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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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雍正王朝》裡有這樣一個故事，江夏鎮土豪劉八女殺人犯了死罪，同鄉的張五哥頂替劉八女被判了斬刑，幸虧康熙及時趕到，查明瞭案情，張五哥才得以免死。
這裡的張五哥就是宰白鴨，所謂宰白鴨，就是有錢有勢的富戶犯罪後，花重金找無業遊民或者貧寒子弟來頂死，貧寒子弟因為貪利而主動去送死，就像任人宰殺的白鴨。清朝詩人黃霽清曾寫過一首《宰白鴨》來諷刺這種行為。
鴨羽何為離離褷，出生入死鴨不知。鴨不知，竟爾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籠中延頸時。
殺人者死無所冤，有口不肯波瀾翻，爰書已定如鐵堅，由來只為香燈錢。
官闢處分圖結案，明知非辜莫區判，徒頭血漉三尺刀，哀哉性命輕於毛。
勸君牘慎畫押，就中亦有能言鴨。
清代宰白鴨盛行於福建、廣東兩省，當時僅僅泉州和漳州兩地，因宰白鴨而死的一年就有上百人。在清人陳其元所著的《庸閒齋筆記》就記錄一個宰白鴨的案子。
說當地發生了一起兇殺案，衙役抓到的兇手是為名十六歲的瘦弱少年，而死者竟然是一名年齡很大的彪形大漢。官員就心生疑問，審問少年，少年回答的十分流暢，又問了一遍，少年竟然一字不差的又複數了一遍。官員心裡就明白了，這名少年是宰白鴨來頂死的。在官員的開導下，少年是開口說了實話，他果然是名白鴨。官員把案件發回重審，結果沒兩天，下屬就把案件又報上來了，而犯人還是那名少年。少年說，他回到監獄後，衙役就對他嚴刑拷打，並且他的父母也到監獄來罵他，說賣他的錢已經花完了，你要是翻供，就一定會整死你。少年想了想，認罪也是死，不認罪也是死，那還是不給父母添亂，認罪好了。而那名官員見此情況，也就糊里糊塗的結案了。
楊過的大仙
在中國歷史上，“頂包”的案子比比皆是。封建社會沒有民主監督制度，判案斷案全憑“孔方兄”說話，有道是：有錢能使鬼推磨，只要銀子到位，哪有那麼多的包青天？頂包之人就是圖錢，反正賤命一條，掙一筆銀子，死也值了。
頂包這一現象在清朝被稱為“宰白鴨”。簡單來說就是有錢、有權的大戶人家，犯了人命官司，以重金收買貧寒子弟或者無業遊民來頂罪，這些頂包之人，為了錢財而主動送死的行為，就像被人玩弄和宰割的鴨子，故稱之為“宰白鴨”。
“宰白鴨”的現象最早出現在清乾隆年間福建漳州、泉州、廣州等富裕的沿海地區。到了道光年間，這種陋習有向內地蔓延的趨勢，廣西、江西、浙江、湖南、湖北都相繼出現。
“宰白鴨”的行為令人深惡痛絕，他直接破壞了法律的公正性，真正的兇手逍遙法外，而貧窮的人死於非命，這種“找死”的行為，有時候“九頭牛”都拉不回來。也不知道是死者的悲哀，還是官府的悲哀？
話說道光十五年九月（1835年），廣州燕塘街發生了一起殺人事件，十三行的一個夥計被人殺死了。當地捕快接到報案後，趕到現場時兇手早已逃之夭夭，杵作對死者勘驗了傷情，隨後捕快把死者抬到了衙門，陳豪縣太爺急忙升堂，馬上佈置了偵破此案的任務。
就在縣太爺緊鑼密鼓偵破時，案犯主動自首來了。陳縣令一看是個身體單薄清清秀秀的少年，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外表看，這少年怎麼也不像兇手。
既然案犯到案了，陳縣令馬上升堂會審，陳問案犯殺人動機，少年對答如流，一點也沒有破綻。陳縣令此時有點狐疑，他斷案多年，案犯開始都是狡辯和推諉，而本案少年卻一力承擔責任，甚至要求陳縣令早點執行死刑。
“這不合乎常理，”陳縣令心中嘀咕道。我不妨再問一遍少年的供詞，陳縣令沒有從頭問起，而是從發案時間倒著問，結果露餡了，少年支支吾吾答不上來了，陳縣令馬上想到，案犯另有其人。這是提前有人教給他說的臺詞，可以說少年背的挺熟。
陳縣令為了證明自己的想法，他親自查驗了屍首，發現刀傷不是一個人所為，至少有三個人以上。並且刀傷的深度很深，幾乎傷到了骨頭，這力度也不是少年所能達到的。陳縣令基本可以肯定，這少年是頂包的，也就是“宰白鴨”。
陳縣令來到了關押少年的牢房，他直接揭穿了少年的偽裝，可少年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始終承認死者就是他殺的。陳縣令苦口婆心的開導少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還年輕，大好時光還有一大把，好死不如賴活著。”慢慢的少年心動了，他哭了，哭的很傷心。
少年推翻了供詞，承認自己是頂包之人。陳縣令急忙上報了知府。第二天，少年解到了知府。
陳縣令鬆了一口氣，再次安排捕快緝拿真正的兇手，就是這時，海關總署王大人來見陳縣令，寒暄過後，王大人拿出了2000兩銀子，希望陳縣令不要再管這件案子了。原來這個案子是王大人之子乾的，王大人的兒子販賣鴉片的事被死者知道了，於是他和手下嘍囉殺人滅口。
陳縣令當場拒絕了賄賂，表示繼續捉拿兇手，王大人臨走狠狠的說，“小小七品芝麻官也想翻天”，咱們走著瞧！
過了半月左右，案子重新發了回來，罪犯還是那個少年，陳縣令有些不解，少年不是承認自己是頂包的嗎？
少年好像知道陳縣令的疑問，他哽咽著說，到了知府我差點被知府大人打死，王大人的兒子裡裡外外都買通了，我如果翻供他們會活活打死我，折磨的我生不如死。陳大人，你就別管了，讓我痛痛快快死了算了。在這個世界上我沒有可留戀的。我翻供後，父母兄弟姐妹都罵我，家裡收了王大人之子的錢早就花光了，我一死大家都滿意了。陳大人，謝謝你的好意，我實在不能活著出去！還是讓我死吧，大人的恩德來生再報！少年說完已淚流滿面。陳大人默默的走出了牢房。
第二天，陳縣令掛印而去。只見衙門公堂桌上留下了幾個大字“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秉燭讀春秋
清代野史有載此事，多為福建一帶貧家之事。
有殺人者，富家則買貧家子弟頂罪。
有一縣令審案，見案犯年輕幼小，但呈堂供詞，倒背如流，必為冤枉者。
於是鼓勵他說出實情，少年承認確為冤枉，家裡人拿了人家錢，讓他頂罪。
於是縣令為他翻了案，讓他回家。
未料數日之後，少年再度伏法歸案。縣令問之，則曰：家裡人已經把錢花完，他回家之後，父母責罵，兄弟嫌棄，無法過活，只好再度投案。
縣令無奈，只好再度收獄問斬。
有興趣瞭解者，可翻看孟森主編的《清代野史》一書。
風談天下
其實和那個時代有關係，以前孩子地位很低，有老話說，晚上數一遍數量就不管其他了。原因很簡單，孩子數量多，而且夭折率很高，單個孩子都重要性並不高。另外很多家庭經濟條件差，以致於養娃如養豬。其實一直到建國後特別是計劃生育後，孩子的地位才真正提高到人的地位。某些地區甚至到現在還是把孩子當成父母的附屬品，父母家暴以為理所當然。所以當時捨棄一個孩子給全家造福利基本不怎麼心疼（現代見慣了死亡的人也容易視人命如草芥）。另外一點，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了明清時期已經被歪曲，基本所以人都只強調子的義務，父要子死，子必須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