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一年，盧作孚在川南辦教育，曾邀人演講，那人說：“請大家認識我，我是一顆炸彈。”
對於這句話，盧作孚並不認同。
“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
觀其一生，他還真的無時無刻發揮著微生物的作用。
1927年春，盧作孚奉命來北培剿匪，他卻把這裡改造成了實業的樂園。
他因地制宜地建立起了煤礦、紡織廠、造紙廠，帶動了當地就業，人人忙於生產，“街上沒了閒人，社會治安也好了”。
事業，對於盧作孚來說重於泰山。他將會是一個愚公，一點一滴地改造，成果是顯著的。
在一份當時國外的世界地圖上，中國只有北京上海和北碚被標出。
1944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特意來到北碚參觀。
隨行美國記者參觀後，撰文“這是一個平地湧現出來的現代化市鎮。”
毫不誇張地說，當時的北碚領先我國其他地方近一百年，有博物館和公園,還有公路和公共體育場,漂亮的圖書館和設施完善的學校。
盧作孚將北碚打造成了烏托邦。
如果說張謇是“南通之父”的話，將南通打造成中國近代第一城。那麼北碚城市建設的奠基者的稱號當之無愧是屬於盧作孚的。
在上海時，盧作孚曾邀黃炎培先生為其寫一幅對聯，先生提筆立就，書曰:
“有朋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1947年，蔣介石全面發動內戰，民生公司的船隻大肆被徵用，公司陷入極大困境。
等到1948年，他經營一生的民生公司，已弄到“外無以償外債，內無以供開銷”，全靠借債度日。
“國民黨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腐敗官員都腐敗成性，完結只是時間問題。抗戰初勝時，宋子文就覬覦我民生公司，欲收入囊中。民生公司是我的生命，豈能就範？”
為了保存民生的“有生力量”，盧作孚費盡心思，將民生公司的19艘輪船集中到香港。
後來戰局已經明朗，國共勝負已定。
這時候留在香港的知名人士已經不多，他們紛紛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當時，國民黨方面還在不斷拉攏他，希望他不要投入共產黨的懷抱。
“作孚呀，到臺灣去看看吧”，好友張群過來遊說。
並許之“交通部部長”一職時，盧作孚只淡淡回答：“香港民生公司的事太多，需要處理，走不開。”
其實盧作孚始終懷著報效國家，以“振興中華”為奮鬥目標。
在民生公司船艙和職工宿舍床單上，都印有盧先生的一副對聯，“作息均有人群至樂，夢寐勿忘國家大難。”
國家落後即為國家大難。
1950年，盧作孚動身回國，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他作為特邀委員出席。
這期間，盧作孚常常是毛主席、周總理等人的座上客。
“黨和政府舉行了一次盛大宴會，參加者有三四百人，主席臺就座的除黨和國家領導人外，各界代表人士約二十來人，盧作孚是工商界的唯一代表，座位安排在毛主席正對面。”
毛主席曾說：“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範旭東，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和搞紡織工業的張謇。他們都是為發展我國民族工業有過貢獻的人。”
盧作孚充滿了建設新中國的無限熱情，在致兒子的信中，他寫道，“只有為人民服務的人們最受人民歡迎。”
對國家民族復興的熱忱嚮往之心，白紙黑字，歷歷在目。
1952年2月，全國的“五反”運動愈演愈烈，民生公司也未能倖免。
2月8日，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會場上貼著“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代”的標語。
在會上張祥麟帶頭做了檢查，檢討的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與盧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
隨後盧作孚的通訊員關懷在會場大聲揭發說，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他人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
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矛頭直指盧作孚。
盧作孚坐在第一排正中的位置，對於無端汙衊、抹黑，聽得清清楚楚。
其實所謂吃飯，“不過幾個燒餅、一碗豆腐腦。”可沒有人願意聽事實，他們只相信自己想要的。
盧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又豈會做苟且之事？
09
他挺過了槍林彈雨，最後在瓢潑的汙水面前，百口莫辯。
他一生安貧樂道，公正無私，視人格尊嚴比生命還重，那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當日晚上，他在家中服用大量安眠藥，不治，終年59歲，葬於長江南岸的一個山坡上。
濤濤江水見證了他的一生，死後也要魂歸嘉陵江畔。
他留下四條遺囑：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
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
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早在1949年的《民生公司股東名冊》中，他家名下的股權共兩千股，但是他從未領取過分文紅利，全家老少一直靠他的一份工資生活。
對此他明確表示過，“多給的我不要，我只拿一份工資。”
好友晏陽初打心裡敬佩他，就曾撰文《敬懷摯友作孚兄》寫道：“抗戰時，他有一次病了，他的家人想買一隻雞給他吃，連這錢都沒有。”
他的人生風風雨雨，轟轟烈烈，說起來也很簡單，不過“愛國”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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