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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郭芳 李永華 |北京、廣東、湖南報道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40期）
在有關民企之困的討論中，民企與國企的對比被屢屢提及，甚至有分析稱“國進民退”是民企焦慮的來源之一。
針對當前民企的焦慮，10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接受新華社採訪再次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他直指，目前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存在一些誤解和偏差，“比如說有些機構的業務人員認為，給國有企業提供貸款是安全的，但給民營企業貸款政治上有風險，寧可不作為，也不犯政治錯誤。這種認識和做法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必須從講政治、講大局的高度認識這個問題。”
劉鶴還表示，社會上所謂“國進民退”的議論，既是片面的，也是錯誤的。最近，一些前期通過高負債擴張較快的民企，由於偏離主業，在流動性上遇到困難，國有銀行或者國有企業進行幫助甚至重組，是幫助民營企業度過難關，不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民營企業經營狀況好了，國有資本可以退出。
國企收購民企是市場使然而非政策風向
當下被熱議的國企參與民企併購重組的現象，被視為“國進民退”最直接的證據。
根據相關統計，今年截至8月10日，A股共有331家上市公司發生股權交易，其中具有國資背景的公司或機構佔比35.34%。
佔比35.34%，也就是說，國資依然不是主力，頂多也就算“援軍”。
“援軍”到底是跟在主力後面撿了便宜還是接了燙手山芋，還不太好說。以總價一塊錢轉讓控股權的金一文化為例，其負債128.53億元，連續4年經營性現金為負，2017年經營性現金流為-16.65億元。怎麼堵住這樣的失血黑洞？想必接盤方還有得折騰。
再深入分析，所謂的“國進民退”當然不是政策風向，相反，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力推混合所有制改革，積極鼓勵民資參股國企推動國企經營機制轉變。
因此，這一波發生在資本市場的所謂“國進民退”一定程度上是市場選擇的結果。
在過去的很多年，很多企業已經習慣了高速擴張的模式，甚至冒進擴張、激進併購，一些民企上市公司大股東通過股權質押來融資，更有甚者把經營性融資搞成資本投機，明顯金融化。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股市下跌超出原有預期，最終導致民企大股東股權質押爆倉。
在這一輪的接盤者中不乏國資，也才有了上市公司控制權的“國進民退”。民企也應從中反思，加強風險意識，警惕非理性擴張和過度舉債。
民企對公平的渴望最為迫切
時間再拉長一點，視線再放寬一點，有些事能看得更清楚一點。
“如果政策很難推進，今年將是民企的賣身年——不是給國企當‘小妾’，就是給外企當‘二奶’。”這句話一度很火爆，不過，它出自12年前一位民企老闆之口。
有學者曾說：“2005年是改革開放以來我體會到的民營經濟最為艱難的一年。”那段時間裡，有德隆之死，也有郎顧之爭，且以顧雛軍鋃鐺入獄告終，正是“國進民退”論肇始之時。
12年過去，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的地位有何變化？2005年，民營經濟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佔比GDP 49.7％，現在佔比超過60%。既然從上一波“國進民退”論高潮至今，民營經濟始終高歌猛進，那民營企業家們真正焦慮的是什麼？
市場對公平的渴望，對所有制歧視的牴觸，最是觸動人心。
“以近幾年快速走熱的PPP項目為例，70%~80%的PPP項目實際上被國企或者央企拿走了，中小型的民企，特別是具有專有技術、專有運營管理能力的民營企業，只有一小部分能夠參與進來。大部分地方政府偏愛與國有企業合作，一些地方政府在PPP項目招標過程中會通過設置各種不必要的條件來避免民企競標，民營企業不得不採取二次承標或者聯合國企，戴上國企帽子的方式來參與PPP項目。”一家參與競爭PPP項目的企業負責人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說。
多位企業家認為，國企比民企佔優勢的具體表現主要有兩點：第一，國企拿地比民企容易，項目立項基本是綠色通道，地方政府更喜歡國企，尤其是央企帶來的大項目。第二，銀行也更青睞國有企業，這使得國有企業的融資成本往往比較低，比民營企業低5到10個百分點是常態，有時甚至超過10個百分點。
一位企業家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分析說，“央企來做項目，地方政府承擔的責任要小很多，但項目若給了民企，地方政府就擔心出問題被問責。說白了就是不想擔當，地方政府懶政的傾向還是比較明顯的。中央的各項政策都很好，但關鍵是落實，問題也出在這裡。”
有城市軌道交通領域國企原負責人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曾坦言：政府的確更相信央企。“如與民企合作，可能三五年之後，有可能人都找不到了。央企和國企就不可能。”而在一些領域，相比民企，央企確實有天然的優勢。比如他所從事的城市軌道交通領域，與公眾的生命安全息息相關，必須要把控安全風險，民營資本進入的門檻肯定就高。
當然，在產業的轉型升級中，民營企業也希望得到國家更多的補貼支持。
“產業升級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創新。但國家的創新補貼大部分流向了國企，而創新成果更多是由民企貢獻的。”珠三角地區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長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說，實體企業在轉型升級方面面臨很多困難，因此，他希望國家對實體企業的科研創新給予更多補貼支持。
國企的資源紅利不宜繼續擴大
而一些反映國企和民企不同趨勢的經濟數據也應引起重視。
國家統計局關於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的數據顯示，對比2016—2018年3年每一年度前7個月的情況，國有控股企業利潤同比增長速度分別是：-6.1%、44.2%、30.5%，私營企業則是8.7%、14.2%、10.3%。有分析認為，國企利潤大幅增長主要因為在上游生產資料領域佔主導，而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明顯。
以國企主導的一些資源性行業為例，對比2016—2018年3年每一年度前7個月的利潤同比增長情況：採礦業是-77%、7.9倍、53.4%；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是130%、100%、97.8%；煤炭開採和洗選業是-19%、13.7倍、18%。
而同期製造業的利潤同比增長為12.8%、18.1%、14.3%，明顯低於上游。上游資源型行業利潤的上漲是靠資源價格上漲推動的，其必然轉化為下游製造業的成本壓力，而民企基本集中在下游製造業。這也是民企倍感壓力的原因之一。
有經濟學家認為，國企佔有獨特的資源紅利，但這類紅利顯然不宜繼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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