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薪水涨幅既跟不上快消品牌的上新速度，也难以追赶时髦餐厅层出不穷的下午茶新玩法。但在精美广告所制造的“生活方式梦”之中，年轻人的“消费段位”拾级而上，自此“由奢入俭”绝非易事——“花大价钱租了新房子，坐在落地窗前看着SOHO夜景，忽然找到一点美剧主人公的感觉，再也不想租回狭促的老房子——那时能清楚地听到隔壁室友又拆了几份快递，走廊里的声控灯总营造出恐怖片片头的气氛。”
面对来势汹汹的生活压力，高价保健品、戴森吸尘器、甚至轻食沙拉里的那一撮羽衣甘蓝和藜麦，似乎都成为我们的武器。张爱玲笔下“摊子上的绒线衫、素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便轻易令少女们乐此不疲——“漂亮得轻飘飘”的昂贵消费品带来的快感是甜美的。而“消费升级”的进阶性快感，也许在于“品味”和“审美”认同，或许是某种自我定义——总之，将生活疑题的解决方案诉诸消费，是“取巧却实用”的慰藉。
在埃森哲最新发布的《2018埃森哲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显示，使用过互联消费贷产品的（指网络第三方小额借贷产品，如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受访者在总体样本量中占36%，近一年冲动消费增加的比例达42%。而冲动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与“消费社交化”相关，也就是说，我们从五花八门的分享、推荐、测评之中获取购物资讯，也同时获得消费冲动。
《中国青年》记者借此话题采访爱丁堡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穿越历史聊经济》作者、知乎经济学领域知名答主汪通，剖析消费升级与过度消费在青年生活中的显像和隐喻。
《中国青年》：年轻人调侃自己是隐形贫困人口，有人认为这是与“消费升级”相关的（比如，“能买戴森吸尘器就不用扫帚”、“前男友面膜”用起来毫不手软、吃完牛油果又要吃藜麦了），怎么看年轻人的这种消费心态？何谓“消费升级”？
汪通：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年轻人戏称自己“隐形贫困”这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从表象上来看，可能是花钱不像父辈祖辈那么有节制，更敢于消费。一个可能是，现代社会给人的安全感上升了，尤其是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我们对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更具信心，尤其是以90后为代表的一代人，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渐趋乐观。尤其是当下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为“风险”兜底的社会化服务越来越完善。那么，风险规避的考量不同，引发消费形态的改变，这也并非是代际性的差别，而是时代性的“安全感”在消费心态上的一个体现。
而所谓“贫困”对于年轻人而言其实是普遍现象。就我在国外读书工作所观察到的现象而言，生活在伦敦的年轻人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要交房租，饮食和公共交通也占据相当大的一部分开支。但基于住房福利等大额支出的保障，年轻人的安全感很高，很多人在年轻时事实上并无积蓄，等到三十岁左右，薪水涨幅可以承担首付时，再去考虑买房。因此，年轻人追求消费品质的行为，事实上也可以看作是在对社会的足够信心支撑之下，做出“消费升级”的判断，事实上这也是某种基于理性的选择。
“消费升级”在经济学中并没有一个既定公认的概念，或者说，这个提法是舆论生成的一个新语汇，在我的观察和理解来看，即是消费者乐于为消费质量及体验的提升支付较高的溢价，尽管在很多场景下，品质提升很可能并不十分显著，但我们依然乐于为品牌、为质感等因素付出溢价，换取更优良的体验。
《中国青年》：对于这些“隐形贫困”的年轻人而言，是热衷消费导致“贫困”，还是“贫困”焦虑助力了消费热忱？
汪通：这是一个财务目标的问题，例如，一个学生如果勤奋学习却依旧不及格，那么努力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住房、教育、婚恋等消费水平很高，年轻人在对抗一系列压力的过程中往往会丧失动力和动机——即是在经济学模型中常说安全感和愉悦感的权衡，而在住房等大额开销所带来的“安全感”，与消费升级提高生活品质所带来的“愉悦感”之间，年轻人往往倒向后者。
《中国青年》：从十年前“月光”、“啃老”的说法，到今天的“隐形贫困人口”，不同代际年轻人的消费理念有何种演变？
汪通：不同代际的消费观的演变，事实上是与时代的文化心态、福利保障相关的，因此首先可以用外化因素去解释；其次每个人对于时代和自我发展的预期是不同的，比如八十年代通货膨胀率较高时有一个笑话，一位消费者屯了三台冰箱并声称“冰箱可以足足用三代”，这样的极端消费行为，也体现出他对于时代的期望和评估。
在这一点上，也许80后、90后与00后在消费心态上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但外部原因与内在诉求的相互交织碰撞，塑造了每一代人的消费观念。在时代的背景之下，个体的选择空间和心态转变也是“被塑造”的。就超前消费与冲动消费程度而言，当下的年轻人身处面目繁多的营销宣传之下，在种种暂时性的冲击下，更易直接刺激消费行为。
《中国青年》：“校园贷”等案例频发，对于年轻人而言，如何在消费升级与过度消费之间找到平衡点？
汪通：首先，年轻人对于品牌的过度追求，可能在于我们对消费行为“附加”了诸多“引申义”，如果一个名牌包或者最新款iPhone被视为某种social signal，那么我们的消费冲动便愈强烈。
其次，对于校园贷等恶性事件而言，其一，如果我们具体分析案例手段，学生交付隐私信息获得贷款，但对交出隐私的后果没有预期判断，其实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二，学生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不能将“学生”（哪怕是年满十八周岁的大学生）看作一个真正意义的“成年人”——因为大部分学生并无财务独立，父母与家庭是为他们财务漏洞“兜底”的“软约束”，这成为“校园贷”频发的原因之一。
最后，在平衡点的问题上，在行为经济学研究中，人总是将“当下”看得更高——就像面对类似“吃薯片”这样的欲望，人们有三种行为方式：极端理性的人有明确的意志力，买一大包，每天消耗一小部分；而购买时认为自己能够控制欲念，实际中却一次性吃光薯片的人，在行为经济学中被标记为“naive”的，事实上，大部分人落入这个“看重当下”的区间；而第三类人被形容为“sophisticated”，因为知道自己无法控制欲念，因此只买一小包薯片。消费欲望并不可怕，但我们需要明确认识自己的自控能力和自律程度，从而管控具体的消费行为。
《中国青年》：信用卡、小额借贷产品的普及和便利对于消费心态有怎样的影响？
汪通：首先是渠道与便利性的问题，在金融产品不发达的时代，年轻人缺乏的是渠道，而像信用卡，以及花呗、京东白条等这些小额借贷产品的出现，的确是方便了我们“把未来的钱拿到现在花”，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所谓“融资”的概念。其次，作为某种同样带有“安全性”心理暗示的工具，加之我们对自己的发展预期有足够的信心，那么借助这些金融产品，与此前的年轻人相比，我们在青年时代能够掌控的资源事实上更多了——而资源的增长与消费心态及行为密切相关。
《中国青年》：有人说，年轻人已经悄然开始“消费降级”，例如拼多多（团购平台）、名创优品（低价日用品店）和闲鱼（二手货交易平台）成为网购新宠。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呢？
汪通：对于这个意义上的“消费降级”，其实我是抱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一个人省吃俭用去买名牌包，与他在“十元店”购买便宜的日用品之间，似乎并不冲突。所谓的消费升级，事实上我们追求的除了品质之外，也掺杂着品牌溢价、社交效应的部分。而无论是团购、低价日用品店还是二手网站的使用，可能只是增加了生活的便利性，而对于个人人际生活中的所谓“社交效应”并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因此，经由这些例子断言“消费降级”的趋势也许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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