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魯河，中牟的母親河，4000多年來哺育了中牟大地一代又一代勤勞的人民，鑄就了一段又一段輝煌的文化。賈魯河的歷史，既是文明史，又是沿河民眾的苦難史。此次通過諸多史料記載來詳細瞭解賈魯河的變遷過程，也是中原腹地水系演變的縮影。特別說明一下：文中用的地名如無註明均為古地名，與今行政區劃有所不同；不同時期的河流名稱、河道位置也不盡相同；不同時期的史料對同一河流的記載也會略有差異。
賈魯河的由來，說法比較統一：為大禹開鑿。《史記•河渠書》記載：“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元和郡縣圖志》：“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水經注》：“即《經》所謂蒗蕩渠也。”蒗蕩渠就是渠水，也有叫古渠水、陰溝水、汳[biàn]水，包括後來的通濟渠、廣濟渠、汴水（河）都是賈魯河演變過程中的名字。大禹在治水時，在圃田澤西北角開挖一條水渠接通黃河，又在圃田澤東北角開渠接通沙水，如此一來，圃田澤就成了黃河和濟水的蓄洪區，當河、濟漲水時就會排洩進圃田澤，澤水過多時就會流入沙水。此舉基本根治了中原地區的水患。《讀史方與紀要》認為古渠水就是《禹貢》中說的灉[yōng]水，書中有“河出為灉”；《說文》認為蒙城縣以東才是灉水。春秋時又叫邲水，公元前597年，晉、楚兩國在邲水邊交戰。《水經注》雲：“濟水東合滎瀆，濟水於此亦兼邲之稱，其地蓋即滎口受河之處。”公元前364年，魏惠王遷都大梁城。此時距離大禹治水一千多年，渠水河道淤積嚴重，圃田澤也因淤積而萎縮嚴重，無法保障大梁城的供水量。魏國又重新疏浚、拓寬河道，又在圃田澤中部開挖一條南北方向的大溝，叫十字溝，把渠水和圃田澤接通。《竹書紀年》載：“惠成王十年，入河水於圃田，又為大溝引圃水。”到南北朝時十字溝又叫五池溝。《水經注》記載：“溝上承澤水，下注渠，謂之五池口。三國魏嘉平三年（251年），司馬懿帥中軍討太尉王凌於壽春，自彼而還，帝使侍中韋誕勞軍於五池者也。今其地為五池鄉矣。”此時的河道方向是從大梁城南直著到古滎鎮北，並沿用相當長一段時間。
到西漢平帝時，河道淤積漸重，致使渠水決口，當時政局動盪，並未深治。到東漢明帝時，渠水水患日趨嚴重，甚至出現改道現象，已經影響兩岸居民的生產生活。朝廷派王景、王吳治理。他們在河裡每隔十里建一座水閘，可以層層截流，又把黃河水分流到其它河裡，決口處修復，使渠水重回故道，王景他們修築的堤叫渠堤，這一段河也叫滎陽漕渠。東漢泰山太守應劭著《風俗通》載：“渠者，水所居也。渠水自河與泲[jǐ]（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泲，歷中牟縣之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黃草。”
南北朝時，劉裕滅秦國，從長安出發，在洛陽走水路進入黃河，又把渠水疏浚一遍，才得以回去，後來河道又逐漸淤塞。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年），朝廷命梁睿在河陰縣（今滎陽）西二十里處，修築一座攔河大壩，用於遏制黃河流入汴河的水量，此壩被稱之為梁公堰、汴口堰。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朝廷下令把此渠更名為通濟渠，命左丞相皇甫誼、大臣辛亥徵調河南、淮北民眾一百多萬人，啟動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隋唐大運河工程，從滎澤起直到淮河交匯處，共一千多里。通濟渠共分三段，西段是從洛陽西接引谷水、洛水沿著陽渠故道注入黃河，中段是利用黃河河道，東段從今滎陽縣汜水鎮東北黃河南側的板渚，把黃河水從這裡向東接引入汴水故道。然後向東南連接泗水、淮河，最後在揚州江都的行宮附近注入長江。隋煬帝三次下揚州都是順大運河。此後，這條河大家都稱呼為御河，意思就是皇家之河。可以看出，隋朝很重視運河的建設，在堤岸上修築道路，路邊種植柳樹，船在水中走，人在畫裡遊，與現在治理後的賈魯河兩岸很有些相像。運河建成後，從揚州、益州、湖南，甚至南面的交州、廣州、閩中等地官方物資運送船、商船、貨船都從運河上過，絡繹不絕，沿河兩岸逐漸繁華起來。隋煬帝與大運河的故事成為文人雅士經久不衰的素材，也是民間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談資。很多人對隋煬帝開挖大運河持嘲諷或批評態度，說隋煬帝勞民傷財只是為滿足自己遊玩的私慾，以至於國敗身亡。對此，《元和郡縣圖志》雲：“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焉。”李吉甫的評價比較中肯。運河修建是很典型的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工程。自運河建成後，兩岸很快就繁榮起來，以中牟縣為代表舉兩個例子：首先是運河重鎮萬勝，是運河讓這一個無名之地，很快成為運河上集貨運碼頭、重要渡口、軍事重鎮為一身的水陸交通要衝。到宋朝，趙匡胤建都開封，把在萬勝駐軍常態化，拱衛京師和渡口，萬勝達到空前的繁榮。其次是運河的文化名村板橋，如果說萬勝的成名帶有很濃厚重的官方色彩，板橋則是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文化韻味。板橋處在運河之畔、官道之邊，是汴河沿岸很著名的村莊。萬勝、板橋後面有專門介紹。運河的建成，河北邊的一條路也身價備增，升級成官道。此路東起開封經萬勝到滎陽，路兩邊人口眾多、廟宇林立，歷代中牟縣誌有記載，這兩年出土了不少文物也是很好的證明。中牟北部享受了很長時間的運河紅利。唐代詩人皮日休《汴河懷古》：“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到宋朝，有觀點認為大運河全部是隋煬帝的新開的，對此，大文豪蘇東坡在《書傳》中寫道：“自淮、泗入河，必道於汴……又足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
水經注疏圖
到唐朝天寶（742年正月—756年七月）年間，運河淤積嚴重，已經開始影響漕運。廣德二年（764年），基本失去漕運功能，以前走水運的貨物只能從陸路轉運，消耗大量的人、財、物，極其不便；朝廷命令劉晏為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重新疏浚，漕運得以恢復，每年有幾十萬石糧食通過運河運送到關中。唐朝末年，汴水一段決口，安徽省宿州東南一片澤國。後周顯德二年（955年），柴榮準備討伐後唐，命令武寧元帥武行德召集大量民眾，沿著汴水故道疏浚，一直向東到泗水北岸，三年後才堵住決口，自此，汴水又重新注入淮河，運河漕運再度興盛起來。《續資治通鑑》雲：“江淮割據，漕運不通，水路堙塞。今復浚之。”到宋朝太平興國年間（976年—984年），汴水又淤積嚴重，時常決口、漫堤，逐漸開始影響漕運及兩岸居民生活。至道元年（995年），參知政事（副宰相）張洎在奏報中寫道：“汴河從黃河引水東南橫穿中國，大宋的半數賦稅都是經過此河運來。”可見宋時汴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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