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國館讀書專欄【觀影】第040篇文章
馮小剛和張藝謀幾乎是中國被討論最多的導演。馮小剛經過崔永元事件以後，估計是涼了，音訊全無；
而張藝謀，卻憑藉一部《影》，重回中國觀眾的視野。
今年最值得討論的電影，當然是張藝謀的《影》。
有人說，隨著《影》的迴歸，張藝謀的藝術水準也迴歸了。
整部電影，水墨肆意、情節緊湊，境州和子虞兩個人，互為表裡生死與共，引發的哲思讓人動容。
豆瓣評分7.4，在國師近幾年的電影中，穩居中上。
在接受採訪時，張藝謀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這次狀態回勇，你覺得是什麼因素導致的呢？”
張藝謀回答：“還是做回自己最好。”
張藝謀什麼時候沒做過自己？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上一部電影——《長城》的時候。
《長城》這部電影，是張藝謀和好萊塢的合作，但劇本他沒辦法改、選角他無權過問，整個過程中他只有導演的職權，按他自己的說法：
“就像一個工具一樣，被人操控在手裡。”
縱觀國師的整個電影生涯，你會發現，當他被別人操縱的時候，他的電影往往喜憂參半；
而當他肆意做自己的時候，他的電影都能綻放光芒。
第一重境界：打死都要做自己
01
很多人覺得張藝謀是農民出身，這真是很大的誤解。
張藝謀的祖父畢業於燕京大學。燕京大學，在民國可是比清華和北大還要好的大學。
他的父親張秉鈞，是黃埔軍官的教官，離開黃埔軍校以後當了柞水縣縣長。而他的母親，是一名皮膚科醫生。
張藝謀的家庭，其實是一個非常標準的書香門第
（張藝謀家族，左起：叔叔、奶奶、姑姑、爺爺、父親）
但是，在張藝謀的童年時代，越是書香門第，越要被衝擊。
有一次，張藝謀從床底下找到了一枚釦子，釦子上畫的是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他興奮地問奶奶這枚釦子的來歷。
奶奶看見這枚釦子，彷彿見了鬼一樣，一把奪過來，指著孫子一頓痛罵，叫他以後別再提這樁事兒。
上小學的時候，老師曾經給學生們一張表，填自己的家庭成分。其他孩子填的是“貧農”、“中農”，一臉自豪。
唯獨張藝謀藏著掖著，他不知道該填啥。回到家請教父母，父母猶豫了半天，給他寫上：“城市職工”。
在那個年代，做知識分子是要被看不起的。
從此，張藝謀養成了自卑內斂的個性。
（張藝謀唯一一張在農村插隊的照片。）
02
初中畢業以後，文革開始了。張藝謀到農村插隊，真正做了三年農民。之後，他進入了陝西第八棉紡織廠，做了七年工人。
張藝謀從小就喜歡攝影，但憑他當工人和農民的收入，根本買不起照相機。於是，他下班以後，跑到街頭去到處給人畫肖像，拿畫肖像的錢買相機。
買到相機以後，他下班乾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一個人跑到郊外，對著風景拍。
他的相片曬出來以後，全廠工人都爭著看，雖然是非科班出身，但是他的相片構圖新穎、光線豐富，讓人越看越有意思。
從家庭出身那兒丟失的自信，沒想到在攝影這裡一點一滴找回來了。
03
1978年，高考恢復。張藝謀當時已經28歲了，過了規定報考的年齡，但高考是他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他決定去試一試。
在陝西是沒可能報名了的，他把心一橫，直接去了北京，找到北京電影學院，把自己的作品集遞了上去。
負責招生的老師看了他的作品，驚為天人，認為所有報攝影系的人裡面，還沒有技術如此專業、基礎如此好的學生。
但得知他超齡，招生學生委婉地跟他說：“你先回西安，我們會向學院反映你的情況。”
結果可想而知，張藝謀在西安左等右等，硬是等不到錄取通知書。張藝謀的倔勁兒犯了：我就不信我讀不上書！
於是再次進京，不僅找了電影學院攝影系教授，還轉報北京廣播學院，都因為年齡問題鎩羽而歸。
他不服氣，第三次進京，找到著名畫家黃永玉，輾轉把自己的作品和《求學信》帶給了文化部秘書長華君武、文化部部長黃鎮。
在兩位領導的干涉下，北京電影學院終於破格錄取了張藝謀。但是，到底把他錄為正式生、旁聽生還是進修生，他都沒敢問，“怕把事兒給攪黃了。”
學習機會得來不易，張藝謀非常認真對待京電影學院的圖書館顯示，他是當年借書最多的學生之一，二年級學期結束的時候，他已經完成了22門課程，是全系最優秀的學生之一。
（北京電影學院時期的張藝謀，右）
04
畢業以後，張藝謀作為攝影師，和陳凱歌合作拍了一部電影——《黃土地》。
張藝謀的攝影功力充分展現出來，他也憑藉這部電影，拿下了金雞獎最佳攝影獎，正式成為了中國最優秀的攝影師。
陳凱歌看到了張藝謀的野心。在黃土高原上，陳凱歌對張藝謀說：“藝謀，在咱們82屆153個同學中，有一點數你最強烈——心比天高。”
（拍《黃土地》時候的陳凱歌（左）和張藝謀（右））
心比天高的張藝謀，當時就在尋找完全由自己主導的電影。而他看上的第一部作品，是莫言的《紅高粱》。
張藝謀一個人從黃土高原哼哧哼哧跑回北京，找到莫言的所在地。那天他一身農民的樣子，坐電車還把腳給夾破了，拎著一隻鞋。
他聽人教導，進門喊了三聲“莫言！”，對方真的從廁所旁邊一個房間裡出來了。
莫言形容第一次見到張藝謀的樣子：“活像一個農村生產隊隊長。”而張藝謀形容第一次見莫言：“像個生產隊會計。”
莫言問：“你找我什麼事兒？”
張藝謀說：“我想拍你的小說——《紅高粱》。”
“行啊，拍唄。”
“你有什麼要求麼？”
“沒什麼要求，隨便拍！”
就這樣，張藝謀用800塊錢就把《紅高粱》的版權買下來，開始拍攝。
（拍《紅高粱》時期的張藝謀、鞏俐和攝影師顧長衛）
05
作為自己的第一部電影，張藝謀拍得很辛苦——在大漠黃沙中穿梭拍攝，親自種下百畝高粱，都很有挑戰性。
最後一個鏡頭拍完，張藝謀把自己穿著的一雙鞋子埋在黃土裡，當眾發誓：“這部電影要是打不出名堂，我永遠不走電影這條路！”
結果，1988年，《紅高粱》拿下了柏林電影節的金熊獎，是中國第一部獲國際大獎的作品，當時的國內票房，有400多萬，大賺了一筆。
《紅高粱》講的是一個鄉村女孩九兒，被父親賣給得麻風病的酒莊大戶人家。
出嫁當天，九兒為送親的壯男餘佔鰲吸引，兩人情不自禁地在高粱地裡野合。後來九兒的丈夫病死，九兒和餘佔鰲合力，把她丈夫的高粱酒莊搞得風生水起。
不久以後，日本侵略者到來，在山莊裡燒殺搶掠，九兒和餘佔鰲拼死抵抗，九兒甚至壯烈犧牲了。
整部電影講的是女性自由追求、揮灑情慾，拍得熱血沸騰，極具生命野性，基本上是張藝謀心境的外化。
但是，由於電影裡面有農民被日軍脅迫剝人皮的鏡頭，被國內的保守派抨擊為“詆譭祖國、詆譭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醜化、糟蹋、侮辱中國人的影片”，甚至有些老頭子去信中央要求禁播此片。
張藝謀就納悶了：“我拍的都是中國人真實的生存狀態，怎麼就成了侮辱中國人了呢？”
獎也拿了、票房也賺了，這些批評完全成了無聊的蚊蚋滋滋聲。張藝謀第一次嚐到了表達自我的甜頭。
（《紅高粱》拿下柏林電影節金熊獎）
06
《紅高粱》之後，張藝謀接連拍出了《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紅燈籠高高掛》等作品，女主角都是鞏俐，內容都是看似較小的女子在強大的封建禮教之下，爭取自己的情慾、正義和自由的故事。
《秋菊打官司》拿下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其他兩部也拿到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提名。
（《秋菊打官司》劇照）
90年代的張藝謀，拍的都是自己得心應手的電影，光芒完全蓋過了其他導演。
1994年，他開始拍《活著》。他自己經歷過文革，非常清楚地知道這是一個考驗人性的時代，只有直面這個時代，才能真正直面他自身。
（《活著》劇照）
張藝謀拍片，出了名認真。
有一場戲拍的是福貴女兒鳳霞結婚，有一個道具是毛主席語錄。張藝謀翻了翻道具，發現裡面竟然沒有一個字，全都是白紙。
按照劇本要求，這個鏡頭拍的是全景，也不會有人打開書，弄個紅色塑料封面就行了。
張藝謀一下子怒了：
“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我臨時要增加一個翻毛主席語錄的特定鏡頭，遇上這種情況你要我他媽的怎麼拍？所有跟著我的工作人員都知道我的要求，我要的東西必須是真的，不能有應付！”
就憑這這種認真勁兒，《活著》拿下了戛納電影節的評審團大獎（僅次於金棕櫚獎的第二名），葛優還拿下了戛納影帝（華人第一位戛納影帝）。
從法國得了大獎回來，張藝謀還召集了劇組人員開會，反思電影的成功和不足。《活著》的編劇蘆葦感嘆：
“我從那時候開始就知道，張藝謀這個人必成大器！”
做自己的人，一般都比別人更容易成大器。因為他們更關心自己的真實感受，更專注於自己的志業，更能夠解決問題，更容易走出自己的路。
如果你連自己都不做，那會怎樣？張藝謀也經歷過這一個階段。
（《活著》劇照）
第二重境界：不做自己的張藝謀會怎樣
07
《活著》在國際上得了大獎，在國內卻被禁了。
原著作者餘華曾說：
“還記得當時張藝謀時常說原作裡的什麼細節要改動，審查才能通過。看他胸有成竹的模樣，心想他如此瞭解審查制度，對他十分欽佩。可是張藝謀拍攝完成電影后審查還是沒有通過。我不再欽佩張藝謀，我欽佩審查制度。”
電影不僅被禁，連張藝謀本人也被禁止兩年內與海外投資方合作。
張藝謀坦言：“我們這個時代變了，我們漸漸步入了另外的十年。”
在他登上歷史舞臺的八十年代，中國還處於拿著一本佛洛依德就能泡到妞的年代，看影展、看美展像擠地鐵一樣，全民都在談文化；
但在《活著》以後，或者更確切地說，在21世紀以後，中國人談的都是票房。
張藝謀開始收斂了，在電影的世界裡不再恣意妄為。
2000年，李安的《臥虎藏龍》橫空出世，席捲全球。張藝謀按捺不住，拍了一部《英雄》，也正式開啟了中國的商業大片年代。
在21世紀的頭十年，張藝謀和馮小剛幾乎包攬了當時中國電影票房的冠軍。
不做自己的張藝謀，不管他自己怎麼想，一開始是很順利的。
08
但是，張藝謀也嚐到了不少苦果。
21世紀拍的這幾部商業電影，口碑都很兩極化，而且幾乎每出一部新片，總會有人喊：“當年拍出《活著》的張藝謀，到底去哪兒了？”
最嚴重的是，張藝謀被人徹底當成了工具。
這個把張藝謀當工具的人，是張偉平。
拍《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單騎》、《滿城盡帶黃金甲》這幾部電影，張藝謀沒有及時拿到片酬。
張藝謀是個老實巴交的人，多年的合作伙伴不給錢，他也不好意思開口。
但這都不是讓張藝謀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張藝謀對張偉平最不滿的，是他過度干涉自己的創作自由。
拍《滿城盡帶黃金甲》，張偉平硬是要讓張藝謀加入周杰倫，導致劇本改得亂七八糟。
張藝謀把劇本拿給老搭檔編劇蘆葦，討論了幾天幾夜，蘆葦最後評價這個劇本“太垃圾”，還轉述了張藝謀當時的一句話：
“蘆葦你信不信，就憑著張藝謀周潤發鞏俐周杰倫這幾個名字，這片子的票房就有兩億。”
可見當時張藝謀被張偉平異化得有多嚴重。
後來張藝謀接到了執導北京開幕式的任務，要離開兩年。
為了彌補張偉平的損失，張藝謀決定拍《三槍拍案驚奇》。
張偉平又來攪局：由於當年小瀋陽大火，他堅決要讓小瀋陽主演。小瀋陽的風格固定，必須得趙本山的團隊來配合，所以最後趙本山整個團隊都加入了劇組。
《三槍拍案驚奇》成為了張藝謀作品中一個非常奇葩的存在。
著名演員高倉健曾經告誡過張藝謀：“作為一個國際導演，你要堅持自己內心對藝術的選擇，不要被製片人束縛和控制。”
（高倉健與張藝謀)
這個製片人，指的就是張偉平。
2012年，拍完《金陵十三釵》，張偉平和張藝謀兩個人正式分道揚鑣。
平心而論，在九十年代藝術片的領域功成名就以後，開始拍商業片的張藝謀是無可厚非的。
最起碼，他用《紅高粱》開創了中國電影藝術片的先河，用《英雄》開創了中國電影商業片的先河。
能夠以一人之力開創兩個時代，張藝謀是偉大的。
用自己的影響力開啟了中國電影的商業之路，對張藝謀來說，有一定程度的犧牲，但其實更是一種對中國電影的責任和奉獻。
只是，在越來越迎合觀眾的過程中，他逐漸失去了自我，甚至變成了被製片人“綁架”，這是他最無奈的地方。
一個只會堅持自我、對現實毫不妥協的人，會死得很慘。但一個只會與現實妥協、不懂得反身自省、找回自我的人，更會死無葬身之地。
第三重境界：找回自己的張藝謀，到底有多爽
09
2015年拍《長城》的時候，張藝謀本來是拒絕的。
但助理跟他說：“導演，你想想，你的電影能夠在150個國家同時上映，很可能首週末就會成為全球票房冠軍，這樣的機會不多，可能失去了就沒有下一次了。”
張藝謀心動了，結果一頭扎進去，最後三年半努力，口碑和票房雙輸。
張藝謀痛定思痛，對自己說：“還是做回自己好。”
他想起了三十年前，第一次看黑澤明《影子武士》時的震撼：
一個替身，試圖用自己一己之力挽救主公打下的江山，結果身敗名裂，戰死沙場，和無數冤魂一道，隨著流水逝去。
（《影子武士》劇照）
這部片，當年拿下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是大師黑澤明最後一部代表作。
《影》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映的時候，放映結束全場起立為張藝謀鼓掌數分鐘。
這是對於一個電影人最高的榮譽。
人有影子，影子依附於人，才能有生存的價值。
當你堅持做自己的時候，你的價值在你的主體上；而當你左右搖擺、不能堅持自己的時候，其實這時候你就相當於是影子，而且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的影子。
影子終究成不了主體，成不了你的真身。
因此，只有你最終回到自己身上，你才能和你的影子對影成雙，翩躚起舞。
不要總是做一個影子，要試著光明正大成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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