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9年，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已經傳播到中國，特別是通過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給中國學術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中國現代大學之父蔡元培與愛因斯坦接觸，希望他可以到北京大學講學。在梁啟超的資助下，蔡元培接受了愛因斯坦所需的報酬。並約定，愛因斯坦於1922年12月中旬來華，然而直到12月30日，愛因斯坦才從日本到達上海，但是在上海逗留兩天，直接乘船去了新加坡，沒有前往北京。蔡元培一直等不到愛因斯坦的消息，就寫了一封誠摯的信去催問，並重申了以前談妥的條件。愛因斯坦回信：說上海有一個叫斐司德博士的人，受了蔡元培的全權委託，向愛因斯坦又提出了違背以前約定的要求，因此他不準備來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親筆信，才知道是誤會，但他已經不能追改旅程計劃，希望原諒。多年後人們重提這件令人遺憾的舊事，覺得這個莫名其妙的“斐司德博士”，疑似是日本有人作梗；也有人分析說問題的根本在於愛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國的狀況，產生了退意：當時中國軍閥混戰，財政困難。感到北大能否兌現約定是未知數。
1922年冬天，他應邀到日本講學，往返途中，兩次經過上海，一共停留了三天，親眼看到了處於苦難中的中國，並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旅行日記中記下“悲慘的圖象”和他的感慨：“在外表上，中國人受人注意的是他們的勤勞，是他們對生活方式和兒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們要比印度人更樂觀，也更天真。但他們大多數是負擔沉重的：男男女女為每日五分錢的工資天天在敲石子。他們似乎魯鈍得不理解他們命運的可怕。”“愛因斯坦看到這個在勞動著，在呻吟著，並且是頑強的民族，他的社會同情心再度被喚醒了。他認為，這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地虐待著，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20、21頁）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當時的國際社會卻表現出無奈和無能，當年11月17日，愛因斯坦公開譴責日本侵略東三省的行徑，呼籲各國聯合起來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可惜迴音空蕩。193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在上海被捕，愛因斯坦和羅素、杜威等具有國際聲望的知識分子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釋放。
1934年，愛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觀》在歐洲出版，留學法國的物理學教授葉蘊理根據法文譯本轉譯，1937年抗戰前夕由於國難當頭，這本書並沒有引起多少反響，但讀過的人無不深受啟發，開始嚴肅地思考人生的意義、人與國家的關係等問題。
1936年，愛因斯坦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與前來年進修的周培源第一次個別交談時說：“中國人民是苦難的人民。”他的同情是真摯的、發自內心的，不是掛在嘴上，而是付諸行動的。
1937年3月，主張抗日的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獄後，他又聯合杜威、孟祿等著名知識分子通電援救，向國民黨當局施加道義的壓力。
1938年6月，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他還和羅斯福總統的長子一同發起“援助中國委員會”，在美國2000個城鎮開展援華募捐活動。愛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愛是沒有國界的，他對中國的感情沒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類的同情心和強烈的人道主義情懷之上。
1955年，愛因斯坦去世後，許良英和周培源都曾發表長篇悼念文章。1979年，北京隆重舉行了愛因斯坦誕辰100週年的紀念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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