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定的事
文|閻連科
我要去開封古都，對我那在默認和猶豫間的對象說，請你和我結婚。我年內必須結婚！這是命運的安排，是我父親的生命給我命定的事情。
總以為，我和妻子的婚姻是命定的事。
爭吵是命定的事。妥協、相安和扶生，也都是命定的事。哈金的名作《等待》的開篇是：
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鵝莊同妻子淑玉離婚。他們一起跑了好多趟吳家鎮的法院，但是當法官問淑玉是否願意離婚時，她總是在最後關頭改了主意。年復一年，他們到吳家鎮去離婚，每次都拿著同一張結婚證回來。那是二十年前縣結婚登記處發給他們的結婚證。
這開篇的一段，讓幾乎所有的美國讀者，都感到愕然與驚顫，其不可思議的境況，如同和睦家庭的堂屋裡，會定時颳起田野的龍捲風。讀者幾乎人人以為，這是天下小說最好的開頭，猶若他們在煩悶的夏天準備遠行時，一出門就遇上了神秘涼爽的客車。而在中國的一邊，人們對到這樣一個段落，並不會有美國人的意外和愕然。因為，這就是中國人的生活。是我們說的，命定的事。
哈金的了得，正是他深深地諳明著作家該怎樣向生活與人的命運最深沉地鞠躬。而於我言，在十幾年前讀到這個開篇的段落時，獨自在屋裡沒有駭人的顫感，也沒有不以為然的凡庸，只是不知為何會放下書來，獨自在屋裡久久地沉默和呆怔。獨自望著窗外的大千世界，彷彿被哈金的灸針，緩緩捻捻地刺中了某個被人忽略的命穴。有一種為《等待》中的孔林和淑玉夫妻盈淚的慢痛，在心裡潺潺地浸流，不止不息，糾糾繞繞，並對那忽然到來的沉默，甘願沉溺其中，又想要浮游上來，正如一個人鑽進水裡憋氣時，那永恆一瞬的猶豫和堅持。
我和妻子在上世紀的1984年結婚。結婚時26歲。因為從小渴望對土地的逃離，乃至於想要在城裡成家立業，會成為一代、幾代人的夢想，一如《紅與黑》中於連的渴望和奮鬥。對於“吃商品糧”和“市民戶口”的理解，是如行乞者想象天堂的模樣。這就是我人生的開端。是寫作之初想要達到的目的。乃至自己發了一些作品，成了一名軍官之後，以為有了找個城裡對象的本錢時，卻在短短的兩年裡，被五六個城裡姑娘嗤之以鼻後斷然拒絕，甚至連“婉拒”那樣的安慰都沒有得到。於是，一種自作的絕望，化為於連式沉默的苦痛，日日都在我青春的飯裡蒸煮和煎熬。沒有對城市和城裡人的仇恨與憤懣，反而更加努力地追求和嚮往。也就這個時候，1983年的歲末，我的妻子以對象的名義，被朋友介紹到了我的眼前。她不僅是個城裡人（開封人），而且比我以前所有相親的姑娘，都更為漂亮和嫻靜，也更為猶豫、默認我們間的往來和可能。這中間，是猶豫大於默認，還是默認大於猶豫，我一生都沒有弄明白。只怕她的一生，也都沒有去回憶分辨過往的事情。總之，我們都在猶豫和默認之中。在她，我不知她猶豫什麼和默認我的什麼；而在我，猶豫是因為她的父母——我的岳父母，明確地提出一個條件：他們家有三個兒子，只有這一個女兒，待我從部隊轉業之後，一定要留在他們開封，而不能把他們的女兒，帶回到洛陽或我山區的老家。
然而，我雖然自幼想要逃往城市，但真正渴望落根的地方，卻是十幾歲都已賭選的豫西洛陽——那個離我老家六十公里的古都老城，而不是“背井離鄉”的遙遠的豫東開封。就這麼，猶豫著，默認著。默認著，也猶豫著。彼此遲疑在人生的路上，如一股有來向、無去向的風，盤旋在人生鬼打牆的路口。也就這個時候，1984年的又一天裡，我哥哥突然朝我所在的河南商丘的軍營，打去了一個長途電話，說幾天前父親再次病重，把哥哥叫回到他的床前，對哥哥說，他預感著多年不愈的哮喘，會讓他難度這年冬天的冷寒；說他一生辛勞努力，四個子女中有三個都已成家，只有老小連科，還未結婚。
他說，他倘是能看著連科結婚，就是冬天果真離去，心裡也會踏實許多。
哥哥在電話的那頭，我在電話的這頭，相距幾百公里。說完後彼此在電話中沉默不語。而我，卻是能聽到哥哥在那頭傷悲而無奈的喘息。大約，哥哥在豫西嵩縣郵電局的某間電話房裡，也是可以聽到他的弟弟在遙遠豫東的營房中沉默的無奈。於是，待沉默久了，到沉默將要炸開的時候，哥哥緩解著說了一句：
“看看吧，去和人家商量一下，有可能了就結婚——為了父親，而且你的年齡，也那麼大了。”
然後，哥哥放下了電話。
我在這頭，河南商丘的33636部隊的一間辦公室裡，聽到哥哥放扣電話的聲音，像一個農人無力地把他耕用一天的鋤頭，頓放在了收工回家的田野。看著我握在手裡耳機音口上掛著的我的哈氣的汗粒，看著夏天窗外營院的落葉，當我放下電話從那間機關辦公房裡走出來時，感到有一種宿命的壓力，一種來自命運安排的力量，正朝我圍將過來，覺得自己不迎將上去，定會鑄成終生的大錯。那時，軍營裡有了下班的號聲，去食堂集合吃飯的哨音，正連續地吹響在我的頭頂。
而我，沒有去集合吃飯。
沒有去宿舍取什麼和準備什麼，只是抬頭看了看浩瀚的天空，看看被紅磚圍牆堵著的豫東平原，取出口袋牛皮紙疊的一個錢包，點數了裡邊的錢數，就轉身朝營房外面去了。
朝火車站的方向去了。
我要結婚。
我要去開封古都，對我那在默認和猶豫間的對象說，請你和我結婚。我年內必須結婚！這是命運的安排，是我父親的生命給我命定的事情。甚至我想說，現在結婚，我們就是人世間和他人一樣的一對夫妻，如果你不應不結，我們就將各奔東西，只是路人在途中的一次相遇。
那時，我沒有想到啥兒自私，沒有想到我的決斷，是否對她有一種威脅，只是懷著命運的使命，果決地朝那個老舊的商丘火車站急急地奔著。從軍營裡出來，也就趕上了公共汽車；從公共汽車上下來，也就趕上了一點多的火車。
從商丘到開封，那時火車的行駛時間，是將近四個小時。火車自然是現在極其少見的綠皮火車，車座是被人坐得油光結實的木條凳。我是站票，就在那火車上站了幾個小時。記不得火車駛過河南東部曠野沙地時我想了什麼，也記不得經過因為有著焦裕祿在那兒的出現而著名的蘭考縣饅頭般的沙丘地帶時，對飢餓、貧窮和逃離與奮鬥的感受。雖然那時我已讀過許多的名著，對《紅與黑》中於連印象的深刻，如同在農村老家割麥時，鐮刀留在身心上的疤痕。但還是覺得，於連的命運，遠遠地好於自己。而自己，也永遠不會成為那個曾經成功過的於連。因為，那個遙不可及的巴黎，簡直是我永生無法抵達的聖地；那裡的繁華與貴族人的生活，也是我們無法想象和觸摸的高高掛在天空中的金絲絨的窗簾。而我，和我一樣通過各種途徑，從農村奔往城市的一代一代的人們，只是想要逃離土地，想要自己有個城市的戶口，和一間城裡的房屋。而在內心的深處，並不去渴望那種巴黎式的生活。所以，並沒有想到自己的血液中，原來是有著於連的脈動，有著於連對人生與命運的諳解。也就那麼到了開封。到了在落日中安靜在熙攘間的被《水滸傳》描寫過的宋都大相國寺邊的衚衕口，依時依點的，等著對象的下班，等著她騎車回來時我的攤牌和請求。
那條衚衕我至今記憶猶新。它如同我命運中總在跳動的一根神經，狹窄，曲長，地上是不知何年何月鋪就碎裂的磚地。衚衕兩側老平房的院牆屋壁，全都磚粉泥落，塗著的白灰，顯出歲月的灰黑。斜立在牆邊的幾根水泥電線杆上，東來西去的電線，把衚衕的上空，切割為一塊一塊的藍色，很像春天飄浮在頭頂上的田野。我就在那兒等她。也就如期地等到了她的到來，騎著一輛半舊的自行車，從車水馬龍的鼓樓大街，拐進了這條寧靜沉悶的衚衕。
看見我時，她在車上怔了一下。
剎車。下來。說了兩句很平常的問話：
“你又出差？”
“收到我給你寫的信沒？”
我沒有回答她的問話。我按我早已想好的計劃，就在那衚衕的口上，離她兩步遠近，說了我父親的病情。說了我想結婚。說了為了父親我必須結婚的想法和安排。那時她就站在我的對面，我們中間隔著她那輛可行可止的自行車，看不出她臉上有什麼驚訝、不安、愉快或者不愉快。她在開封的電瓶車廠上班，是那廠裡的車工。身上制服式樣的工裝，那種灰藍的顏色，是可以和黃昏、藍天融在一起、混為一談而不分彼此的大同。就那麼站了一會。就那麼悶著想了一會，她對我自然而得體地說道：
“我得回去跟我爸媽商量商量。”
也就走了。
推著自行車離開我時，腳步很慢，一直那麼推著，再也沒有騎上。我在後邊盯著她高挑的後影，待她走出十幾步時，又追著大聲喚道：“我就在這兒等你回話啊！”我不知道那大聲的喚叫，是不是一種逼婚。但我知道，我的喚聲給她傳遞了非此即彼、不合便分的清晰的信息。她聽到了我的喚話，扭頭看了看我，沒有點頭，也沒有說啥，就又那麼慢慢走了。像走在一段鋼絲的繩上，一樣緩慢，一樣謹小，一樣地在平衡思量著她的一生。
那天的中飯和晚飯，我是合在一起在那叫吹鼓臺街的衚衕口吃的。是一碗我愛吃的燴麵。從買票、排隊，到端上一海碗燴麵坐在路邊的窗口，大約用了三十分鐘。而就在這三十分鐘之後，她從她家走了出來，在那小館門前找到了我，默站一會漲紅著臉說，她爸媽同意我們結婚；並說如果我父親真的不在了，就把我母親接到城裡一塊來住，也好對老人有個照顧。說完，並不等我說句啥兒，她看看左右，就又慢慢地轉身走了。好像我在這衚衕口“逼婚”的等待，會惹出什麼事端一樣。再或，是她出來告訴我這個可以結婚的消息，是偷著出來為了安慰我說的假話一樣。總之，在那小館的路邊，她慢慢地說了，又急急地走了。可在她走了之後，我再次望著那條衚衕，再次望著她的後影時，對她和我人生的感激，忽然覺得如不像《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一樣，“跪在廣場（城市）的中央，在地上磕頭，懷著快樂和幸福的心情去吻那骯髒（城市）的土地”，我將無法說明我對她的感激和對命運的感謝。
她走後，我的淚水瑩瑩嘩嘩地流了下來。
就那年，1984年的10月，我們結婚了。
就那年的冬天，我父親在我們結婚後不久，到底如他預感的一樣，苦痛地離開了我們。
選自《中國新聞週刊》第7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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