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要面子活受罪”出自東方國土。在眾多“為他人好”的好人身上，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中國人的性格正是榮格說的集體性人格。匱乏個性化的集體性人格，映射的仍然是封建強制文化：大統一（屏蔽異己）聲音。從文化習俗，比如過春節，許許多多的人已感到是受罪節，累在繁複的人情，罪在“若沒錢沒對象”＝不成功 ＝ 丟父老親人的顏面，所以即便真相是還沒錢沒對象，你也得為了他們的面子，為了他們的想法，而假裝“成功了”。又如：有些貌合神離的婚姻，之所以寧願受婚姻的苦，是因不能忍（或擔心）別人的看法、別人的同情、別人異樣的眼光。透過這些，看出主體的“集體性人格”特徵：自己的言行必須考慮到他人。在許多應酬而非真實的人際關係裡，必然夾雜的是尷尬、無賴、被綁架。這些毫無意義，甚至制約人性的文化習俗，人們已深感負累，但又根本卸不下來。
很多“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例子，讓我們同樣發現這個事實：他們的早期環境，就是一個超級“共生”家園，也是一個說教的集體。許多父母尤其是母親，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傾注力量給予的“你是我們的核心”→“你應該成為…”→“我們全都是為你好”→“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是我的命”。有一對父母，因為女兒（是同性戀）不是他們期望的人，而不想活了。
這樣家庭的孩子長即便大了，他們的心理仍處於“共生”關係，個性結構裡有太多的“他我”。作為獨立的個體，他們在心理與思想上，沒有邊界的，那麼在婚姻或其他關係中，他們難以區分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即容易投射性看問題。
一位在外企工作的汪女士就是這樣一個集體性人格的人。她說：我不知從何時起，特別在意周圍人對我的看法，我處處小心對人，甚至討好別人，可是別人並不把我當回事，做人好難呵。她有一個能幹有點潔癖的母親，父親是一個偏執性格的教授，很小時的她就被禁令“四不好”：拖拉、任性、哭泣、撒謊，被嚴格“訓練”為一個標準的好孩子：聽話，習慣好，成績好，多做好事，多為別人考慮。從心理發育的角度，童年是靠感受形成自我，即“我是一個怎樣的人”的自我意識的關鍵期。汪女士從幼兒開始，不得已而封閉了自己的心，隔離了自己的感受，但思維卻高度發展，所謂的超我很強，內化了足夠多的“好父母意象”。
如她一樣的人，定會是個非常好的人，很願意為別人付出。但由於他們感受的心是關閉的，會常常扭曲別人發出的信息，比如會快速地用頭腦判斷他人的想法，確定別人需要什麼，然後強迫症一樣地去滿足別人。更糟的是，當別人一遍遍澄清“不需要”，但他們卻不顧別人的意思，也完全不知道誤判了別人的意思。他們只是知道要對別人好，卻沒有能力給到對方想要的東西。
看出他們的自我價值感，完全建立在對方是否承認自己之上。所以，對方必須收下他們的禮物，給予他們肯定，否則，他們會感覺非常受打擊，覺得特沒有面子。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性格不屬於自己，特別像是海倫·朵伊契在《精神官能症的精神分析》書中講到的“彷彿人格”。這種性格在說明，有些人彷彿是受委託而活著，向外界現實唯唯諾諾地屈從，以保持平衡，直到某天，一些意外的事件使他們崩潰，乃至憂鬱。那些過去印刻於患者生命凹陷的（尤其是自戀受損，自尊剝奪的凹陷），“彷彿”突然帶著悲劇與痛苦而凸顯出來，表現為一種衝突性地索求他人的喜歡、在意他人的評價。你會發現，他們在尋找被他人接受的艱辛之路上，神經質的表現為好人。他們活著，彷彿就是為陌生人的“認可”而活。
當一個人凝視他人的內心，可以想象，他自我的內心被荒涼了。整個的狀態，猶如艾略特在長篇史詩《荒原》中說的意思：在荒原中，事物的表象是無法代表內在真實的，荒原中的人過著一種不真實的生活，別人怎麼做，你就怎麼做，別人告訴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卻沒有勇氣過自己要過的生活。不過他們心底十分委屈“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做過我要做的，我一直遵照別人要我做的去做”。
在每份關係裡，如果是極力想獲得他人的認同和接納，必然費盡心思專注他人的心思，不惜（屈尊）以極度討好他人而建立關係。準確講，作為一種討好型防禦模式的心理動機，首先不是想要他人的認同，而是防禦他人的傷害（如攻擊、歧視、孤立）自己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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