨隨便便起飛,西北風掠過蒼茫、悲涼、激越、深沉的黃土地,只留下肆意生長和關乎生死的粗野喘息。

1992-1998:光輝歲月

在歷史的另一個切口裡,“留學熱”日漸升溫。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和在國內發展的俞敏洪像兩條平行線,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俞敏洪和徐小平的生命軌跡再次相交,已是1995年。俞到溫哥華邀徐回來加盟新東方。徐小平問:你都這麼有錢了,還追求什麼? 俞沉吟半晌答:“還缺少崇高感!”

徐小平出國的日子,中國改革開放迎來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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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區的打工妹(1992年9月10日發)。新華社記者 潘家珉 攝

1992年,已經88歲的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

“發展才是硬道理”,小平的南方談話,又一次蕩起了滾滾春潮。萬丈春輝,暖透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步伐氣壯山河。這一次被點燃創業熱血的,還有一大批體制內精英。

相較於此前由下而上“仰攻”的草根從商,這批精英攜體制內歷練多年的優勢,呼嘯而下。

副局級幹部陳東昇,離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拍賣公司嘉德拍賣、中國第一家物流公司宅急送,後來又募資創辦了泰康人壽保險公司。

在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上班的毛振華,下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評估公司。

在物資部對外合作司工作的田源,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期貨經紀公司。

人事司司長狐疑問到: “你說不要行政級別,是不是騙我們?”田源大笑:“我今天離開這個門,就永遠不會再回來!”

國家體改委任過職的馮侖,決定到海南碰碰運氣。和他抱有同樣想法的,還有潘石屹、王功權、易小迪、王啟富和劉軍。

六個人一拍即合,“萬通六君子”出道,很快,就在“十萬人才下海南”的癲狂樓市中,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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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左至右依次為馮侖、易小迪、王功權、潘石屹。

29歲的千萬富翁李書福,在放棄自己一手創辦的北極花電冰箱廠後,也來到了這片熱土。

直到海南樓市泡沫忽然破裂,“跑得太慢”的他把“幾千萬全賠了”,由此徹悟:“我只能做實業。”

血氣方剛的史玉柱剛剛創立巨人公司一年,他以豪賭的方式用一張漢卡,在中國早期IT界殺出一條血路,打算建一座高聳入雲的巨人大廈。

任正非迎來了人生的一個轉機,華為自主研發的大型交換機,終於在這年研製成功。1992年底,華為的銷售額超過了一億元。

1992的波瀾壯闊,出國的徐小平自然無感。

那一年,被北大開除的俞敏洪辦了一個培訓學校,剛有起色,一個廣告員被競爭對手捅了三刀。回家的路上,他一邊哭,一邊撕心裂肺地喊:“我不幹了,把學校關了。”

敏洪後來出了本書,叫《挺立在孤獨、失敗與屈辱的廢墟上》。

92年前後下海的官員和知識分子,有個浪漫懷舊的名字——92派。

92派是 “夾心層”,用陳東昇的話說:上,有引領風潮的草根派,他們屬於“製造英雄”“工業英雄”;下,有獨領風騷的海歸派,他們算作“互聯網英雄”“新經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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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中山市小欖鎮成人文化技術學校,為適應經濟發展,培訓企業管理人員,1994年舉辦8期中英文電腦學習班、共培訓企業幹部、社會青年、外來工等350多人(1994年11月15日發)。新華社記者 劉玉生 攝

1992年,日後翻雲覆雨的 “互聯網英雄”,還奔波在各自的命運之路上。

劉強東那年18歲,他揹著被子、臉盆和老鄉們湊的76個雞蛋,以及縫到內褲裡的500塊現金,興沖沖到人民大學報道。為賺生活費,他一個週末抄了4萬多個信封,宿舍熄燈,別人都睡了,他就搬個小板凳在廁所、走廊抄。

馬雲從大學畢業當了英語教師,嫌工資太少,就和幾個朋友在杭州辦了一家小小的海博翻譯社。

王志東宅在家裡研發“中文之星”中文軟件平臺。馬化騰還有一年大學畢業,之後他去了一家通訊公司打工 ,文靜低調,不顯山不露水。

雷軍加入做軟件的金山公司,丁磊在成都讀大三,李彥宏在美國攻碩士。

張朝陽戴墨鏡扎馬尾,一邊叛逆著,一邊拿到了麻省理工的博士學位。三年後從美國回來,他才感到“那種在亞文化裡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漸被暖過來了”。

“一生要走多遠的路程 ,經過多少年 ,才能走到終點,夢想需要多久的時間 ,多少血和淚 ,才能慢慢實現, 潮來潮往世界多變遷 ,迎接光輝歲月,為它一生奉獻……”

1990年代,Beyond樂隊一首《光輝歲月》,讓許多躁動的靈魂得以安放。

每一滴淚水和汗水都是相同的,每一代弄潮兒的苦楚和風騷卻各有各的不同,他們的落寞與輝煌難以復刻,集結了太多的天時地利。

1999-2008:隨風起舞

千禧之年,當張朝陽登上《亞洲週刊》封面時,李彥宏在北大資源賓館租了兩個房間,員工只有8人,決心打造中國自己的搜索引擎。

昔日的翩翩少年張亞勤,回到祖國加盟微軟中國研究院,出任首席科學家。

陳一舟、周雲帆、楊寧帶著20萬美元,走進清華大學九號宿舍樓。他們逐一敲門,尋找計算機系的學生加入,一年以後,Chinaren火爆。

畢業自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名校的更多留學生,榮歸故里,浩浩蕩蕩殺入中國互聯網大潮時,杭州一個叫湖畔花園的小區裡,馬雲對他的18羅漢說,“現在,你們每個人留一點吃飯的錢,將剩下的錢全部拿出來”,“我們的競爭對手不在中國,而在美國的硅谷”。

在上海,陳天橋租了一套三室一廳的公寓,加上妻子、弟弟,員工一共六人,要打造 “網絡迪士尼”。

比他們更早進入互聯網的馬化騰則面臨資金鍊的斷裂,他一連談了4家,也沒有賣掉騰訊,心情複雜又沮喪。

失意人又何止於小馬哥。褚時健在監獄度過1999年的最後一天,73歲的他,在這一年被判無期。

21世紀就這樣猝不及防地來了。

2001年百度的董事會上,李彥宏提出做競價排名的計劃遭到了一致反對。他怒了,將手機狠狠地摔到了桌子上,吼道:“不做競價排名,那就別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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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月11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簽字儀式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新華社記者 王建華 攝

站在時代舞臺中央的,還有一路高歌的地產大腕。

2003年王石成功登頂珠峰,臉龐寫滿“人生得意須盡攀”。潘石屹兒時的恐懼煙消雲散,在新建的SOHO現代宮殿裡,到處擺放著憨態可掬的肥豬雕塑。

以渠道創新劍走偏鋒的家電連鎖大王黃光裕,在2004、2005、2008三度問鼎中國首富。有記者問:“你覺得自己做得最奢侈的事情是什麼?”他想了半天才勉強回答:“可能現在想吃點什麼好吃的東西,不用再先問價錢了。”

2008年底黃光裕入獄,與他爭霸多年的張近東卻並沒有失去對手。競爭不是來自現實中的同行,而是另一個維度——互聯網。

中國互聯網人口第一次歷史性的超過美國。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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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8日晚,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燃放焰火《歷史足跡》。這是在天安門廣場上空拍攝的“腳印”。新華社發

2008年,最讓人激動的盛事是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夜晚,鳥巢內人頭攢動,天空被煙火染得絢爛璀璨。一種形似大腳印的煙花,叫“歷史足跡”,一步,一步,足足走了29步,無數中國人感動落淚。

隨身聽飄出《隱形的翅膀》,“我終於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裡會有風就飛多遠吧”。

2008-2018:未來已來

在各自的風口,那些我們熟悉的主角,開始了熟悉的演出。

2011年小米首場發佈會上,雷軍把一半的座位留給了發燒友,現場擁擠不堪,連凡客的陳年都被堵在場外。一場對傳統制造業的突襲,就此展開。

同年,微信用戶數突破6000萬,不得不親自拉人開博的馬化騰長舒一口氣,篤定地對部屬們說,“微博的戰爭結束了”,“騰訊拿到了移動互聯網大船的船票”。如今,微信用戶數突破10億。

2012年,在北京西客站出租車停靠點,程維給經過的每位司機,安裝他花8萬元開發的滴滴打車App。與此同時,理工男張一鳴,立志要當一名“新聞的搬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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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2日,美國紐約納斯達克交易所附近,一塊大屏幕顯示出京東上市的消息。新華社記者 王雷 攝

2014年京東在納斯達克上市當天,老家宿遷的一名記者,想表達家鄉人對劉強東的崇拜。他說,“在宿遷,自古到今只出過兩名偉人,一位是項羽,一位是劉強東”。考慮到項羽的結局,劉強東說,“你這句話說得我脊背發涼”。全場大笑。

2017年一場雙十一晚會上,由馬雲主演的電影《功守道》震撼發佈。電影主題曲叫《風清揚》,和著王菲的天籟之音,馬雲用“濃濃的鄉土音”唱“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命運之路兜兜轉轉,那個當年不甘平庸的青年教師,功成名就後終又做回了老師,卻早已不是原來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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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無人機拍攝的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世茂林嶼岸小區附近集中停放的共享單車。新華社記者 熊琦 攝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空氣中到處瀰漫著闖的味道,移動互聯以摧枯拉朽之勢崛起,顛覆一切可以顛覆的舊格局。一批“80後” “90後”,快馬揚鞭,殺入戰場的中央。

ofo估值30億美元時,戴威27歲;阿里95億收購餓了麼時,張旭豪33歲;今日頭條日活2.4億時,張一鳴35歲。

摩拜單車胡瑋煒在朋友圈感慨,“謝謝所有人把我們捧到改變世界的高度”。拼多多黃崢說,“你可以說我 low,說我初級,但你無法忽視我”。一路狂奔的滴滴程維開始反省,“好勝心蓋住了初心”。

怕被拋棄的同齡人,匆匆趕路。彩虹合唱團用美聲史詩般唱到,“感覺身體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十八天沒有卸妝,月拋帶了兩年半。”

歌中是半夜三點才回家的西二旗人,在地鐵中躲閃的天通苑人;是絞盡腦汁的產品經理,通宵達旦的自媒體人……

知乎上,“人在年輕時候一定要奮鬥嗎”的提問,瀏覽量近90萬,沒有一個回答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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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擠的早高峰車廂裡雙手無處把扶的乘客將手支撐在車頂上。(2014年3月28日攝)

大時代的銀幕上映出的,是每個奮力奔跑的人勾勒出的斑駁光影。

而站在這些年輕人身後的,有徐小平這樣的“天使”,熊曉鴿、閻焱、沈南鵬這樣的“風投”,馬雲、馬化騰這樣的“大佬”——他們已褪去青澀,行至中年,運籌帷幄,淡定從容。

71歲的女人“老乾媽”陶華碧表示看不懂這樣的玩法,在這個資本漫天捲起的互聯網年代,在這個玩命融資瘋狂做大規模的燒錢年代,在這個上市即等於成功的套現年代,任爾東西南北風,近乎偏執地恪守“不融資不貸款不上市”這一“三不”原則——她只想認認真真地做瓶辣醬!

雲南哀牢山上的褚時健已90歲了,大時代他衝至潮頭浪尖,大時代他跌進萬丈深淵,但他毫不屈服,暮年之際依然迸發出絢爛光芒,為大時代做出最精彩的註解——“人生總有起落,精神終可傳承”。

40年來,很多事情都讓人始料未及,高考,倒爺,留學,下海,移動互聯,創新創業……每一次潮水湧來,都是命運軌跡的一次改寫。

潮水中,當年的年輕人、中年人,成為現在的中年人、老年人;他們曾執著向前,曾迷茫無助,曾矇眼狂奔,曾焦慮彷徨,但他們從未停歇自我突破的拼搏腳步;他們的歡笑和淚水、榮耀與失敗,屬於他們自己,更屬於這個時代。

40年很長,多少人最華彩的人生樂章已奏完,餘音繞樑;40年很短,有如白駒過隙,轉瞬進入新時代。

未來的40年會發生什麼,我們無從知道。但我們唯一確定的是,在這場迄今人類最宏大、最能體現智慧光芒與勇氣膽識的艱難探索中,無論個人命運如何跌宕起伏,時代的浪潮,只會也只能,向前,向前!

而迎著潮水的方向,總有人不甘沉浮,搏擊潮頭,讓時代變得生動,讓自己變得不凡。

……

當年“捅破窗戶紙”的中年大叔胡福明,現已經83歲了。有媒體前去採訪時,看到胡福明滿頭白髮,一根接一根地抽著香菸,面前擺放著一篇自撰的講稿——《實事求是無禁區,解放思想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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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全文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引發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場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40年來,我們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今天,中國共產黨正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鬥,在這一過程中,仍然需要繼續解放思想。我們重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既是為了紀念該文發表40週年,更重要的,是為了更好地傳承和弘揚該文所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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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真理的標準是什麼?這是早被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解決了的問題。但是這些年來,由於“四人幫”的破壞和他們控制下的輿論工具大量的歪曲宣傳,把這個問題搞得混亂不堪。為了深入批判“四人幫”,肅清其流毒和影響,在這個問題上撥亂反正,十分必要。

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

怎樣區別真理與謬誤呢?1845年,馬克思就提出了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頁)這就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個理論,是否正確反映了客觀實際,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會實踐來檢驗。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基本原理。

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毛主席說:“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義論》)“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論》)這裡說:“只能”“才是”,就是說,標準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這是因為,辯證唯物主義所說的真理是客觀真理,是人的思想對於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因此,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就不能到主觀領域內去尋找,不能到理論領域內去尋找,思想、理論自身不能成為檢驗自身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的標準,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屬實,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訴為標準一樣。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必須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觀世界聯繫起來的特性,否則就無法檢驗。人的社會實踐是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實踐具有把思想和客觀實際聯繫起來的特性。因此,正是實踐,也只有實踐,才能夠完成檢驗真理的任務。科學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門捷列夫根據原子量的變化,制定了元素週期表,有人贊同,有人懷疑,爭論不休。爾後,根據元素週期表發現了幾種元素,它們的化學特性剛好符合元素週期表的預測。這樣,元素週期表就被證實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在300年裡一直是一種假說,而當勒維烈從這個太陽系學說所提供的數據,不僅推算出一定還存在一個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還推算出這個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時候,當加勒於1846年確實發現了海王星這顆行星的時候,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才被證實了,成了公認的真理。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承認為真理,正是千百萬群眾長期實踐證實的結果。毛主席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實踐論》)馬克思主義原是工人運動中的一個派別,開始並不出名,反動派圍攻它,資產階級學者反對它,其他的社會主義流派攻擊它,但是,長期的革命實踐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終於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思想。

檢驗路線之正確與否,情形也是這樣。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制訂自己的路線時,當然要從現實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情況出發,依據革命理論的指導並且加以論證。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個革命政黨的路線是否正確,同樣必須由社會實踐來檢驗。20世紀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俄國工人運動中,都發生了列寧的馬克思主義路線與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路線的激烈鬥爭,那時第二國際的頭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寧主義者是少數,鬥爭持續了很長一個時間。俄國十月革命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證明列寧主義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路線的破產。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在一個時期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沒有占主導地位。長期的革命鬥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正確的,而“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錯誤的。標準是什麼呢?只有一個:就是千百萬人民的社會實踐。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有的同志擔心,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會削弱理論的意義。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凡是科學的理論,都不會害怕實踐的檢驗。相反,只有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才能夠使偽科學、偽理論現出原形,從而捍衛真正的科學與理論。這一點,對於澄清被“四人幫”搞得非常混亂的理論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四人幫”出於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種種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例如,他們炮製“天才論”,捏造文藝、教育等各條戰線的“黑線專政”論,偽造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變成走資派的“規律”,胡謅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經濟基礎”的謬論,虛構儒法鬥爭繼續到現在的無稽之談,等等。所有這些,都曾經被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所謂“理論”,誰反對,就會被扣上反對馬列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但是,這些五花八門的謬論,根本經不起革命實踐的檢驗,它們連同“四人幫”另立的“真理標準”,一個個都像肥皂泡那樣很快破滅了。這個事實雄辯地說明,他們自吹自擂證明不了真理,大規模的宣傳證明不了真理,強權證明不了真理。他們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自居,實踐證明他們是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政治騙子。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於它是經過實踐檢驗了的客觀真理,正是由於它高度概括了實踐經驗,使之上升為理論,並用來指導實踐。正因為這樣,我們要非常重視革命理論。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列寧選集》第一卷第241頁)理論所以重要,就是在於它來源於實踐,又能正確指導實踐,而理論到底是不是正確地指導了實踐以及怎樣才能正確地指導實踐,一點也離不開實踐的檢驗。不掌握這個精神實質,那是不可能真正發揮理論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說,我們批判修正主義,難道不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衡量,從而證明修正主義是錯誤的嗎?我們說,是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批判修正主義的銳利武器,也是我們論證的根據。我們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義,這些基本原理是馬、恩、列、斯和毛主席從革命鬥爭的實踐經驗概括起來的,它們被長期的實踐證明為不易之真理;但同時我們用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義,仍然一點也不能離開當前的(和過去的)實踐,只有從實踐經驗出發,才能使這些原理顯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們的批判只有結合大量的事實分析,才有說服力。不研究實踐經驗,不從實踐經驗出發,是不能最終駁倒修正主義的。

客觀世界是不斷髮展的,實踐是不斷髮展的。新事物新問題層出不窮,這就需要在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指導下研究新事物、新問題,不斷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論推向前進。這些新的理論概括是否正確由什麼來檢驗呢?只能用實踐來檢驗。例如,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或少數國家可以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學說,是一個新的結論,這個結論正確不正確,不能用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去檢驗,只有帝國主義時代的實踐,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實踐,才能證明列寧這個學說是真理。

毛主席說:“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97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辯證唯物主義。

革命導師是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榜樣

革命導師們不僅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親自作出了用實踐去檢驗一切理論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論的光輝榜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待他們所共同創造的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文獻《共產黨宣言》的態度,就是許多事例當中的一個生動的例子。1848年《宣言》發表後,在45年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實踐來檢驗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詳細地記載了這個事實。首先,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發揮的一般基本原理整個說來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同時,他們又指出,“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8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新實踐的不斷檢驗,包括新的歷史事實的發現,曾對《宣言》的個別論點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條註釋:“確切地說,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1頁)這是因為,《宣言》發表以後人們對於社會的史前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特別是摩爾根的調查研究證明:在階級社會以前,有一個很長的無階級社會;階級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並非從來就有的。可見,說“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並不確切。恩格斯根據新發現的歷史事實,作了這個說明,修改了《宣言》的舊提法。《宣言》還有一個說法,說到無產階級要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以推翻資產階級。1872年,兩位革命導師在他們共同簽名的最後一篇序言中,明確指出:“由於最近25年來大工業已有很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也跟著發展起來,由於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是有了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9頁)列寧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說明十分重視,他認為這是對《共產黨宣言》的一個“重要的修改”。(《列寧選集》第3卷第201頁)

正如華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從來對思想理論問題採取極其嚴肅和慎重的態度,他總是要讓他的著作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的考驗以後再來編定他的選集”。毛主席一貫嚴格要求不斷用革命實踐來檢驗自己提出的理論和路線。1955年毛主席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時候,寫了104篇按語。當時沒有預料到1956年以後國際國內所發生的階級鬥爭的新情況。因此,1958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語的時候,毛主席特別寫了一個說明,指出這些按語“其中有一些現在還沒有喪失它們的意義。其中說:1955年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決戰取得基本勝利的一年,這樣說不妥當。應當說:1955年是在生產關係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勝利的一年,在生產關係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層建築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戰線方面和政治戰線方面,則或者還沒有基本勝利,或者還沒有完全勝利,還有待於爾後努力。”(《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25頁)

革命導師這種尊重實踐的嚴肅的科學態度,給我們極大的教育。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提出的理論是已經完成了的絕對真理或“頂峰”,可以不受實踐檢驗的;並不認為只要是他們作出的結論不管實際情況如何都不能改變;更不要說那些根據個別情況作出的個別論斷了。他們處處時時用實踐來檢驗自己的理論、論斷、指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尊重實踐,尊重群眾,毫無偏見。他們從不容許別人把他們的言論當作“聖經”來崇拜。毫無疑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必須堅持,決不能動搖;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並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它要在實踐中不斷增加新的觀點、新的結論,拋棄那些不再適合新情況的個別舊觀點、舊結論。關於哲學,毛主席曾經說過: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如果只有幾篇原有的哲學著作,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那是不行的。實踐、生活的觀點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實踐、生活之樹是常青的。正是革命導師的這種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辯證唯物主義立場,才保證了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髮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

我們不僅承認實踐是真理的標準,而且要從發展的觀點看待實踐標準。實踐是不斷髮展的,因此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它既具有絕對的意義,又具有相對的意義。就一切思想和理論都必須由實踐來檢驗這一點講,它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就實踐在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都有其侷限性,不能無條件地完全證實或完全駁倒一切思想和理論這一點來講,它又是相對的、有條件的;但是,今天的實踐回答不了的問題,以後的實踐終究會回答它,就這點來講,它又是絕對的。列寧說:“當然,在這裡不要忘記: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於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鬥爭。”(《列寧選集》第2卷第142頁)

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關於實踐標準的絕對性和相對性辯證統一的觀點,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論必須無例外地、永遠地、不斷地接受實踐的檢驗的觀點,也就是真理髮展的觀點。任何思想、理論,即使是已經在一定的實踐階段上證明為真理,在其發展過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實踐的檢驗而得到補充、豐富或者糾正。毛主席指出:“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又指出:“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實踐論》)馬克思主義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強調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永遠沒有完結,就是承認我們的認識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終完成。就是承認由於歷史的和階級的侷限性,我們的認識可能犯錯誤,需要由實踐來檢驗,凡經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或者不符合實際的東西,就應當改變,不應再堅持。事實上這種改變是常有的。毛主席說:“真正的革命的指導者,不但在於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於改正”,“而且在於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著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實踐論》)林彪、“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胡謅什麼“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實踐證明,他們所說的絕不是毛澤東思想的真理,而是他們冒充毛澤東思想的謬論。

現在,“四人幫”及其資產階級幫派體系已被摧毀,但是,“四人幫”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還遠沒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批評過的“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種傾向依然存在。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工作中,“四人幫”都設置了不少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對於這些“禁區”我們要敢於去觸及,敢於去弄清是非。科學無禁區。凡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矇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黨的十一大和五屆人大,確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新的發展時期的總任務。社會主義對於我們來說,有許多地方還是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要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需要我們去認識,去研究,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度是錯誤的。我們要有共產黨人的責任心和膽略,勇於研究生動的實際生活,研究現實的確切事實,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只有這樣,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才能夠逐步地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前進,順利地進行新的偉大的長征。

(本文原載於《光明日報》1978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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