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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紀初到20世紀末，在世界體系中長期居於霸權地位的大國只有英國和美國。真正後來居上並取代老霸權國家、形成並保持新的世界體系的只有美國。先後崛起並挑戰現存霸權國家和世界體系的國家主要有德國、日本和前蘇聯；它們的崛起分別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並且都在崛起過程中失敗。二次大戰結束後出現的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至今仍未有崛起為世界大國的成功經驗。以經濟全球化作為主要背景的大國崛起，在歷史上更是沒有先例可循。雖然中國走的是不同於歷史上大國崛起的和平發展道路，但是需要借鑑以往後起大國的經驗教訓。
本文系根據盤古智庫顧問委員會高級顧問、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在華東師範大學的演講整理而成，文章來源於“時政國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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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紀初到20世紀末，在世界體系中長期居於霸權地位的大國只有英國和美國。真正後來居上並取代老霸權國家、形成並保持新的世界體系的只有美國。先後崛起並挑戰現存霸權國家和世界體系的國家主要有德國、日本和前蘇聯；它們的崛起分別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並且都在崛起過程中失敗。二次大戰結束後出現的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至今仍未有崛起為世界大國的成功經驗。以經濟全球化作為主要背景的大國崛起，在歷史上更是沒有先例可循。雖然中國走的是不同於歷史上大國崛起的和平發展道路，但是需要借鑑以往後起大國的經驗教訓。
◆◆美國崛起的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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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崛起過程中，沒有成為英國霸權及其殖民體系的直接挑戰者，在兩次大戰中都成為英國的主要盟友。美國不是推翻英國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是在英國霸權自然衰落的過程中逐步取而代之。
美國崛起於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上半期。以1898年美西戰爭為界標，在此前50年美國集中解決國內的統一和制度問題，並且在經濟總量上接近頭號強國英國；在此後50年美國越來越深刻地捲入兩洋戰略，並開始主導國際體系的建設。以二次大戰為標誌，美國完成崛起的過程，取代英國而成為世界霸權國家。
美國崛起的成功首先在於它獲得了當時世界上最充分的經濟要素。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可以直接獲得當時最發達的西歐國家的資本、技術、人才等要素的大規模流入。美國獲得廣大西部疆域後，其國內自然資源可以充分供應並滿足經濟高速增長的需求，使它在崛起過程中不會因為資源短缺而中斷經濟增長。美國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和20世紀中後期的兩次技術革命的主要發源地，這使美國的生產力和企業管理制度處於不間斷的創新過程，在核心競爭力上很快超過歐洲並長期保持領先地位。通過兩次世界大戰，美國獲得了對歐洲的巨大債券和戰爭賠償，實現了世界範圍的財富從歐洲向美國的轉移，從而奠定了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
美國在其崛起過程中擁有得天獨厚的安全環境和國際條件。東西兩岸的兩洋隔絕使美國可免於捲入歐亞大陸的戰爭和衝突，也使當時的霸權國家如英、法派遣遠征軍到北美的成本極高；即使發生與歐洲宗主國的戰爭，獲勝的有利因素多在美國一邊。美國周邊不存在強國作為鄰國，南北的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弱於美國，使其向西擴張的過程中以很低的成本換來極大的空間，廣大的西部邊疆成為轉移東部社會矛盾的安全閥。
在觀察美國崛起的過程中，我們對國際體系因素應予以高度重視。美國在崛起過程中，沒有成為英國霸權及其殖民體系的直接挑戰者，在兩次大戰中都成為英國的主要盟友。美國不是推翻英國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是在英國霸權自然衰落的過程中逐步取而代之。相反，德國和日本卻充當了對英國霸權的挑戰者，這不僅導致德、日崛起的失敗，而且掩蓋了美國崛起的巨大後果。在美國上升為新霸權國家的同時，構建了新的國際體系和國際關係理念，如採取“新殖民主義”政策和創立聯合國體系，使美國的新霸權比英國的霸權更具有吸引力。
不可迴避的是導致美國成功崛起的制度因素。美國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西方國家中是比較徹底和典型的，幾乎沒有封建主義的制度殘餘。從進步主義到羅斯福新政使美國擺脫了傳統資本主義的深刻危機，避免了美國成為另一個世界大戰的發源地。美國的企業創新制度使美國形成一大批最有實力的跨國公司，構成美國綜合國力的重要基礎。美國在西方國家中最早形成完整的思想庫體系，使其在崛起過程中獲得充分的戰略思想來源。這些制度優勢使美國的崛起具有較長時間的可持續性，從而積累了更雄厚的實力基礎。
簡言之，美國的崛起是美國內外各種有利要素結合的產物，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美國作為唯一成功的崛起大國，其經驗特別值得我們借鑑。但是美國崛起過程中的許多做法是中國不能效法的，而且時代背景也發生了根本變化。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要素是：國土幅員廣大，國內市場潛力深厚，內需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制度改革和創新是崛起的內在動因，避免舊體制可能造成的崛起中斷；儘可能減少與現存國際體系的對抗，確保周邊環境的穩定，以此構造崛起的外部環境。
◆◆德、日崛起失敗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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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的非和平崛起模式中最關鍵的是毫無節制地挑戰現存霸權和國際體系，以軍事擴張來解決經濟資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擴張特徵。
德國和日本都是後起的資本主義強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度成為歐洲和東亞最強大的國家，並對英國及其他老牌強國構成嚴重威脅。它們的迅速崛起必然遇到現存霸權國家和整個國際體系的壓制，形成不可避免的生死對抗，最終導致其崛起進程的中斷和失敗。儘管二次大戰以後，德、日在某些方面實現了再崛起，但是始終不能成為完全的世界大國。這其中的教訓，值得每個後起大國認真吸取。
戰爭是這兩個國家崛起的基本手段。德國和日本都通過一系列戰爭完成其原始積累，並確立其強國地位。德國在普法戰爭後實現統一，同時獲得土地割讓和鉅額賠款。日本則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後獲得巨大的財富資源和殖民地。這些戰爭不僅奠定了德、日崛起的基礎，而且大大刺激了兩國擴張的慾望，兩國決策者都制定了征服歐洲或亞洲、直至稱霸世界的戰略計劃。一旦走上擴張爭霸的道路，戰爭機器就不會停止轉動。俾斯麥之後，威廉二世就把德國的“大陸戰略”改為“海洋戰略”，在全球範圍內同大英帝國展開爭奪。德國由此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日本在佔領中國大陸大片土地後，也迫不及待地轉向進攻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嶼，走上與英美全面對抗的道路。由戰爭起家、又由戰爭而陷入滅亡，這是德、日崛起又失敗的主要軌跡。
經濟資源不足，配置手段的軍事化，使戰前德國和日本經濟增長難以持續，崛起難以為繼。德國和日本在崛起初期都曾獲得大量的先進技術，生產能力急劇擴大，在短期內迅速成為經濟強國。但是在世界市場被殖民體系所分割，國際資源實際上被各國國界所封閉的條件下，德、日都面臨著生產能力同資源不足、市場狹小的尖銳矛盾。在世界殖民體系基本確立的條件下，訴諸戰爭手段重新瓜分世界市場就成為其主要目標。就這一點而言，沒有經濟全球化的充分發展，後起大國無法以和平手段進行資源配置和市場競爭，轉向非和平手段，以軍事優勢彌補其經濟優勢的不足，採取國民經濟軍事化的發展模式，從而在長期的戰略對抗中喪失其持續發展的潛力。這就成為他們崛起失敗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在制度上，戰前德國和日本都保留了濃厚的封建殘餘，基本上沒有建立民主政治體制。德國先是保留皇權強大的君主制，後是實行絕對獨裁的法西斯專制。日本則實行神化的天皇絕對君權和武士道為基礎的軍國主義體制。這種制度上的先天不足是導致德、日把擴張作為國家最高利益、導致崛起失敗的致命缺陷。這種制度缺陷又同德、日當時存在著的狂熱民族主義思潮結合。這種制度和文化都使兩國的崛起變得極為野蠻殘酷，當然就不能被各國所接受。
二次大戰後，德國和日本分別通過不同的方式重新成為前三位的世界經濟強國，實現其再崛起的部分戰略目標。但是，戰後德、日的再崛起始終是不完整的，第一次崛起的失敗陰影始終籠罩著它們再崛起的路徑和前景。美國作為第一強國和現存霸權，將長期保持對德、日的戰略控制。
德、日的非和平崛起模式中最關鍵的是毫無節制地挑戰現存霸權和國際體系，以軍事擴張來解決經濟資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擴張特徵。
◆◆前蘇聯解體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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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崛起的失敗主要在於內因，它並沒有被世界大戰打垮，卻在制度競爭中被拖垮了。
前蘇聯的崛起有其成功的部分，在十月革命後30年間，蘇聯在經濟增長、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等方面超常發展，從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崛起為世界上第二位的經濟大國和軍事強國。其中不乏成功經驗值得學習，但是在蘇聯崛起的過程中就隱含著其失敗的基本因素。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在國內製度建設和資源配置方式，處理國際上兩種社會制度、兩種意識形態的關係、現存霸權與後起大國的競爭以及崛起過程中與國際體系的關係等問題上沒有先例可循，出現一系列嚴重問題甚至致命錯誤。這些問題和錯誤的長期全面積累，使其國內發展和國際戰略都陷入絕境，導致最後解體和全面崩潰。蘇聯崛起的失敗主要在於內因，它並沒有被世界大戰打垮，卻在制度競爭中被拖垮了。
蘇聯崛起首先是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二次大戰期間的成功。蘇聯在20-30年代通過幾個五年計劃，完成了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發展目標，國民經濟總量一下子躍居世界前列。而且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為蘇聯承受二次大戰的最困難時期提供了動員能力和物質保證。由於蘇聯的巨大成功，二戰後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和民族解放運動基本上是追隨蘇聯模式，為蘇聯在世界範圍內挑戰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提供了條件和空間。
蘇聯作為幅員廣大、資源豐富的大國，本身具備崛起為世界大國的潛在優勢。而且它的周邊也沒有強國威脅，使之可能形成一批“衛星國”組成的“安全地帶”。正是這些崛起的優勢掩蓋了蘇聯崛起過程中的致命問題，使它的崛起在1960年代以後就陷入停滯，1980年代以後就出現綜合危機，導致上世紀90年代的崩潰。
蘇聯崛起過程始終不能擺脫其內在的根本缺陷即高度集權的、高度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下，資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和經濟活動的低效率長期得不到解決。雖然在短期內可以使國民經濟的總量迅速膨脹，但是在長時期內無法解決國民經濟的結構問題和質量問題。而國民經濟活動長期與戰爭或準戰爭狀態結合，形成國民經濟的軍事化，即與軍事相關的科技和重工業畸形發展，農業和消費品生產長期落後和不足。這種經濟體制和個人迷信的政治體制相結合，不僅造成蘇聯內部的政治僵化和經濟停滯，而且使整個蘇東集團與世界市場處於割裂狀態，難以從西方獲得技術和資金，國際競爭力日趨下降。
蘇聯對外政策的原始起點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對兄弟黨的革命援助。但是作為一個大國，這種政策的長期化，就轉變為“輸出革命”、控制衛星國直到在全球範圍同美國爭奪勢力範圍。到上世紀60年代以後，蘇聯外交政策的目標實際上是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社會主義陣營成為其全球戰略的基本勢力範圍。由於長期處於軍備競賽狀態，使國民經濟資源無限制地投入戰略武器儲備和太空軍事化，蘇聯的洲際導彈數量曾達到6000枚，是美國的兩倍之多，可以毀滅世界幾十次。這種瘋狂的軍備競賽最後拖垮了蘇聯，釀成國力枯竭以至經濟崩潰。可見，世界大戰並不能打垮幅員廣大、資源高度集中的蘇聯，但是錯誤的國際戰略卻可以使蘇聯走上絕境。
蘇聯的政治體制是蘇聯崛起的內部桎梏，它扼殺了蘇聯人民的凝聚力、創造力和經濟活力，使崛起過程越來越缺乏持久的內在動因。在斯大林的個人迷信政策和肅反擴大化的長期陰影之下，蘇聯長期實行專制的極權政治，黨內清洗不斷，大批人才被殘酷鎮壓。缺乏民主和科學決策，造成蘇聯的一系列戰略失誤。由於黨的特權階層長期脫離人民，相互包庇利用，形成黨內利益集團，從根本上瓦解了蘇聯黨和國家的社會基礎。這些利益集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推動蘇聯解體、並且把國有經濟竊為己有的政治力量。以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大國沙文主義，對內造成各民族的離心傾向，對外造成社會主義陣營分裂、“衛星國”反叛。蘇聯解體就是始自加盟共和國脫離聯盟。可見，在長期僵化、脫離人民的政治體制下，一個大國即使不發生戰爭等外來破壞，也是無法實現和平崛起的。
1991年蘇聯解體標誌著蘇聯（俄羅斯）崛起的中斷和失敗。這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悲劇，也是俄羅斯歷史的悲劇。儘管如此，俄羅斯作為世界大國的潛在條件仍然存在。在一定的國際條件下，經過較長時期的內部結構調整和制度建設，俄羅斯的重新崛起是可能的。如同二戰後的德、日，俄羅斯的再崛起不會是前蘇聯帝國的重複。
從前蘇聯崛起失敗的過程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深刻教訓：一是無論國內資源如何豐富，一旦實行與經濟全球化相脫離的封閉經濟體制，其國民經濟就必然失去活力和競爭力，經濟增長就難以均衡持續。因此，開放和競爭是和平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二是國內製度因素的極端重要性，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保證和平發展的兩個輪子。三是國際戰略的正確和適當定位，無論出於什麼良好的動機，一旦走上爭奪世界霸權、挑戰國際體系的道路，就很難再回到和平發展的道路上來。因此，“和平發展”是個廣泛而多層次的概念，並不是與狹義的“戰爭崛起”相對應的“和平發展”，而是指是否能夠保持長期穩定的和平國際環境和國際體系。急於打破現存國際體系，即使實現了一定階段的崛起目標，也可能前功盡棄。
◆◆大國崛起的歷史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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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必須擯棄近代以來後起大國依靠侵略戰爭打破原有國際體系、依靠實行對外擴張以爭奪霸權的崛起道路，走出一條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的後起大國和平發展之路。
根據對美國、德國、日本和前蘇聯各自崛起過程的成敗分析，我們對大國崛起的歷史規律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認識：
大國的和平崛起必須以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為基礎。必須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實行市場開放戰略，充分利用世界市場的各種資源，全面提升綜合國力。
大國的和平崛起應避免與現存的霸權國家和國際體系發生正面對抗和衝突。既要防止捲入大規模戰爭而中斷崛起的過程，也要防止展開大規模軍備競賽而引起國民經濟資源的無限制消耗。即使不發生世界大戰，爭奪世界霸權的目標本身就是“非和平崛起”。
大國的和平崛起需要良好的周邊環境，與主要鄰國形成穩定的互利合作機制；而不是通過組成軍事集團建立勢力範圍和安全地帶。有了和平的周邊環境，就可能把戰爭和戰略攤牌的危險性降到最低限度。
大國的和平崛起需要全面、系統的制度建設和能力建設，借鑑他國制度的先進性，防止國內的制度弊端成為國際衝突的根源。根據本國國情和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水平，推進經濟的市場制度建設和政治的民主制度建設，對於確立和平崛起的國際形象極為重要。
大國的和平崛起需要國民素質的全面提高，尤其應防止崛起過程引發狂熱的民族主義思潮。提高國家的軟力量，吸取世界的先進文化，都是改變國民素質的必要手段。
大國的和平崛起是一個很長的曲折的歷史過程，在世界範圍內主要霸權國家的更替過程一般在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因此，不能把20-30年的階段性崛起等同於和平崛起道路的成功。
後起的大國能否成功地和平崛起，也取決於它與現存霸權大國的關係。當霸權大國處於力量鼎盛時期，後起大國對它發起挑戰或爭霸是非常危險的，可能導致後起大國的崛起中斷甚至完全失敗。當霸權大國面臨重大危機時，後起大國對它的支持是雙方有利的，既幫助霸權大國渡過難關，又是後起大國獲得自身崛起的最有利條件。當霸權大國進入衰落階段，後起大國可能以自然的漸進的過程取而代之。這並不是完全排除後起大國與霸權大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當霸權大國的戰略指向是摧毀後起大國的生存環境和核心利益時，後起大國的奮起抗爭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義的。這種抗爭在一定意義上也構成崛起的戰略機遇和條件。
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就是在與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的時代背景下，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現代化和和平發展。這是一條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全新的戰略道路，她對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深遠影響無論如何估量都不會過分。因為這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東方大國發展，是一個占人類五分之一的發展中大國發展，是一個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國發展。她必須發展，而且只能是和平發展。這樣一條道路確實是史無前例的。
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必須擯棄近代以來後起大國依靠侵略戰爭打破原有國際體系、依靠實行對外擴張以爭奪霸權的崛起道路。這是一條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的後起大國和平發展之路。近代以來世界上的後起大國，如一戰時的德國、二戰時的德國和日本、冷戰時的蘇聯，它們走的都是挑戰霸權、擴大軍備或爭奪勢力範圍的戰爭崛起道路，所以都失敗了。中國的和平發展就是要避免走這些大國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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