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公佈的其中一人的護照掃描件
華盛頓郵報評論版刊登題為“消失的聲音（A missing voice）”一文，但正文卻出現大面積留白，以悼念疑似被殺的沙特記者Jamal Khashog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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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舒吉事件始末
根據多家國際主流媒體的報道，長期流亡美國的沙特籍記者卡舒吉為與其土耳其未婚妻完婚，於10月2日前往沙特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開具離婚證明，但旋即音訊全無。
土耳其官方稱掌握充分的音頻和視頻證據，證明該記者在領事館內遭受酷刑折磨和審訊，並在隨後遭肢解殺害，其屍體已被秘密運回沙特。
同時，土方曝光了涉嫌參與殺害卡舒吉的15名沙特公民照片——土方稱由特種部隊、情報官員、國民衛隊和法醫組成的15人特別小組在卡舒吉進入領事館當日飛抵伊斯坦布爾，入駐領事館鄰近的兩家酒店並進入領事館。
沙特方面一度堅決否認，上至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uhammad bin Salman），下至領事館工作人員均眾口一詞地堅稱有關指控“毫無依據”，辯稱該記者在事發當天於領事館內短暫停留後便已離開。
沙特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穆罕默德·歐泰比（Mohammed al－Otaibi）還在事發後不久邀請媒體記者進入領事館內逐層參觀以示清白，但迄未給出任何顯示卡舒吉離開領館的直接證據，僅公佈的一張所謂“記者離開領事館”的照片，還因明顯的PS痕跡而遭到外界群嘲。
沙特盲目自信地認為可以通過死無對證來搪塞外界，但其漏洞百出的回應最終卻使得外界進一步確信卡舒吉已遇害身亡。
事件發生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強硬表態，要求沙特開放領事館以供土方入內搜查。
英國、法國、德國發表聯合聲明，要求對卡舒吉的失蹤進行徹查。
美國參議院22名議員於10月10日聯名致信總統特朗普，聲稱沙特做法已觸犯《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案（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有關條款，要求白宮做出強烈反應，對沙特政府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問責。
面臨“中期選舉”壓力的特朗普隨即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採訪時表示將徹查此事，如沙特領導層確認是整起事件的幕後主使者，將面臨“嚴厲懲罰”。
迫於壓力，沙特國王薩勒曼親自出面協調解決這一棘手難題，先是召開王室內部高層會議商討對策，接下來派遣在王室內部德高望重且與埃爾多安及卡舒吉均有私交的麥加省省長哈立德·費薩爾親王以特使身份出訪土耳其，接受土方關於開展聯合調查的提議。
雖然薩勒曼在應約與特朗普通電話時堅稱對卡舒吉失蹤及可能遇害一事毫不知情，但態度已顯著軟化，並最終在無法繼續遮掩的情況下，間接對外承認沙方“失手”殺死卡舒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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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不安分”的記者
一名記者的死何以在國際上引發軒然大波？讓我們來看看他的履歷。
這位沙特國內的傳奇記者於1958年10月13日出生於伊斯蘭教兩聖城之一的麥地那。
他所屬的“卡舒吉（Khashoggi）”家族有土耳其背景，在距今約500年前遷至漢志地區，並最終在麥地那附近定居。
在上大學以前，他在沙特接受了基礎教育，隨後前往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主修商業管理課程，1982年獲得學士學位。
畢業後，卡舒吉返回沙特，最初供職於一家書店，自1985年起先後在《沙特公報（Saudi Gazette）》和《歐卡茲報（al－Okaz）》兩家媒體參與運營管理工作。
1987年後，他轉投新聞報道一線，先後為《中東報（Al－Sharq Al－Awsat）》等報紙雜誌撰稿。
上世紀90年代初，卡舒吉開始擔任《麥地那報（al－Madina）》的代理總編，並在這個位置上幹了8年之久。
這期間，他還曾在阿富汗、阿爾及利亞、科威特、蘇丹等國擔任外派記者。有傳言稱，當時的卡舒吉，記者身份是幌子，實則秘密為沙特情報總局收集情報，甚至還在阿富汗為美國情報部門工作。
此後，他成了沙特最大英文報紙《阿拉伯新聞（Arab News）》的副總編，任職時間為1999－2003年。
接下來，卡舒吉先後於2003年3月和2007年4月兩次出任《祖國報（al－Watan）》的總編，但每次任職時間都不長。
首次在《祖國報》任總編僅52天，就因刊發內容挑起沙特國內宗教機構的強烈不滿而遭新聞部解職。
第二次任總編後，他在2010年5月同意詩人Ibrahim al－Almaee發表專欄文章，對薩拉菲主義的基本思想表示異議，因此不得不再次辭職。當時，《祖國報》的公開聲明稱其辭職的原因是要“專注於個人事務”，但實際上還是因為其允許發表指責官方宗教規則的做法不能為沙特政府所容。
第一次從《祖國報》辭職後，卡舒吉自我流放前往倫敦。在那裡，他以顧問身份加入了前情報總局局長、時任沙特駐英國大使圖爾基·費薩爾（Turki al－Faisal）的幕僚團隊，在後者前往華盛頓轉任駐美大使後，他成為其媒體事務助理。
第二次從《祖國報》辭職後的他，不再直接參與政治事務，而是接受了瓦利德·本·塔拉勒（al－Waleed bin Talal）親王的邀請，擔任後者擁有的巴林阿拉伯新聞頻道主任，還在沙特國內電視臺及MBC、BBC、al－Jazeera和Dubai TV等國際媒體擔任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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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因言獲罪？
卡舒吉曾在接受英國《經濟學人》採訪和為《華盛頓郵報》撰寫專欄時，呼籲沙特政府放鬆對於媒體和言論的管控。
因此，國際主流媒體、學術機構乃至西方國家政府普遍將他塑造為“流亡海外”的沙特政治異見人士，是捍衛言論自由等公民權利、推動沙特國內民主化進程的人權鬥士，並認為卡舒吉因對沙特當局長期持批判立場而遇害。
的確，卡舒吉在很多問題上發表的觀點都“不走尋常路”：
在巴以問題上，他不喜沙特政府的曖昧表態，曾在接受BBC採訪時嚴辭批評以色列在被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上修建定居點的做法，並稱“正是由於國際社會未能向以色列施加足夠的壓力，特拉維夫方面才敢於拆毀巴勒斯坦人的家園而不畏懼遭受懲罰”；
在反恐問題上，他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與基地組織的精神領袖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相熟識，不僅在阿富汗、蘇丹等地多次採訪後者，還曾試圖利用兩人的私交勸其放棄使用暴力手段實踐激進主義的想法；
在對待政治伊斯蘭問題上，他持同情態度，在8月28日發表在《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中強調，“任何阿拉伯國家，如果不能夠接受政治伊斯蘭是其政治生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那麼這個國家內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進程。
顯而易見的是，阻止政治伊斯蘭在阿拉伯國家政治中發揮作用的唯一途徑就是廢除民主，剝奪公民選擇其政治偏好的基本權利”。
此外，據英國《獨立報》2016年12月報道，卡舒吉還因公開發表批評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的不當言論，而遭到沙特政府在各類媒體上的全面封殺。
但真正為他招來殺身之禍的是一直以來對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的尖銳批評：
今年2月7日，他撰文指責王儲借反腐之機掌控媒體，扼殺言論自由；
今年4月3日，對於王儲將沙特過去數十年的封閉保守落後歸咎於1979年宗教狂熱分子佔領麥加大清真寺這一事件的說法，他批評為“混淆視聽”；
今年6月25日，當沙特政府正式解除對於女性駕車的禁令後，他稱沙特國內的改革還遠遠不夠；
今年7月26日，他批評王儲正在沙特國內推行意義重大的經濟轉型計劃，缺少必要的論證和思辯，因此無法辨別轉型計劃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和失誤……
最為尖刻的批評來自卡舒吉於9月11日為《華盛頓郵報》撰寫的最後一篇專欄文章：
文中，他直言不諱地批評王儲在29歲即擢升為沙特國防大臣後莽撞地介入也門內戰，導致沙特自2015年以來陷入與胡塞武裝的泥潭中。
而這場莫名其妙的戰事不僅引發了世界上最為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還削弱了沙特自身國力，此消彼長之下，使伊朗在對地區霸權的爭奪中佔據了上風。
在他看來，無論是在敘利亞還是也門，沙特政府過去數年間的所作所為已經嚴重損害了其在伊斯蘭世界中的領導地位和在全球範圍內的國家形象。很多人將沙特視為恃強凌弱者，這些戰事使沙特在國際社會中感受到越來越強烈的孤立感，這種孤立與疏離甚至直接來自於美英等傳統盟友。
更嚴重地說，在道義層面，利雅得方面的所作所為與其所抨擊的大馬士革和德黑蘭並沒有什麼本質差別。
因此，卡舒吉呼籲沙特政府立即停火，提議由沙特牽頭舉辦全面和談，邀請胡塞部落代表、南也門分裂主義分子、也門現總統哈迪的代表及也門國內其他所有政治力量與會，尋找政治解決也門國內危機的辦法。
卡舒吉的這一指控，猛烈程度遠超以往。因為，他明白無誤地表達了其觀點，即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對也門內戰及其引發的大屠殺，以及沙特國內民眾的傷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正是基於卡舒吉的上述觀點和言論，外界普遍認為沙特政府選擇對其下手就是對政治異見人士的打壓與恫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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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為捲入王室鬥爭的犧牲品？
但事情真的那麼簡單嗎？
如前所述，卡舒吉曾是沙特王室核心決策圈成員的親信。
長期作為前情報總局局長顧問的他，不僅深諳王室內部的宮廷政治，還或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了王室內部的爭鬥中。
縱觀卡舒吉為《華盛頓郵報》撰寫的專欄文章，可以發現其在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春風得意主導推出“2030願景”改革計劃和由王儲繼承人升格為王儲期間，鮮少發表過激批判言論。
正是自2017年沙特國慶前夕盛傳薩勒曼國王可能退位扶持王儲提前登基開始，特別是在去年11月沙特國內“反腐風暴”引發巨大爭議後，卡舒吉開始頻繁發表批評沙特外交和經濟政策的文章，似有借王儲權力根基出現鬆動之時反撲的味道。
對於沙特介入也門戰事，卡舒吉的觀點與王室內部反王儲勢力的看法幾無二致。
前不久，沙特王室資深成員、薩勒曼國王的親兄弟艾哈邁德·本·阿卜杜阿齊茲·阿勒沙特（Ahmed bin Abdulaziz al－Saud）親王在倫敦面對抗議者時表示，王儲本人才是戰爭犯，而非沙特王室整體。
這位親王據傳是在去年6月的宮廷政變期間，在34名成員組成的“效忠委員會”中投票反對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繼任王儲的三位人士之一。
而其在英國發表評論的相關視頻在沙特國內被瘋傳，原因也很簡單：他公開講出了數年來沙特國內許多人私下裡關於也門戰事的真實想法。
近期更有情報顯示，卡舒吉在前往伊斯坦布爾之前，曾前往倫敦與不敢返回利雅得的艾哈邁德親王會面。
事實上，卡舒吉對於沙特在也門發動的戰爭、與鄰國卡塔爾的斷交風波、與加拿大的外交爭端，和他對人權活動家、女權主義者、宗教學者、政治異見人士的大規模抓捕等事件的批評，以及對於“2030願景”等經濟改革計劃的反思並非無中生有的造謠抹黑。
他的觀點中流露出的失望與擔憂彰顯了對沙特從未動搖過的忠誠，正所謂“愛之深責之切”。
然而，從卡舒吉的履歷與做法來看，其在《華盛頓郵報》等媒體上發表的文章不僅僅代表了個人觀點，也極有可能代表著沙特王室內部反王儲勢力的某種聲音，象徵著王室內部日趨被邊緣化的費薩爾家族、阿卜杜拉家族、納伊夫家族、艾哈邁德家族、穆格林家族等分支的不甘掙扎。
也許在伊斯坦布爾遇害的卡舒吉只是王室內部鬥爭的犧牲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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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對外鷹派色彩愈發濃厚
近年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沙特在對外關係中的鷹派色彩愈發濃厚。
無論是孤注一擲地介入也門戰事、與伊朗大打“代理人戰爭”、與卡塔爾斷交併對其實施經濟封鎖以及不接受批評指責而先後與德國、加拿大等國爆發外交衝突等，都是這一轉變的例證。
甚至於在特朗普總統表示可能會因卡舒吉被害而對沙特施加制裁後，沙特國家通訊社（SPA）還第一時間發表回應，強硬反擊，稱無懼外部施加的任何政治壓力或經濟制裁。
但沙特對外展示強硬並未如政策制定者預期般提升其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反而將其衝動莽撞、反覆無常等負面形象展露無疑，更將其王室內部的分裂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
而王室內部的分裂恰恰是最讓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擔憂的。
在薩勒曼國王仍然健在並提供庇護的前提下，王儲的合法性不太會遭到質疑和挑戰。
但是，作為未來可能登上王位的首個王室第三代成員，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的資歷與能力並不能讓王室內部絕大多數人信服。
外交上愈發被孤立、經濟上改革推進受阻等內政外交上一系列為人所詬病的失誤，更使其形象和權威大打折扣。
在借反腐之機強力打壓王室內外反對勢力後，王儲在“最短時間內為自己樹立了最多的敵人”，導致沙特國內暗流湧動。
出於個人安全考慮，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在今年上半年一度消失近一個月。美國中央情報局情報顯示他躲藏在停泊于吉達港的一艘造價5億美元的遊艇上。他的這座“海上移動宮殿”還特別配備了逃生艙。
遭遇內憂外患困境的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低估了這一事件的後續影響：
從政治上來看，除了對沙特國家形象的整體影響外，對於王儲個人而言，這起不得不由國王薩勒曼本人出面善後的事件再次令其減分不少，王室內部的不滿情緒更加高漲。甚至可以說，穆罕默德·本·薩勒曼距離王位非但沒有接近反而越來越遠。
從經濟上來看，他於去年11月發動史無前例的反腐行動已經引發了嚴重的資本外逃和外國直接投資銳減的問題，也引發外界對其經濟發展前景信心不足的擔憂。對於外國投資者而言，他們歡迎一個堅強有力的政府，但卻不喜歡任何不可預測或可能擾亂股東權益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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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未有之動盪局面
在這樣的背景下，卡舒吉事件對沙特的國家形象更是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馬達維·拉希德（Madawi al－Rasheed）直言不諱地抨擊沙特已經“進入新的恐怖時代”。
在經濟改革成效不彰、美國威脅可能施加制裁的背景下，沙特股市於10月14日開市即暴跌7％，本幣里亞爾兌美元匯率亦跌至2017年6月以來最低的3．7514：1水平（沙特採取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政策，通常情況下允許兌美元匯率在3．7498－3．7503區間內波動）。
而作為沙特彰顯改革成就、發佈改革舉措以吸引外資的重要平臺 ——“未來投資倡議（Future Investment Initiative）”大會亦遭到國際知名企業的集體抵制。
維珍集團（Virgin Group）創始人理查德·布蘭森、優步（Uber）首席執行官達拉·科斯羅薩西、貝萊德（BlackRock）首席執行官拉瑞·芬克、黑石（Blackstone）首席執行官蘇世民、摩根大通（JP Morgan ＆ Chase）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和福特汽車（Ford Motor）董事長比爾·福特等，相繼宣佈退出即將於10月23日在利雅得召開的“2018未來投資倡議大會”。
此前，彭博社及CNN亦對外宣佈，不再擔任“未來投資倡議（Future Investment Initiative）”大會的媒體合作伙伴。
50年前的1962年10月5日，美國前總統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與費薩爾國王會晤時承諾，將考慮“向沙特提供全方位的支持，這一承諾不僅適用於沙特面對的外部威脅，還同樣包括了其可能面對的內部威脅”。
這番表態被視作是美國在向沙特提供安全保護方面邁出的關鍵步伐。
自此以後50餘年時間裡，沙特雖面臨接連不斷的外部威脅，但因其王位傳承的穩定性和可預知性，內部局勢總體保持穩定。
眼下，沙特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傳統盟友，同時是美製武器大買家。特朗普就任總統後去年5月出訪首站選在沙特，雙方達成1100億美元軍售協議。
卡舒吉事件發生後，雖然美國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特朗普卻一反常態，十分“低調”，導致一些國會議員向其施壓，為後續可能施加的制裁做準備。
壓力之下，特朗普表示會要求沙特徹查卡舒吉一案。可對於沙特軍售，特朗普說，沙特花費1100億美元購買軍事裝備，為美國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如果美國退出，只會讓沙特把錢投向俄羅斯等國。
美國國會目前仍在審批部分對沙特軍售。一旦沙特被發現謀殺記者，美國國會內反對對沙特軍售的議員，尤其是民主黨議員，有可能推動叫停軍售。
但無論美國是何態度，卡舒吉事件將沙特王室內部日趨白熱化的分歧與鬥爭暴露無疑，內憂外患下的沙特正處於過往50年未有之動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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