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的建立是中國的一件大事，也是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
讓我們站在歷史的大視野下，看看雄安新區的建立都與哪些國家戰略有關？
一、中國轉入“內向”發展軌道——與美國的“圍堵”密切相關
有心的網友們在第一時間注意到了雄安新區和深圳特區、浦東新區的不同，即：雄安新區地處內陸，而深圳、浦東都靠海。
對呀！似乎不大對勁兒。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都在著力發展沿海地區的經濟，因此沿海開放城市成了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帶。
這麼多年過去了，優先發展沿海地區幾乎成了人們的慣性思維。
這個想法需要改一改了。
從20世紀末的西部大開發開始，中國就開始有意識的改變東西部不平衡問題。
時至今日，這一問題變得越來越緊迫。
“一帶一路”就是這一戰略的突出體現。
面對美國越來越強大的圍堵態勢，中國人玩起了最擅長的“太極”——不和你死磕，反而背向而去，蓄勢發展國力。
中國需要大力發展內陸地區的經濟。
再來談一下國家安全問題。
根據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當一個國家迅速崛起的時候，原來的霸權國家會感到恐懼，最可能在這個國家尚且無力挑戰霸權國家的時候搶先出手消滅之。因此，一個國家在崛起的過程中，安全環境有可能會變的更復雜、更困難。
德國在統一之後不斷的挑戰英國霸權，結果兩次世界大戰都大敗虧輸。
蘇聯在“冷戰”時期持續與美國對抗，到頭來力不從心，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把自己搞垮了。
另外，根據著名的“2/3定律”，當一個國家經濟實力接近美國的2/3時，美國就會出手，想方設法打擊之。
日本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進入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蓬勃發展，大有趕超美國之勢，美國人坐不住了，逼迫經濟主權不獨立的日本簽署了“廣場協定”，人為推高了日元匯率以打擊日本產品的出口，同時推高了日本的股市和房地產泡沫，並在20世紀90年代初刺穿了日本的泡沫經濟，讓日本經濟低迷了20多年。
當今的中國可謂同時符合“修昔底德陷阱”和“2/3定律”。一方面，我國是新崛起的大國，體量和美國相當，經濟、軍事和科技實力都在蓬勃發展，並且潛力巨大；另一方面，按照匯率計算，中國的GDP已經接近了美國的2/3（2016年，美國約18萬億美元，中國約11萬億美元），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中國的GDP已經超過了美國。
因此，美國開始全面“緊盯”中國是必然的，不管中國如何解釋和承諾不會挑戰美國霸權，也不管中國如何低調，美國都不會放棄既定的圍堵中國的方針以遏制中國發展。
奧巴馬時代，美國就叫囂著“重返亞太”，要把60%的軍隊調到亞太地區，其中最刺激國人神經的一招就是推動部署“薩德”。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主要針對目標無疑是中國）
特朗普上臺後，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愈發明顯，全球性的反全球化浪潮也愈演愈烈。
在這種情勢下，雄安新區的成立更有對抗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逆流的深遠意義，從某種程度上可以保證中國經濟的平穩向前發展。
二、由“外向型經濟”轉向“內生型經濟”的重要支點
在“入世”之後，在相當程度上，中國經濟在出口的拉動下獲得了長足發展。
在2008年，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高達70%，出口依存度約40%（外貿依存度是指進出口貿易額佔GDP的比例，出口依存度是指出口額佔GDP的比例），那時的中國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外向型國家。
一個外向型國家的經濟受國際環境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經濟安全也非常容易被國外影響甚至控制。
在2008年以後，隨著國際貿易環境的惡化，超高速的外貿尤其是出口增長成為歷史，中國逐漸轉向內生性的發展。
到2016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近4萬億美元，外貿依存度已經降到了低於40%，出口佔GDP的比重降到了約20%，對外依存度已經大大降低。
但是，這一切還不夠。
冷眼美日在東北亞和東海、南海的興風作浪，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東、南兩個方向中國的周邊局勢已經比之前惡化了。
為了國家的長久發展，中國選擇了背向發展，也就是“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是中國政府的重大戰略決策）
雄安新區呢？
就是“一帶一路”戰略下的重要落腳點。
雄安新區與鄭州、武漢、成都、重慶、西安、蘭州等一道，成為中國轉向內部發展和發展內陸經濟的重要支撐點，而且，是最重要的支撐點，沒有之一。
三、平衡中國經濟“南強北弱”之格局
雄安新區還承載著平衡中國南北經濟差異的重任。
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自“五胡亂華”起，北方由於戰亂的影響，人口大量南逃。到了南北朝時期，中國經濟的重心轉移到了南方。
“湖廣熟，天下足”成為廣為人知的名言，也是南方經濟實力超過北方的明證。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以深圳、廣州和上海為代表的南方城市的崛起，南方的經濟實力壓過北方依然是長期存在的事實。
不過，這對於北方老百姓而言，確實不公平，長此以往，他們的怨氣會越來越大，而南北方民眾的對立會導致國家有撕裂的可能。
“京津冀一體化”的重大立足點就是雄安新區，而這一新區有望極大的提升北方的經濟實力，尤其是對於河北中南部而言，更是重大利好。
想像一下，20年之後，這裡很可能會出現一個人口逾300萬的新興科技城市（甚至可能達2000萬），這將極大的促進周邊區域的經濟振興，對老百姓是一個巨大的紅利，他們的腰包很可能會就此鼓起來，從而在面對南方富裕居民（比如：長三角、珠三角）時更能挺直腰桿。
雄安新區以科技創新為引領，如果能夠落到實處，無疑將顯現極強的輻射效應。假如規劃得當，有可能會形成以雄安新區為中心的一個新的城市和經濟群，各城市之間分工明確，就如同上海浦東新區引領的長三角一樣。
或許，用不了20年，北京、天津和雄安新區形成的大三角地帶會像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一樣形成一個龐大的城市群，在夜晚的衛星圖像裡閃著耀眼的光芒，而不是像現在一樣只能看到北京和天津兩大亮點。
（夜間衛星圖像下的中國，長三角和珠三角都是一大片亮斑，而北京和天津只是兩個亮點。）
四、某種程度上緩解產能過剩問題
雄安新區還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中國尤其是河北的產能過剩問題。
眾所周知，當今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非常嚴重。河北省的鋼鐵、水泥工廠遍地開花，更是打擊產能過剩的重中之重。
現在，雄安新區相當於再建一座新的大城市，不論怎樣建設，總歸是要用到鋼筋、水泥的，這樣一來，為臨近的相關工廠也算解了次渴，畢竟，就近取材，成本是最低的。
（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已經相當嚴重）
五、緩解北京的“大城市病”
北京現在約有2300萬人口，常住人口恐怕要再加1000萬左右。
北京已經不堪重負，通州已經被定位為“北京副中心”，北京的四套班子和政府職能部門都要挪到那裡。這是緩解北京人口和資源壓力的重要一招。
雄安新區呢？應當定位為“首都副中心”。
雄安新區和通州，是北京的兩翼。
各國治理“大城市病”的常用方法就是“另起爐灶”——再建一座新城。
印度的新德里之於德里就是明證。
（北京的“大城市病”業已相當嚴重）
看看國家公佈的重大資料，雄安新區將重點承接北京的“非首都職能”，最近也傳言，未來將把央企、事業單位甚至是部分部委的非重要職能部門都挪到雄安新區。
敏感的人們還注意到了北京的未來發展方向沒有“教育中心”這一項。
這很可能意味著北京的大量一般院校將大批遷往雄安新區。
當大批企業和高校挪到雄安新區之時，雄安崛起便指日可待。
綜合發佈的各種信息和網上流傳的資料，雄安新區將致力於打造成為中國的“硅谷”，也就是科技創新基地。
同時，結合白洋淀風景不錯的特點（要不也不會選在這裡），雄安新區將特別重視生態建設，估計以後的發展方向是生態新城。
再看規劃面積，初期規劃100平方公里，中期200平方公里，遠期2000平方公里。
什麼概念呢？
就按照1平方公里承載1萬人口來算，初期計劃容納100萬人，中期200萬人，遠期就是2000萬人。
遠期規劃真的是再造一個深圳人口級別的城市——深圳現在就是大約2000萬人，佔地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
不過，遠期太遠，還是先看近、中期吧！
預計5年內雄安新區將建成約100平方公里的新城，到2030年建成約200平方公里。
按照這一規劃，雄安新區將逐步承接北京轉移的人口，為緩解北京的人口壓力做出突出貢獻。
再有，為了把這座空白藍圖上規劃的新城建設成為“宜居城市”，必須嚴格保障號稱“華北之肺”的白洋淀的生態環境。
諸多網友都擔憂那裡的水體會被汙染、破壞，但願他們是“杞人憂天”。
六、打造中國的“創新之都”
在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之後，我們的國家已經到了必須依賴創新才能前進的節點。
中國製造至今仍缺乏核心競爭力，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缺乏科技創新實力。
（只有依靠創新，中國才能繼續前行。）
同時，中國想買的技術人家發達國家不賣，他們想賣的咱們壓根兒就不稀罕。
雖然深圳被稱為中國最具創新力的城市，但是，深圳及其周邊的大學和科研院所提供的人才比之於北京還是差得遠了。
為什麼不把北京的諸多高校搬到雄安呢？
這樣一來，打造創新城市不就有了充裕的人才基礎了嗎？
常說的“產學研一體化”，把三個環節放在一起不是最能產生集聚效應嗎？
從這個角度來說，雄安新區還承載著成為中國“創新之都”的重任，寄託著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的希望。
……
佈局雄安新區，是我們的國家綜合了政治、經濟、科技、城市佈局和國家安全等諸多因素之後做出的一項重大決策。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決策的重大意義和影響將日趨凸顯出來。
50年乃至100年之後，當我們的子孫後代回望今日之決策時，希望他們能自豪的說：
2017年，我國建立雄安新區的決定立意深遠、高瞻遠矚，是完全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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