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薪水漲幅既跟不上快消品牌的上新速度，也難以追趕時髦餐廳層出不窮的下午茶新玩法。但在精美廣告所製造的“生活方式夢”之中，年輕人的“消費段位”拾級而上，自此“由奢入儉”絕非易事——“花大價錢租了新房子，坐在落地窗前看著SOHO夜景，忽然找到一點美劇主人公的感覺，再也不想租回狹促的老房子——那時能清楚地聽到隔壁室友又拆了幾份快遞，走廊裡的聲控燈總營造出恐怖片片頭的氣氛。”
面對來勢洶洶的生活壓力，高價保健品、戴森吸塵器、甚至輕食沙拉里的那一撮羽衣甘藍和藜麥，似乎都成為我們的武器。張愛玲筆下“攤子上的絨線衫、素絲窗簾、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絨”便輕易令少女們樂此不疲——“漂亮得輕飄飄”的昂貴消費品帶來的快感是甜美的。而“消費升級”的進階性快感，也許在於“品味”和“審美”認同，或許是某種自我定義——總之，將生活疑題的解決方案訴諸消費，是“取巧卻實用”的慰藉。
在埃森哲最新發布的《2018埃森哲中國消費者洞察》報告顯示，使用過互聯消費貸產品的（指網絡第三方小額借貸產品，如螞蟻花唄、京東白條等）受訪者在總體樣本量中佔36%，近一年衝動消費增加的比例達42%。而衝動消費在一定程度上與“消費社交化”相關，也就是說，我們從五花八門的分享、推薦、測評之中獲取購物資訊，也同時獲得消費衝動。
《中國青年》記者藉此話題採訪愛丁堡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穿越歷史聊經濟》作者、知乎經濟學領域知名答主汪通，剖析消費升級與過度消費在青年生活中的顯像和隱喻。
《中國青年》：年輕人調侃自己是隱形貧困人口，有人認為這是與“消費升級”相關的（比如，“能買戴森吸塵器就不用掃帚”、“前男友面膜”用起來毫不手軟、吃完牛油果又要吃藜麥了），怎麼看年輕人的這種消費心態？何謂“消費升級”？
汪通：從積極的角度去看，年輕人戲稱自己“隱形貧困”這可能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從表象上來看，可能是花錢不像父輩祖輩那麼有節制，更敢於消費。一個可能是，現代社會給人的安全感上升了，尤其是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我們對社會福利、社會保障更具信心，尤其是以90後為代表的一代人，大家對未來的預期漸趨樂觀。尤其是當下在北上廣等大城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為“風險”兜底的社會化服務越來越完善。那麼，風險規避的考量不同，引發消費形態的改變，這也並非是代際性的差別，而是時代性的“安全感”在消費心態上的一個體現。
而所謂“貧困”對於年輕人而言其實是普遍現象。就我在國外讀書工作所觀察到的現象而言，生活在倫敦的年輕人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要交房租，飲食和公共交通也佔據相當大的一部分開支。但基於住房福利等大額支出的保障，年輕人的安全感很高，很多人在年輕時事實上並無積蓄，等到三十歲左右，薪水漲幅可以承擔首付時，再去考慮買房。因此，年輕人追求消費品質的行為，事實上也可以看作是在對社會的足夠信心支撐之下，做出“消費升級”的判斷，事實上這也是某種基於理性的選擇。
“消費升級”在經濟學中並沒有一個既定公認的概念，或者說，這個提法是輿論生成的一個新語彙，在我的觀察和理解來看，即是消費者樂於為消費質量及體驗的提升支付較高的溢價，儘管在很多場景下，品質提升很可能並不十分顯著，但我們依然樂於為品牌、為質感等因素付出溢價，換取更優良的體驗。
《中國青年》：對於這些“隱形貧困”的年輕人而言，是熱衷消費導致“貧困”，還是“貧困”焦慮助力了消費熱忱？
汪通：這是一個財務目標的問題，例如，一個學生如果勤奮學習卻依舊不及格，那麼努力的意義就大打折扣。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住房、教育、婚戀等消費水平很高，年輕人在對抗一系列壓力的過程中往往會喪失動力和動機——即是在經濟學模型中常說安全感和愉悅感的權衡，而在住房等大額開銷所帶來的“安全感”，與消費升級提高生活品質所帶來的“愉悅感”之間，年輕人往往倒向後者。
《中國青年》：從十年前“月光”、“啃老”的說法，到今天的“隱形貧困人口”，不同代際年輕人的消費理念有何種演變？
汪通：不同代際的消費觀的演變，事實上是與時代的文化心態、福利保障相關的，因此首先可以用外化因素去解釋；其次每個人對於時代和自我發展的預期是不同的，比如八十年代通貨膨脹率較高時有一個笑話，一位消費者屯了三臺冰箱並聲稱“冰箱可以足足用三代”，這樣的極端消費行為，也體現出他對於時代的期望和評估。
在這一點上，也許80後、90後與00後在消費心態上並無本質上的差異，但外部原因與內在訴求的相互交織碰撞，塑造了每一代人的消費觀念。在時代的背景之下，個體的選擇空間和心態轉變也是“被塑造”的。就超前消費與衝動消費程度而言，當下的年輕人身處面目繁多的營銷宣傳之下，在種種暫時性的衝擊下，更易直接刺激消費行為。
《中國青年》：“校園貸”等案例頻發，對於年輕人而言，如何在消費升級與過度消費之間找到平衡點？
汪通：首先，年輕人對於品牌的過度追求，可能在於我們對消費行為“附加”了諸多“引申義”，如果一個名牌包或者最新款iPhone被視為某種social signal，那麼我們的消費衝動便愈強烈。
其次，對於校園貸等惡性事件而言，其一，如果我們具體分析案例手段，學生交付隱私信息獲得貸款，但對交出隱私的後果沒有預期判斷，其實是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其二，學生群體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我們不能將“學生”（哪怕是年滿十八週歲的大學生）看作一個真正意義的“成年人”——因為大部分學生並無財務獨立，父母與家庭是為他們財務漏洞“兜底”的“軟約束”，這成為“校園貸”頻發的原因之一。
最後，在平衡點的問題上，在行為經濟學研究中，人總是將“當下”看得更高——就像面對類似“吃薯片”這樣的慾望，人們有三種行為方式：極端理性的人有明確的意志力，買一大包，每天消耗一小部分；而購買時認為自己能夠控制慾念，實際中卻一次性吃光薯片的人，在行為經濟學中被標記為“naive”的，事實上，大部分人落入這個“看重當下”的區間；而第三類人被形容為“sophisticated”，因為知道自己無法控制慾念，因此只買一小包薯片。消費慾望並不可怕，但我們需要明確認識自己的自控能力和自律程度，從而管控具體的消費行為。
《中國青年》：信用卡、小額借貸產品的普及和便利對於消費心態有怎樣的影響？
汪通：首先是渠道與便利性的問題，在金融產品不發達的時代，年輕人缺乏的是渠道，而像信用卡，以及花唄、京東白條等這些小額借貸產品的出現，的確是方便了我們“把未來的錢拿到現在花”，某種程度上也就是所謂“融資”的概念。其次，作為某種同樣帶有“安全性”心理暗示的工具，加之我們對自己的發展預期有足夠的信心，那麼藉助這些金融產品，與此前的年輕人相比，我們在青年時代能夠掌控的資源事實上更多了——而資源的增長與消費心態及行為密切相關。
《中國青年》：有人說，年輕人已經悄然開始“消費降級”，例如拼多多（團購平臺）、名創優品（低價日用品店）和閒魚（二手貨交易平臺）成為網購新寵。怎樣看待這一現象呢？
汪通：對於這個意義上的“消費降級”，其實我是抱持懷疑態度的。因為一個人省吃儉用去買名牌包，與他在“十元店”購買便宜的日用品之間，似乎並不衝突。所謂的消費升級，事實上我們追求的除了品質之外，也摻雜著品牌溢價、社交效應的部分。而無論是團購、低價日用品店還是二手網站的使用，可能只是增加了生活的便利性，而對於個人人際生活中的所謂“社交效應”並沒有什麼實際影響。因此，經由這些例子斷言“消費降級”的趨勢也許是不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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