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株洲縣淥口鎮派出所幾個警察將該縣育紅小學三年級某班27歲何姓女教師直接從教室帶走，並將其關押於審訊室長達七個多小時。事情起因於班裡一個女孩的遲到，該老師讓她在教室前面站了幾分鐘。而帶警察到學校帶走教師的派出所副所長正是被罰站女孩的父親。
隱匿在事件背後的不僅僅是警權邊界明析與否的問題，還有潛移默化、深遠持久的觀念問題。這次事件中，折射出的則是特權意識對服務意識的遮蔽、異化與解構。
在此事件中，派出所副所長顯然沒有分辨清自己的雙重身份。作為公權力的執行者，他是人民警察，而作為女孩的父親，他又是學生的家長。作為學生家長，趙某本應對教導其子女的老師心懷感激並予以尊重，但是他卻因老師對自己的女兒幾乎算不上體罰的“體罰”，利用自己的職業身份之便調動警力，將行政的特權施於何姓老師身上。
特權是一種身份、背景和權力的象徵。作為治安行政和刑事執法機關的公安機關，其武裝性質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警察某種專權。然而可以有專權，卻不應有特權思想。“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對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行政法的程序正義性要求法無授權不可為，老師讓學生罰站幾分鐘的行為本無太大過錯，亦沒有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派出所副所長趙某的行為，則是將公權力挪為私用，並使其凌駕於公民的自由權之上，以彰顯其特權的“威武”與“榮耀”。
在行使公權力的過程中更應注重對公民私權利的保障，審慎行使自己的職權，而不是在特權思維的主導下，將“別人做不到的我能做到，別人抓不了的人我能抓”貫徹到底，這種特權思想則是對其應承擔的義務的否定。
此外，特權思想的觸手向學校的滲透與插足，亦會給教育事業帶來負面影響，不利於老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做到公平公正，一視同仁地對待每一個同學，而是或多或少地被這種權力關係干預。如老師在對某個同學做出褒獎或批評時，獎懲的輕重程度首先考慮到的不是學生的自身因素，而是其父母的身份地位和背景。而學生在意識到這些外在的隱性優勢或者劣勢後，也會產生一種自然而生的優越感或自卑感，使得或明顯或模糊的等級鏈條就此形成。而這種特權主導下的排序思維，將會催熟學生，不利於形成學生健康成長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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