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陸游的《老學庵筆記》，有這樣一個故事。說吏部尚書晏景初為一士大夫作墓誌，寫完後給才女朱希真看。朱看後說：“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晏苦苦相問，朱才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於世’四字。”晏遂增“藏於家”三字。
“有文集十卷”，實際上並沒有問世，存在不存在都很難說，只好語焉不詳，模糊處理。“不行於世”，蘊含著不被社會所接受的意思，言下之意水平太低；“藏於家”，就有了不慕名利、孤芳自賞、不屑於發表的隱士清高作風，無形中借子虛烏有的文集十卷，把死者給抬高了。
《澠水燕談錄》也記載，宋太宗時的進士胡旦，文辭敏麗，名聞一時。晚年患眼疾，閉門閒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史官以為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又難為辭，相與見旦。旦曰：“何不曰‘某少時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一個殺豬的，竟然與“天下之志”聯繫在一起，真是令人歎為觀止。
“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古代的士大夫階層中，凡稍有些權勢名望的，多有著書立說之癖。曹丕在《與王郎書》中就寫道：“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然而，這世上享閒情、蘊文采、遺華章者畢竟是少數。於是，那些達官貴人死後，兒孫們多喜請當時名士，為之撰寫一篇有分量的碑文，表其一生之德行功績，以求萬世不朽。
“拿人錢財，替人消災。”這些名士收了人家的“潤筆”費，溢美之詞不可免，顯貴遮醜是必然。散文大家韓愈就曾寫過不少肉麻的墓誌，被詩友張籍譏諷為賺的是“死人錢”。怪人劉叉曾把韓愈的金銀拿走好幾斤，並說：“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所以曾有這樣的順口溜：“韓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門前罵不休。”
“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屬誣。”有一位史家趙逸在《洛陽伽藍記》中曾概括那些弄虛作假的碑文：“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所謂生為盜蹠，死為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清朝詩人趙翼也寫過不少違心的墓誌，對此內心很是不安，曾作詩自嘲說：“補綴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諸其素行，十鈞無一銖。此文倘傳後，誰復知賢愚？”
其實，趙翼大可不必為此擔憂，一個人的身後名聲怎樣、群眾口碑如何，不是一塊墓碑就能立起來的，也不是幾行墓誌文就能蓋棺定論的，關鍵要看是不是真心為民、實幹興業。宋代《五燈會元》曾說：“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業績，無需重刊刻於碑記上，自有流傳於人口的價值。否則，即便盛文雕銘、文過飾非，也會如白居易所比喻的：“草螢有耀終非火，荷露雖團豈是珠。”
“政聲人去後，民意閒談中。”大功無碑，功在人心；口碑無形，名由人傳。好名聲，出於眾口，是民心的流露，是民意的集成，官職帶不來，權力換不來。好口碑，源於實績，時光磨不去，風雨蝕不掉，金錢買不來，虛誇騙不來。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盛唐三朝宰相姚崇，臨終前總結為政經驗，只言及“崇實充實”4個字；戰國趙括紙上談兵，讓40萬將士慘遭活埋。
“名者，實之賓也。”沒有實幹、實績、實效作支撐，名聲只會是徒有虛名、欺世盜名。人們常憶白居易，是因其留下“一株楊柳一株桃”的白堤；後人銘記包龍圖，是因其堅守“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的做人信條；今人不忘海青天，是因其踐履“三生不改冰霜操，萬死常留社稷身”的為官節操。實幹家贏得未來，清談客難得人心。歷史，將會永遠記住那些勤政為民實幹之人。
中國人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共產黨就要幹為黨立豐碑的事。”從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到谷文昌、廖俊波、李保國，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心為民、鞠躬盡瘁，政績百姓讚佩，功勞山河傳頌。
美好藍圖、幸福願景，只有靠實幹才能實現。不馳於空想、不騖於虛聲，把政績體現在人民的嚮往中，把功德樹立於群眾的口碑上，自然就會事業立得住、百姓記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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