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霍布斯鮑姆說，20世紀是革命的世紀。霍氏曾將革命概括為兩種模式，稱為“雙軌革命”，即法國的政治革命和英國的工業革命。在20世紀的中國，這兩種革命同時兼備。“革命”的觀念體現在對中國方方面面的衝擊，從器物、制度再到人的精神，一切都沾染上了革命的印記。
革命的本質其實與清末以來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社會達爾文主義有很大的關聯性，革命強調的是由下到上改革社會，人民群眾起來，推翻上層建築。
“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共產黨宣言》裡面的這句話一直在20世紀中國上空迴盪。“革命”一詞，自它引進之日起就天然地帶有暴力性，革命的暴力性背後體現的是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張力。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觀念的滲透，以租借城市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已經滲透進了知識分子的方方面面，工業、商品化已經在中國的沿海城市逐漸地崛起，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越來越懸殊。城市因為工業化的需求，從鄉村招收大量的工人，鄉村空洞化的現象從那個時候起，其實已初見端倪。
最早的農村合作社由國民黨提出
現代性對於中國的衝擊，直觀的地方是在城市，而間接地則衝擊到了當時的鄉村。幾乎所有走出鄉村的年輕人，都將鄙夷的目光投回自己曾經的家鄉。檢索“五四”以來的文學地圖，很多知識分子都有逃婚的經歷，他們企圖與鄉村斬斷血脈關係，彷彿這樣才能成為一位開明之人。
知識分子強烈批判鄉村，但同樣也有一些人，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改造鄉村，依靠鄉村和農民改變中國的現狀。這裡面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國家行為和個人行為。
在上世紀20年代主要有兩股力量，一個是1923年由美國教會組織的華洋義賑會，在河北幫助農民建立了第一批農村合作社；另一個是國共合作期間兩黨合作建立的組織。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指出：要改革農村組織，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方法之一就是成立合作社。當時國民黨的這一做法，既是幫助農村改善落後的格局，同時，也為國家管控鄉村找到了合法的藉口。
彭湃與夫人
1926年，彭湃、毛澤東等人創辦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為當時的革命輸送了大量的農民幹部。
毛澤東因為出身於湖南鄉村，天然地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在農村，後來提出了著名的“農村包圍城市”理論。1929年，他所寫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可以看成是他今後革命的方針之一：“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
從後來共產黨所進行的農民運動方式，可以看出來，他的目的就是打倒土豪劣神，一切權力歸農會。隨著共產黨軍隊的發展壯大，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共產黨選擇的是通過打倒土豪劣神，保證軍隊和政府的生存。這既保證了經費問題，也為共產黨在農村獲得民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1942年也遇到了不小的問題。1941——1942年，因為國民黨對延安的封鎖，讓共產黨不得不增加稅收，這對延安的老百姓帶來了不小的負擔。為了應對危機，1942年共產黨發動史無前例的整風運動和幹部輪訓運動，其目的是加強黨員幹部、農民對於黨的忠誠程度。
共產黨在延安實行延安道路，通過民眾參與、簡政放權和社區自治的方式來協調政權與當地農民的糾紛。“延安道路幾乎就是新中國建立後農村建設的預演。延安道路是共產黨以自己的方式解決國家內在的現代性悖論。它是我們理解毛澤東在新中國所實行的鄉村改造和建設的鑰匙。”
梁漱溟和晏陽初等人的鄉村建設運動
除了國家的行為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兩次非常著名的鄉村建設行為，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兩次實驗對於今後農村的影響。
一個就是梁漱溟在山東鄒平進行的鄉村建設運動。
梁漱溟
梁漱溟，早年醉心於佛教思想，後來轉向儒家，他可以算是與時代格格不入的人。他不像五四時期那些激進的青年，反對傳統，擁抱西方。他早年對印度思想推崇備至，認為“西方文化意欲向前，印度文化返身向後，中國文化調和適中。”印度文化對於人們的精神改造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世界未來的發展也必進入印度的形態中。
後來，梁漱溟反身傳統，意識到鄉村才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基礎。他開始有意重新建構鄉村。梁漱溟自己也承認，他的學問不是最好的，他的一些理論帶著那個時代深刻的烙印，即二元對立的觀點，即整體的將中西進行對比，雖然這種對比可以很快地掌握彼此的差距，但其片面性也不可忽視。
他在《鄉村建設理論》一書中，反思了中國鄉村凋敝的原因，認為是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此外，還有維新革命的自救同樣也破壞了鄉村。
《鄉村建設理論》
在他看來，當時中國的鄉村缺少科學技術，也缺少團體組織，中國鄉村因為沒有進入現代體系，所以人們彼此自私。
針對這些問題，梁漱溟於1931年在山東鄒平進行他的鄉村建設運動。首先，他注重引進知識分子，走一條知識分子與農民相結合的道路。其次，他注重重建鄉村組織，由其主導鄉村的各項事務。
1933年，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的縣政改革中，把鄒平縣內8個區，158個鄉和鎮全部廢除，把全縣劃分為14個鄉，和習慣的天然經濟區域、集市區域相適應。他建立鄉村的學校機構，並讓村民們熟悉“鄉約”內容。在經濟上，他們實現合作社體制，逐漸增加利潤積累，使資本公有化。梁漱溟隨後還建立了巡迴醫療的體系，讓醫生騎著自行車到各個村莊進行醫療，完全是後來赤腳醫生的預演。我們通過樑漱溟的鄉村建設改革，可以發現他與建國後的上山下鄉運動等有著非常大的相似性。
赤腳醫生
但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還是以失敗而告終。這種類似於人民公社的體制，很難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農民也很難過這種統一的生活
1938年，梁漱溟曾經攜帶《鄉村建設理論》來到了延安，與毛澤東曾有過兩次長談，兩人因為爭論中國是否有地主階級鬧得不歡而散，但據高華的研究，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這次長談對後來毛澤東的農民政策有著深遠的影響。
我們似乎也可以從事實上看到這一點，不過，毛澤東後來似乎並沒有深思其中失敗的原因。
還有兩次鄉村建設運動，主要是由陶行知和晏陽初所辦。二人後來合辦了“中華平民教育總會”，力求開展鄉村職業學校，幫助農民識字，學習農業技術等等，主張學習與農活相結合。當然，最後晏陽初等人的鄉村建設也因1949年政權易主而中斷。
晏陽初
縱觀這幾次鄉村建設運動，我們發現，他與後來建國之後的鄉村發展有著一脈相承的聯繫：即在批判傳統與西方現代性的衝擊下，農村日益被粗鄙化，被遺棄。雖然也有梁漱溟、晏陽初等人的努力，但最終也是難以阻擋浩蕩的潮流。（未完，待續……）
主要參考書籍：
梁漱溟 《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黃平主編《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三聯書店2007年版。
梁漱溟、艾愷《這個世界會好麼》，外語教學與研究出出版社2010年版。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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