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景舟
記得初次見到壺藝大師景舟先生的紫砂茶壺印款（壺上用印）和聽到景舟先生有關藝名的解釋，是在1974年年底。
那時筆者隨老師張志澄（高級茶藝工程師，宜興縣林業科學研究所副所長，40年代被民國政府命名的茶果農藝高級工程師)拜訪景舟先生。
顧景舟正在給紫砂壺敲底章
在顧氏家中，景舟先生和張工談茶論壺，越說越投機，景舟先生一時興起，將自己所用的茶壺印款拿給張工看，將自已的藝名來歷一一講給張工聽，只因筆者當時未曾準備，錯過了記錄機會，甚是可惜。
壺款反映出作者素質與修為
70年代末，80年代初，筆者抽調至丁蜀鎮文化館（站）負責全鎮的文物普查，因景舟先生民國期間壺上用印已屬文物普查範圍之故，即陪同朱可心(紫砂壺藝大師)、李壯大（原宜興陶瓷陳列館館長，文物普查領導小組成員）、華蔭棠（著名工商人士，藏壺家、鑑賞家）等人來到顧氏家中，將顧景舟先生早年用印一一登記，並請景舟先生就自己的藝名一一作了講述。
顧景舟一生所用款識（部分）
記得當時還有一些景舟先生收藏的清代名家印章（也含仿古印章），因尊重景舟先生的意見，未作登記。
後筆者著手準備《景舟傳》資料蒐集整埋，又一次次對景舟先生的藝名、壺上用印，向景舟先生作了採訪並記錄在案。
現將顧景舟先生的藝名、壺上款識作一探析，不當之處，謹請方家指正一二。
顧景舟30年代至40年代後期所用款識
紫砂茶壺印款，既具有書法藝術、籇刻藝術的傳統文化內涵，又具有表昭作者身份、藝名，體現作者意趣、愛好，作者思想、活動，作者追求、抱負等等作者本身的文化素質與修為，還具有紫砂工藝實用裝飾的文化關係與文化情趣，這三大效用自印款在壺上銘用開始即顯示出來。
大凡名人名家、名號名作，無不在茶壺印款上十分講究。而卓著成就者如時大彬、陳鳴遠、顧景舟等就更勝一籌，更為講究。
時大彬款識
陳鳴遠款識
綜觀現代壺藝大師顧景舟的壺上用印及所出現的藝名，無不反映出顧景舟各個歷史時期的思想活動、藝術追求、抱負理想、心境愛好。
從顧景舟的藝名隨著時代的變化，可以看到顧景舟從藝歷程中的曲折迂迥，成藝過程中的心境意趣，而最終昇華至一種迴歸的自然境地和自然心態；平衡的、坦然的、淡泊的、歸宗的，猶如禪機、悟性，“正道”、“得果”一般。
顧景舟款識
墨緣齋啜墨苦讀，自鐫壺款以明志。
顧景舟原名顧景洲。顧父顧炳榮信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之古訓，要顧景洲發奮讀書，用知識出人頭地，錦繡河山，故取名“景洲”。
“墨緣齋”，為顧景洲就讀於蜀山東坡書院時書齋的題名。
顧炳榮從小就督寫顧景洲學文習字，每日啜墨不止。顧景洲牢記古訓父教，用“墨緣齋”激勵自已用功學習。
蜀山東坡書院
民國十三年、十四年（1924一1925年）江浙軍閥齊盧之戰，禍及丁蜀地區。顧氏家道中落。三年之後，顧家發生一場火災，家中財物化為灰燼。
顧家無力供奉顧景洲繼續讀書，顧炳榮即要顧景洲在家中研習，繼續在“墨緣齋”自學深造，以待業與資足再就學機會。
墨緣齋景堂制
“墨緣齋制”、“墨緣齋景堂制”、“墨緣齋意堂制”、“景記”，為顧景洲早期初制水平壺壺用印款。
因家境困窘，生活所逼，顧景洲祖母說服顧炳榮，在1932年初帶顧景洲學制水平茶壺。
數月後，顧景洲學成後自制水平茶壺，即在壺底使用“墨緣齋制”印款。接著又在壺底使用“墨緣齋景堂制”印款，並在壺把或壺蓋上使用“景記”印款。後又接用“墨緣齋意堂制”印款，把款用“景記”印款。
壺款俱是顧景洲親自鐫刻，表明了顧景洲喜美術，習書法，好舞文弄墨之志向，並用壺來反映其自己的這一觀點。
“墨緣齋制”、“墨緣齋景堂制”、“墨緣齋意堂制”、“景記”
武陵逸人滬仿古，漂泊不定似浮萍。
“曼晞陶藝”，為顧景洲跟隨儲銘學藝時所用之藝名印款。
1933年下半年，顧炳榮為顧景洲的前途著想，先後懇請陶刻名手陳少亭、書法家潘稚亮收徒傳藝，末成。顧炳榮又懇請制壺名家程壽珍收顧景洲為徒，又未成。
後來，顧炳榮再三相邀蜀山制壺好手儲銘至家中邊制壺邊傳授顧景洲技藝，事成。
儲銘，又名臘根，號大匠巨人，龍溪山人，時稱“洋桶王”（紫砂洋桶茶壺製得獨好）。
顧景洲自 1934 年開始隨儲銘學藝整整二年，儲銘傾心傳授“洋桶壺”、“矮石瓢”、“如意仿古”、“掇球”、“線圓”、“圓刻”等款式。至顧景洲會獨立做茶壺，即用藝名“曼晞陶藝”之印款。
曼，代表美，意顧景洲壺藝初成，已能親手製作。
晞，是曙光初露的早展，意顧景洲壺鋒初露，看到前途，看到光明，快到大顯身手的時候。
曼晞陶藝
“武陵逸人”，為顧景洲應上海“郎氏藝苑”之遨，仿古作陶間所用藝名印款。
1936年，上海古董商“郎氏藝苑”主人郎玉書走訪宜興丁蜀上袁村等地，看中顧景洲所制“矮石瓢”等傳統壺款式，聘顧景洲至上海仿古，所制傳器嚴謹典雅，工整精緻。
一年後顧景洲回家鄉制壺，即開始用藝名“武陵逸人”，表露自己瀟灑飄逸的當年個性，朝氣蓬勃的向上精神，也表達自己奮發向上的遠大理想和追求靈秀風格的奮鬥目標。
武陵逸人
“自怡軒”，為顧景洲被聘為上海標準陶瓷公司堆塑制模室任技師期間所用藝名印款。
1942年，財大氣粗的上海標準陶瓷公司聘顧景洲至公司，任堆塑制模室技師，並制翻模具。工餘閒瑕，顧景洲仍制壺不輟，並自我感覺良好，自我欣賞陶醉。
有時興起，在壺身鐫銘短詩茶話、格言家事，並署號“自怡軒主人”。
這是他思想意識上首次不把制壺當成純粹活計，而是把制壺、生活與藝術結合掛靠，把做壺與閒玩聯繫起來，把欣賞與情趣溝通的內心表露。
自怡軒主人
“瘦萍”、“老萍”，為顧景洲從滬歸來後所用藝名印款。
1942年年底，顧景洲從上海標準公司回家鄉後，生活的艱辛使他飄泊不定，且因他在滬制壺仿古而不為家鄉制壺圈內人所知所識所承認，終日為生活而奔忙，像浮萍似地四處飄泊又體弱多病，瘦骨嶙峋，故用“瘦萍”為藝名。
在多災多難的歲月，在艱苦生活的磨練中，顧景洲逐漸成熟，他把飄泊不定，走南闖北，創蕩江湖自喻為雲遊四方的俠客，並以“老萍”取代“瘦萍”。
這是顧景洲生活在抗戰最艱難歲月的真實寫照。
瘦萍、顧瘦萍
與藝術家往返交流
足吾所好玩而老焉
“荊南山樵”、“荊山壺隱”，為顧景洲與滬上書畫家交往後所用藝名印款。
1948年後，顧景洲與滬上書畫名家吳湖帆、江寒汀、唐雲、王仁輔、來楚生等開始交往並受其影響，開始萌發“高士隱居”的想法，開始反思自己。
他開始步人成年期，逐漸走向成熟。
他只想像樵夫隱居在深山，高興時做做壺，高興時看看書。
他以隱士自居，開始學些歷史文化知識，開始鑽進書堆裡埋頭讀書，開始打下理論基礎，隨時等侍出手的機會。
荊南山樵、荊山壺隱
“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得一日閒為我福”，為顧景洲成名後所用藝名印款。
1948年，顧景洲在滬上仿製時大彬《僧帽壺》、陳鳴遠《四方壺》獲得成功。
顧制僧帽壺、四方壺極為精緻，獲得各界好評，贏得家鄉宜興紫砂同業公會的承認併為時人稱謂“方器高手”之美譽。
顧景洲為榮譽而驕傲，更加勤奮，埋頭製作，以閒玩情趣來調節自己的疲勞和辛勞，親自鐫刻“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得一日閒為我福”之藝名章，既是顧景洲內心的真情流露，也充分體現出顧景洲對事業的忘我精神。
他對紫砂已入了迷，愛得發狂，愛不釋手，忙得一天都不得閒，忙得一天都沒時間休息，故發出“得一日閒為我福”之感嘆！
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得一日閒為我福
藝海一舟，勇往直前。
“宜興人”，為顧景洲40年代末所用印款。
至40代末，顧景洲步人成年期，已不像青年時期那麼富有幻想，那樣鋒芒畢露。
他用“宜興人”為壺用印款，是成功後的謙虛表現，通俗而平凡，淡化自己以往強烈的名利觀點，也顯示顧景洲成熟地走向中年老成期。
宜興人
“景舟製陶”、“景舟制壺”、“景舟手製”，為顧景洲改名後所用印款。
1948年秋，在豐收季節，取得豐碩成果的顧景洲，接受藝人“藝海一小舟，鼓足風帆，勇往直前”的建議，顧景洲改名顧景舟。
在這個“舟”字上，顧景舟曾解釋“藝海一舟，即是把自己的命運隨著藝海的一舟而搏擊，永不停息，永往直前！”
這意味著顧景舟的崇高理想和目標追求，是要當一舟之“長”，掌一舟之“舵”。而不想再當一舟之上的水手，撐篙、拉線、搖櫓。
“景洲”改“景舟”，是顧景舟思想上的一大飛躍，也顯示了顧景舟的雄心壯志。
景舟製陶、景舟制壺、景舟手製
“啜墨看茶”，為顧景舟帶藝徒後所用藝名印款。
1955年底至1956年初，蜀山陶業生產合作社成立，並設立“紫砂工藝班”，招收藝徒61名，由朱可心、顧景舟等七人擔任技術輔導員。
顧景舟收受徐漢棠(入杜前即隨顧學藝)、李昌鴻、沈巨華、束鳳英、高海庚等為藝徒，精心培育，耐心傳授。
顧景舟用啜墨看茶來比喻制壺人的個性培養、文化修為，用深入淺出的道理來教育藝徒，一遍遍反覆解釋修心養性和做壺的關係，以至藝人在心態平和，心境平衡的狀態下，心領神會其制壺工藝之要領，最終達到形、態、氣、神、韻之最高境界。
這是顧景舟對下一代藝徒的殷殷期望和苦口婆心，也表達了顧景舟對其藝徒的一種特殊的授藝方法與心得體會。
啜墨看茶
“壺叟”、“景舟七十後作”，為顧景舟晚年成熟期制壺印款。
人至將老，名利淡泊，制壺不息，追求不止，所制之器，已達到出神入化之至高境界。幾乎無可挑剔，無瑕可擊。
年紀已老，技藝愈高，取名“壺叟”，是對自己所追求的紫砂光貨素器一派裸胎藝術的肯定和驕傲，也是對自己獨特的靈秀藝術風格的肯定和驕傲。
注：“壺叟”之印原用於在上海仿作的供春款作品上，老年時顧景舟乾脆作為自己的別號，用於自己的作品。
景舟七十後作、壺叟
有志者事竟成，幹古傳萬人贊。
顧景舟藝名，壺用印款之多、之廣，可以說是當代紫砂藝輩中無與倫比，無人超出的，也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史無前例”的。
顧景舟款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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