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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在社會轉型中凝聚共識》
作者 |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餘源培
圖片 |網絡
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要完善就既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又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紀念改革開放40年，黨中央的方針是“將改革進行到底”。可見，改革開放是件好事情，對國家、對民族、對黨都是關鍵的一招。不改革是死路一條。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要完善就既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又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蘇聯的解體既是“老路”不成功，也是“邪路”走不通。參照國際共運和總結我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和教訓，應當牢牢把握住這一歷史的啟示，在全社會達成基礎性的共識。
我們今天堅持的改革，是鄧小平開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繼續和發展。這條道路我認為是在哲學批判與經濟學批判結合中開拓的。馬克思按照這個大思路透徹地解剖了資本主義，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中國共產黨按照這個大思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成功開創改革開放新長征之路。在《鄧小平文選》第3卷119篇文章中，專門論述經濟問題的就有43篇之多，大約佔40%。這些論述不是就經濟論經濟，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高度論述；鄧小平對哲學的論述，又總是密切結合經濟建設諸問題，是寓於經濟建設和經濟改革之中的。
從經濟哲學角度看改革40年，我認為以下幾個基本點是十分重要的：
一是物質利益的原則。馬克思將這比喻為《萊茵報》和《德法年鑑》時期遇到的“難事”。恩格斯說：一切思想離開了利益就會使自己“出醜”。“文革”結束後，鄧小平遇到的是社會主義與人民利益關係的“難事”：“什麼叫社會主義？它比資本主義好在哪裡？”“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由此得出結論：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長時期不講物質利益是歷史唯心主義。利益原則是“牛鼻子”，關係到整個改革的全局。如今改革進入新時代，國家大體已經由“貧”到“富”，面臨從“富”到“強”的發展。然而對人民日益增長的利益的關心，仍然是最基本的出發點；打破既定的利益的藩蘺和格局，已經成為改革的“深水區”和“硬骨頭”，同時還要防止新的利益藩蘺的形成和固化；在日益形成的多樣性社會里，深化改革要高度重視社會利益機制的調整。
二是物質生產力是全部社會生活的物質前提，是推動社會進步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通過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應當始終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要處理好“生產力”與“生產率”的關係，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才是新制度戰勝舊制度的根本保證。就勞動生產率比較而言，美國大約是我國的12倍。因此不要過分迷戀GDP經濟總量，體量重也許會有虛胖。經濟總量高速增長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相反有可能帶來一些新的問題。新時代我國生產力發展的基本特徵，已經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不能繼續追求粗放型的生產力增長；新時代的經濟發展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率為中心，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科技和管理創新驅動，數字經濟時代更加突出了這種轉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是中國社會主義處在什麼階段。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認識是一個曲折歷史過程，留下的教訓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1938年蘇共十八大提出“進入共產主義”（斯大林模式），經歷“發達社會主義”（赫魯曉夫改革），再到“發展中的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蘇聯解體），期間經歷半個多世紀。歷史留下許多思考：怎樣才能科學斷定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為什麼長期反覆（包括我國所犯“左”的錯誤）不能正確作出科學的判斷？怎樣才能找到解剖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奧秘的“鑰匙”（既有的意識形態還是客觀的經濟水平）？現在我們一定不能因為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而淡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性，頭腦一定要清醒，不能發熱。這是我們對國內外許多重大問題認識總的定位和出發點，不能再重犯“左”的錯誤。
四是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認為：“我們最大的試驗是經濟體制改革。”我們一直存在著“姓資姓社”爭論。從長期的“計劃經濟”概念，到改革初始的“商品經濟”概念，再到1992年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足足花費了14年的時間。對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認識，也經歷了“為輔”、“基礎”、“決定”的深化過程。一路走來確實不易。中國試驗的初步成功，使得現今越南、古巴、朝鮮都不同程度地走上了市場改革之路。然而，能否說這條改革道路已經大功告成呢？我認為還不能。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在國際上還沒有得到認可；國內搞市場經濟帶來的一些偏差和負面效應（物質主義、享樂主義、貧富差距、環境汙染），需要認真反思和克服。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還在路上，仍處於上下求索的過程中。有人將40年改革概括成“要社會主義還是要市場經濟”？我認為需要摒棄這種二元對立傳統思維；需要認識到，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嶄新經濟體制，開創不容易，堅持和完善更加不容易，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發展過程。
“求解”是改革開放的使命，相信絕不會是“無解”。將改革進行到底，仍然需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取向，不能動搖。
五是對外開放國策。改革與開放互為前提、相互促進。基本要義就是將認識“國情”與認識“世情”辯證地結合起來：既不脫離“國情”抽象地談“世情”，也不離開“世情”孤立地談“國情”；認識“國情”是為了立足中國大地，認識“世情”是為了找準所處時代和國際定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這種“中國特色”並不是孤立於世界之外的，是建立在通曉歷史發展規律、洞察全球形勢變化基礎上的“走自己的路”。改革之初鄧小平講對外開放，主要針對的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封閉和半封閉狀態，這種狀態導致落後。現今中國和世界已經前所未有地融為有機整體，一方面世界越來越離不開中國，另一方面中國的發展也越來越離不開世界。這是雙向互動的，對開放的理解不能片面化。
意識形態建設如果跟不上經濟和社會的變化，在這場空前深刻的社會轉型面前便容易失去共識、秩序、意義三種東西。如何重建這些東西才是應當關注的事情。
改革開放已經40年，有許多成功經驗，也有某些缺憾和教訓。確實需要認真反思和總結，目的是使改革開放更加進入自覺的階段。怎麼進行？唯物史觀主張：應當“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這同樣需要經濟學與哲學的結合。我不太主張對改革開放只做意識形態批判，不太贊同將40年送上道德的審判臺，也不太主張將40年歸結為“經濟社會主義”。這裡有個“誰適應誰”的問題，即經濟基礎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大家都會同意，40年來我國最大的變化就是從貧窮走向富強，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迄今大國經濟迅速增長的奇蹟，這種變化我們常用出乎意料來比喻。這就是最根本的經濟變化。個人覺得，意識形態建設如果跟不上經濟基礎和社會的變化，在這場空前深刻的社會轉型面前便容易失去共識、秩序、意義三種東西。如何重建這些東西（不是簡單迴歸傳統、不是自發的水到渠成、不是照搬別國）才是應當關注的事情。因此，如何總結40年的經驗教訓，大思路應當是習近平總書記說的：“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版，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我國經濟哲學的發展理應以此為己任。
記得法國阿爾都塞有一本著作《保衛馬克思》，這裡不涉及本書評價，其中有一個觀點我是讚許的。他認為：馬克思思想寶庫中值得“保衛”的是他研究人類歷史的大思路（個人認為就是從哲學批判與經濟學批判相結合走向歷史深處），從而打破了黑格爾與費爾巴哈等哲學家深陷其中的“意識形態化”的傳統研究思路。因而，馬克思創立了一種全新的“能夠真正把天下萬物說清楚”的思想體系，在“根本性的總命題”上實行了顛覆性“革命”：如果世界只是“生活”在意識形態的範疇及框架內，就會遠離“活水源頭”，生活在一種“虛假的圖版世界”中，竟不知真實的世界是何物。我相信讀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和《神聖家族》著作後，大家是會同意阿爾都塞上述觀點的。
反腐和廉政只是“倡”不行，重在對權力進行“監督”，將權力關進籠子。否則權力與資本就會勾結，“倡廉”就會淪為“唱廉”。
這幾年，我參加了經濟哲學學會的不少活動。很高興地看到，這些學術活動促進了改革開放的健康發展。回顧過往，自己對曾經流行的三個主張，進行了比較理性的思考，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一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涉及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點。不能混同政府（黨領導下的政府）和企業（市場經濟中的主體）的職能，不能將平均主義混同於公平。我一直將二者的關係表述為公平與效率的良性互動。二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這涉及到經濟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關係，也關係意識形態建構。這一主張會導致片面的GDP政績觀，盲目追求經濟總量的發展，忽視了文化軟實力。造成缺失道德和文化的發展，導致人和社會的畸形，產生一系列“異化”問題。文化有其獨特功能，從來不是隻從屬於經濟。三是“反腐倡廉”。這涉及到權力與資本的關係。這個思路過於理想，不適應法制建設。自律是他律的內化。反腐和廉政只是“倡”不行，重在對權力進行“監督”，將權力關進籠子。否則權力與資本就會勾結，
“倡廉”就會淪為“唱廉”。
總結我的體會是：經濟哲學對改革開放的反思，是屬於“整體性的綜合研究”的反思。它需要以經濟發展為思考的出發點，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入手，才能對改革的認識從“副本”轉到“正本”。而在這種轉化中，馬克思主義哲學能夠提供思維方法和價值判斷，引導人們不斷從現象趨向本質、從現存趨向應當、從顯相趨向真相、從異化趨向合理。（本文系作者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哲學反思》學術會上的發言）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27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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