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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琳娜早就知道，要在这样的日子里活命，必须见着什么逮什么。她看见有人抱着个敞口箱子在卖卫生纸。她没有犹豫，买了二十卷。就因为有人在卖。
她腾不出手来拿卫生纸……她把手探进袋子，找了一根绳子。她把卫生纸串在一起，毫不犹豫，她戴上了这条用卫生纸卷串成的项链。
没有人觉得奇怪，那就是生活——见着什么买什么。她本想出门买鸡肉，没买成。她买了卫生纸。等她下次想买卫生纸的时候，也许买到的是鸡肉。”
这是1985年夏天，莫斯科库尔斯基火车站发生的一幕。伊琳娜是一位年轻的妈妈，在一所学校教英语。
2002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美国记者戴维·霍夫曼出版了《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一书。书中，他记录下了包括伊琳娜在内的大量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普通民众的生活片段。
那时，苏联已经是一个“重症病人”。生活物资短缺严重困扰着这个看起来依然强大的国家。1985年春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既没有为伊琳娜这样的普通人带来生活改善，也没有给这个国家提供治病良方。
在戴维·霍夫曼看来，那代人的生活充满了漫长而缓慢的周期性短缺。当时的苏联将大量资源投入军备竞赛，老百姓得到的却是卫生纸串成的项链和过期的鲱鱼罐头。伊琳娜的月工资是110卢布，买一双普通冬鞋就要花费100卢布，还还还常常缺货。
“面粉袋突然摆上商店货架时，伊琳娜看到了人们眼里的热望。顷刻之间，排队的人多达五百，大家争先恐后地在手心里写上排队的序号。”
作为美国记者，戴维·霍夫曼在观察红色苏联时或许多少会戴着有色眼镜。那么来看看中国人的研究吧。中国学者黄苇町在《苏共亡党20年祭》一书中是这样写的——
“面向大众的消费品质量低劣，供应紧张。苏联老百姓每年用于排队购买食品和牙膏、手纸等日用品的时间，相当于1500万劳动者的全年工时。人民对苏共的感情和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捱的漫长等待中流失了，耗尽了。”
他的结论与戴维·霍夫曼如出一辙：物品短缺挫伤着人们的感情。
2
苏联轰然崩塌后，许多专家学者开始研究其解体的原因。经济学家普遍将目光聚焦到经济结构失衡上。
苏联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军工实力，可以生产从航空母舰、核动力潜艇、战略轰炸机到AK-47、RPG火箭在内的几乎所有军事装备。
然而，与军工强大的制造研发能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民众几乎要排队10年，才能买到一辆家用轿车。而这辆好不容易买来的小汽车，制造工艺往往十分低劣，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故障。
军用民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除了苏联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等原因外，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军民产业缺乏融合、严重脱节。
在冷战高峰，苏联GDP约为美国的40%，但军费占比却大大高于美国，几乎常年超过GDP的三分之一。按照美国海军学院有关研究的估算，在整个冷战时代，苏联军费与美国大体相同。
如果只是比例的不同，苏联或许还没那么容易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倒下。但两国在军民融合程度上还存在着天壤之别。
苏联在大搞军备竞赛的同时，长期以来军民分立，以军工为主导，忽视军民融合，最终导致国家造血能力不足。
而其竞争对手美国的军工体制则受益于军民深度融合，走上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道路。包括网络技术在内的大量军用技术转化为民用，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民用技术不断升级，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大量反哺国防领域。
冷战时期，苏联面对巨大的安全压力，的确需要在军事上投入很多精力。但军民二元分立，如同把原本互相流动的两个湖泊，变成了相对孤立隔绝的两潭死水。水少的那潭先干涸了，水多的那一潭最终也是同样的命运。
实际上，当时美国的科研投入也大部分用于国防领域。研究表明，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国防研究占联邦研发基金的份额一直保持在50%左右。但这些费用在产生军事价值的同时，也依托军民融合体制机制，很快转化为民用效益，加速了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说是产生了“双重效益”。
最终，受够了长期为买卫生纸而排队的苏联民众，默然地看着苏维埃的旗帜徐徐落下，而美国则在这场世纪之争中兵不血刃地胜出。
3
殷鉴不远。
红色苏联的解体，直到今天仍然在警醒着我们：要建立起军民深度融合的大格局，使富国与强军相统一。
回顾历史，中国屡屡因为文盛武衰、国富兵弱，成了称臣纳贡、割地赔款、任人宰割的“泥足巨人”；世界也不乏像苏联一样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国家，因为畸形生长而走向崩溃。
富国才能强兵，军强才能国安。当今世界，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愈加交织，军民融合已成为世界强国的共同选择。能否下好军民深度融合这盘大棋，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新中国建国之初，我国就提出了“军民两用”的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提出“军民结合”。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推进强军事业，必须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作为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的必然选择，单设专章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2017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习主席任主任，统一领导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此后，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设立专门机构；北京、河南、江西等省市先后建立军民融合专项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机制……领导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凝聚力空前强大。
今天，中国正在受益于军民融合这一大战略。民用科技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军事装备研发也突飞猛进。从国产航母到万吨大驱，从歼-20到“胖妞”，军民融合的成果在每一种新型武器装备上几乎都能找到。
以“北斗”、“天河”、“蛟龙”等为代表，网络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海洋资源、航空航天等领域呈现出军民融合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数据、3D打印等新技术、新业态，成为融合发展、军民两利的新引擎。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在军民深度融合上仍然有很多短板。发达国家主要领域的军民融合度高达80％以上，而我国这一比例仅在30％左右，制约军民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没有完全破除，发展之路依旧任重道远。
4
“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
这条规定，长期写在自1988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
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颁布，废止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自此，这条存在了30年的禁令终于成为历史。
实际上，随着我国不断推进军民融合，早在这部暂行条例废止之前，大量私营民营企业就已经获准进入军工领域，为军事装备研发制造注入了更大活力。这也充分说明，在军民融合领域，法规制度还存在一些不符合国家发展形势的地方，有的规定明显滞后，急需修订或废止。
事实上，我国有关军民融合的法治建设还比较薄弱，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整，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力有时也不够刚性化。随着军民融合重大政策的落实，社会上出现了钻制度空子、走灰色地带的现象，甚至有些组织打着军民融合的旗号从事违法违规活动。军民融合发展也出现管理体制不清、职责交叉以及各项政策措施缺乏强制力保障等问题，不利于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当前，市场主体更趋多元，利益格局日益复杂，要全面推进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就迫切需要强化法治保障，依靠法治来消解融合的壁垒，降低制度性成本，从而保证军民融合健康发展。
“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贯彻落实，提高法治化水平，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协同创新，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10月15日，习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军民融合发展法治建设的意见》。会议提出的提高立法质量、立改废释并重、大幅度精简审批事项、降低准入门槛等意见和举措，对于推进军民融合领域立法、提高军民融合法治化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融则两利，合则共赢。军民融合发展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必将释放巨大战略红利，我们应该努力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军民融合发展法治建设的意见》，加快法治建设步伐，从法治理念、法律实施、法律监督等方面全面展开，为军民融合发展提供强大的法治保障。
（钧正平工作室·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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