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政治清明，官員貪腐者極少，社會安定祥和，百姓安居樂業，就連犯罪率也降到了歷史低位……這是史書對“貞觀之治”的描述，當時的一些歷史掌故至今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成就“貞觀之治”的因素很多，國家對官吏進行嚴格考核就是其中重要一點。
唐初的官吏考核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唐太宗本人率先垂範，中央政府極為重視。在唐太宗看來，治理百姓安天下，必須要用好都督、刺史，他將這些人的名字書寫在屏風上，坐臥都留心觀看，在得知他們任職期間的善惡事蹟後，便標註在各自的名下，以備升遷或降職時參考。另外，他認為縣令離百姓最近，不可不慎加選擇。唐太宗曾說，為官職選擇人才，不可以苟且將就；用一個正人君子，就會群賢畢至；用一個奸人佞臣，卑劣小人就會擠破門。當時，朝廷在吏部設專司官吏考核的考功司，還要選京官中德高望重的兩人，分別檢校考核結果。
在考核程序方面，唐朝的官吏考核制度力求公開公正，讓被考核者心悅誠服。《新唐書》中記載：“凡居官必四考。”即，官員任期內都需要經過多次政績考核，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其中，每年小考，以評定等級；四年大考，以決定升降賞罰。首先，由中央和地方長官對下屬官員進行考核，將功過德才詳細登記在案；考核意見由長官向被考核者宣讀，被考核者可以提出異議；考核意見無異議的，寫入簿冊，上報至尚書省。同時，尚書省也把各地監察官所收集的官員考核材料一併彙總，交給考功司。此外，尚書省所屬各司也在本職規定的範圍內，把地方刺史、縣令等人的治績彙總，報送考功司。最後的考核由考功司官員進行。考核等級評定後，被考核者是中央和地方長官的，要將其名字、等級公開張掛於朝門之上三日；縣一級被考核者的名字、等級則送到州郡予以公佈。如所定等級有不當之處，被考核者可以申訴，申訴屬實可作更改；如不符實則降低其等級，以示懲罰。
不難發現，這樣考核的一大優勢，就是官員的考核信息來自於多個渠道。面對如此多的信息源，官員要想得到好的評價，就必須將功夫下在平時，很難臨時抱佛腳、矇混過關。而且，除了作為考核基本內容的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等“四善”外，朝廷還會作出一些特殊要求，如根據各部門具體工作而制定的“二十七最”等，這就使得考核更加具有針對性。考核人員根據被考核者的考績優劣以及所得“善”“最”的數量，區別為九等，其中清謹勤公為上，執事無私為中，不勤其職為下，貪濁有狀為下下。列為中等以上的可升官加祿，列為中等以下的就要降級罰祿，情節嚴重的還會被罷官。
此外，還有一種特殊考核，即由中央派員巡察各地。《新唐書》中有相關記載：一次是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派遣李靖、蕭瑀等13人為“諸道黜陟大使”，巡察天下。他們的職責任務包括：考察州縣官吏賢能與否，瞭解民間困難疾苦，對貧窮者施以賑濟，選拔懷才不遇者，等等。另一次是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派遣孫伏伽等22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主要任務是考察各地官員的廉潔狀況，對其進行賞罰……面對這種機動靈活的巡察制度，面對隨時可能出鞘的“尚方寶劍”，各地官員哪還敢不盡職盡責！
“官得其人，民去嘆愁、就妥安。”對官員嚴格考核，使其時刻感到壓力，感到不自在不舒服，進而將考核壓力轉化為勤政動力，老百姓的舒心事、獲得感自然會多一些。把勤政廉政的官員選出來用起來，讓尸位素餐的官員沒面子丟位子，才能營造官得其人、人盡其才的良好氛圍。如此，受益的是百姓，贏得的是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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