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確有過人的才能。他除了通曉滿文漢文外，還通曉蒙古文和藏文，而且能用這兩種文字為皇帝書寫詔諭。
和珅在柄政的20餘年中，曾在內政、外交方面向乾隆提出過一些有價值的建議，也曾為乾隆處理過不少棘手的內政、外交問題。如在乾隆四十五年( 1780)，和珅在奉命查訊李侍堯案回京後，提出改設潞江、磨黑兩地稅口，禁止雲南私鹽的盛行，整頓雲南官銅以禁止私錢流行。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珅在參與鎮壓甘肅回民起義後，建議乾隆增兵陝西、甘肅等。這些建議都被乾隆立即採納，並對穩定乾隆的統治起過不小的作用。
和珅
乾隆寵信和珅的更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因和珅對乾隆的百般逢迎。和珅自鑽營到乾隆身邊後，對乾隆的脾氣喜好多方揣摸，因而他對乾隆的逢迎總能做到投其所好，恰到好處。乾隆喜吟詩作賦，和珅便潛心鑽研，不時舞文弄墨，乾隆好大喜功，晚年耽於冶遊，和珅則隨侍左右。在乾隆的日常生活中，和珅對其更是體貼入微，以至每當乾隆有咳唾之事時，身為軍機大臣的和珅竟親自以“溺器進之”。和珅對乾隆侍侯得如此周到，如此盡心盡力，乾隆對其自然寵愛有加。
乾隆
根據近年來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使人們對和珅在乾隆後期實行的議罪銀製度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認識。
和珅在乾隆後期的主要作為之一，是替乾隆大肆斂財。和珅曾替乾隆建立了一套專門用以斂財的議罪銀製度。議罪銀又稱“自行議罪銀”、“自請認罪銀”等等，是乾隆要那些犯有過失或根本沒有過失的地方督撫、鹽政、織造、稅關監督等握有財政大權的大員，不斷地向封建王朝和皇帝個人輸送錢財的一種制度。這種議罪銀的數額一次動輒以數萬、數十萬計算。這筆數目龐大的議罪銀絕大部分繳進了內務府銀庫。和珅經理議罪銀的出人，通過專門的辦事機構“密記處”檢查議罪銀的執行情況，每隔半年還要向乾隆做一次詳細具體的匯奏。和珅通過監督、實行議罪銀製度，在大飽私囊的同時，也為陷於財政危機之中的乾隆開闢了一條生財之道，乾隆因而對每年的這筆議罪銀非常重視。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八月二十二日，正準備歸政的乾隆不忘囑咐軍機大臣“歸政後所有現在議罪各項銀兩不必交寧壽宮，向例應交何處仍交何處”。和珅為乾隆斂財為中外所矚目，連當時來華的朝鮮使臣對議罪銀的來龍去脈也瞭解得十分清楚。朝鮮使臣在給國王的彙報中指出：“和珅權勢隆盛，貨賄公行，庶官皆有定價，……罰銀充內務府充公用。和珅伎倆稱以富國強兵。專尚損下益上，故富民怨之。”和珅監督實行議罪銀製度，雖遭致富民之怨，卻得乾隆之寵。
以上種種原因，使乾隆對和珅的信任超過了對他那些皇子的信任。
正如英使馬戛爾尼所說：乾隆的諸皇子“乃無一人能略握政柄。寧舉全國政柄，畀諸相國和中堂一人”。乾隆在實行訓政後，對和珅的依賴更甚於前。因為嗜權如命的乾隆既想緊抓權力不放，又因精力的衰疲事實上做不到。怎麼解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呢？那個被乾隆視為最能體會其意圖又能將其旨意不折不扣貫徹下去的和珅，被乾隆作為替身推向了權力的頂峰。
乾隆在訓政後再次不斷給和珅加官晉爵。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和珅調任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六月，調鑲黃旗滿洲都統。嘉慶二年(1797年），命管理刑部，退去戶部事，旋因軍需報銷，仍兼理戶部。這一年八月，大學士阿桂去世，和珅升為首輔。嘉慶三年(1798），晉和珅公爵銜。這樣，和珅一身兼任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兼掌吏部、戶部、刑部，同時手握京畿警衛人事權，人臣之寵，無以復加。和珅的地位和權力迅速地膨脹起來。和珅“承旨書諭，一手經理”，成為出納帝命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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