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現在的青年演員太幸福了。他們在黨的關懷培養下，政治上、經濟上都有保證，有著良好的學藝條件。
在舊社會，藝人的演出和學藝都十分困難，社會環境惡劣，出個好演員可不那麼容易!有的演員在藝術上剛有了點名氣，由於對當時社會上腐朽的東西認識不清，沾染上一些壞習氣，最後毀了藝術前途，甚至毀了生命．現在我談談在舊社會的“一怕三恨”，對青年同志可能有些幫助。
“一怕”：怕萬惡的舊社會
舊社會到處是官僚、惡霸、地痞流氓作威作福的天下，藝人們挨打受罵是家常便飯。正直的藝人整天提心吊膽，過不了一天舒坦日子。
一九四七年我在天津“大觀園”演出，有個醉漢到後臺找我“借錢”，不借就不讓我上臺。多虧白雲鵬先生出頭來解勸，我沒法，只好給了他幾塊錢。象這樣敲詐勒索的事屢見不鮮。
還有一種“飛帖打網”，有些流氓頭子一年到頭總辦“喜壽”事。他們給你發帖你就得送份子，不然他就讓打手們暗地揍你一頓，或者去場子裡搗亂，不讓你上臺。那時，連善良的觀眾也為我們擔驚害怕。
下面再說說三恨。
第一：恨大煙白麵
舊社會到處都有大煙館、白麵館，敞開賣這些毒品，藝人沾上就活不了!要想不沾它，那得有堅強的毅力．怎麼說哪?舊社會魔怪橫行。毒霧瀰漫，盡往壞道上引你。
我從十一歲(一九二八年)開始學相聲，眼見過不少老前輩讓大煙、白麵給害死了!就說我師哥李少卿吧，說單口《山東鬥法》《柳官上任》(即《糊塗知縣》)那包袱真足，他敘述起來有條不紊，順理成章。別看有能耐，當時沒人願意跟他搭夥，為什麼呢?就因為他不抽白麵一點精神兒沒有。這對於鑽研藝術妨礙大啦!後來，他就一個人到相聲場子裡去沾光，在“板凳頭”(也就是過去在小茶社飯口或換場的時候演出)說上兩段，向觀眾斂幾毛錢。可是錢一到手，又給白麵館送去了！這種嗜好要染上，不吃不穿得先抽。
鴉片煙、白麵這些毒品，都是從外國運進來的，帝國主義者拿它毒化中國人民。舊社會的藝人讓它害了不少。紅極一時的河北梆子演員金鋼鑽、著名天津時調演員高五姑的死，都跟吸毒有關係。
第二：恨“同行是冤家”
那時存在著資本主義的競爭，資本家拿演員當商品，利用我們賺錢，他們造成了同行之間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互相排擠，互相攻擊，出個人材可太不易了!
常寶坤、侯寶林都是這個時期湧現出的好演員，象這樣的人才天津出個十個二十個的也不多啊!可當時他們都是經過一番掙扎，才站住腳的。
也有些好苗子被壓下去了，比如戴少甫就是個好演員，抗日戰爭初期由京來津，跟於俊波搭夥，在南市燕樂、玉壺春等曲藝場演出，很受觀眾歡迎．他們合演的《得勝圖》、《數來寶》、《白事會》等，都具有較高的水平，每個節目都有與眾不同的地方。所以，天津觀眾把他捧起來了。可我也親眼看見過他受欺壓，同行的也找他的麻煩，說他是外行，強迫他拜師，後來有人收他為正式門戶的師弟，同行中才承認他。在天津紅了不到二年，就因為惡勢力的欺壓，加上他抽白麵嚴重而過早地結束了生命。
劉寶瑞也是一員好將，我們在一塊兒合作過．四一年他在濟南晨光茶社，因為跟其他演員鬧意見退出了，就在晨光對過又開闢了一個相聲場子，起名叫“共樂”。他從北京約去了幾位好演員，“晨光”那邊也有幾位名角兒，兩邊打對臺，互相競爭，都咬上了勁，誰也不服誰。這兩邊的演員跟我都不錯，他們為了加強陣容都約過我，我都沒去，因為這樣的競爭我參加哪邊都不合適。同行同業的受反動勢力的欺壓還不夠，何必自己人跟自己人還過不去?後來，寶瑞那邊還是沒幹過晨光，原因之一是他們裡邊抽大煙的人太多。晨光畢竟有群眾基礎，日子長了就分出高低了!
“同行是冤家”是舊的社會制度造成的，大家衣食住都沒保障，都希望多掙錢，好養家餬口。
第三：恨藝人自輕自賤
有些藝人受舊社會里舊意識的薰染，自己也看不趕自己。有時為了生活所迫，有的人到處伸手，見著資產階級熟觀眾就說：“二爺!我總沒花您錢了!”對方一給錢，又是作揖又是請安，我最反對這一手。
解放前藝人政治上受壓迫，社會地位低，可是我們的人格並不低。那時，我一趕上有“堂會”準捱餓，不願意在那些闊人的宅門裡吃飯。遇見這場合，我就躲在一邊，寧願等演完了回家吃炒餅。還有，在堂會上有錢的人賭博，讓藝人站在後邊“吃喜兒”，我恨這種派頭兒。可有的藝人還主動迎合，誰一贏錢就過去作揖：“我給您說一段”，有時還主動讓人家“點活”，也就是希望多拿點賞錢。
自輕自賤的現象還有很多，這不能都推到社會原因上去，不論環境怎麼惡劣，我們都應當有骨氣，自潔自愛，豈能趨炎附勢，隨波逐流!
我回憶這“一怕三恨”，是想說明舊社會藝人的悲慘遭遇，也是我個人的由衷體會，希望能起到溫故而知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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