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認識與思考丨宣講家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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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海桑田鉅變,人間正道。回顧歷史,昭示著過去、現在和未來。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週年講話中指出,“鄧小平同志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遺產,就是他帶領黨和人民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他創立的鄧小平理論。”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我們深切懷念鄧小平同志。黨和國家能有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快速崛起,撫今追昔,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同志就沒有改革開放。他對於開創改革開放的豐功偉業,永載史冊。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衝破“兩個凡是”錯誤思想禁錮,支持和領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推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歷史轉折

由於受極左思想的影響,黨內主要領導同志於1977年2月提出的“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指導方針,既使揭批

“四人幫”的罪惡遇到重重阻力,又使黨和國家的許多工作特別是經濟建設難以順利開展。那時還沒有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同志在4月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應當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現在講批判“兩個凡是”、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緣起,鄧小平同志的這篇談話是這段歷史的最初起點。

一年後,媒體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是打響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在前臺的“開場鑼鼓”。這時遇到的阻力很大。鄧小平同志連續發表講話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群眾性討論。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年底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指出,這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的講話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展開,起了決定性作用。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最重要的是涉及黨和國家的政治路線和發展戰略。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隨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係黨和國家前途的五大歷史性決策:一是堅決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二是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

提法確定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作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三是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四是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和“文革”前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解決了一大批重大冤假錯案。五是增選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實際上開始了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上述重大決策,表明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黨和國家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黨在各個領域全面展開撥亂反正,我們國家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

(二)主持制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完成了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自始至終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他對寫好《決議》指出,最核心的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決議》由胡喬木負責操作,經過多方徵求意見和反覆修改,於1981年6月提交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有四大功績。

第一,對黨的歷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作了科學總結,實事求是地評價了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決議》指出,黨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歷史,總的來說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後來,由於理論迷誤和經驗不足等複雜的主客觀原因,犯了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經濟建設急躁冒進等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但是黨和國家的成就是主要的。

第二,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決議》指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據不符合馬列主義,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它造成新中國成立以來遭受的最嚴重損失,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但是,要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兩個集團的罪惡區別開來,要將“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同那10年曆史區別開來。徹底否定“文革”的理論和實踐,並不是說那10年沒有任何成就。那個時期的成就不是“文革”的成果,沒有“文革”成就會更大更多。

第三,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意義。《決議》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決議》還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他的正確思想加以區別,指出毛澤東思想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決議》對毛澤東思想多方面的內容和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作了科學概括,強調毛澤東思想將長期指導黨的行動。

第四,第一次對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確立的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基本點作了概括。它包括10個方面: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從國情出發,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目標;生產關係的變革和完善必須有利於生產的發展;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只在一定範圍存在;逐步建立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係;加強現代化國防建設;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建設具有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黨。這個概括,初步提出了在中國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提出奠定了堅實基礎。

《決議》的制定,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

(三)提出三個“大政策”,為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披荊斬棘

首先就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多次說過,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絕非平均發展、同時富裕。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目前出現的窮富差別擴大,主要是實際工作中的問題,黨和政府在不斷調整政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要縮小這個差別,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解決共同富裕問題。

第二個“大政策”,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這是個偉大創造。八億農民獲得土地經營自主權,加上其他政策調整,農業生產擺脫了長期停滯的困境,農村經濟向著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方向發展,農民生活漸漸好起來。鄧小平同志指出,農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們的信心,我們把農村改革的經驗運用到城市,進行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改革。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

第三個“大政策”,是倡導興辦經濟特區,推動形成全國對外開放格局。鄧小平同志堅決支持廣東和福建省委辦經濟特區,他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殺出一條血路來!他兩次到特區作調查研究後指出,深圳特區是個試驗,一切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方法都可採用。現在可以放膽地說,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

改革開放之初上述三個“大政策”,既是提出最早的,又是影響最大的。正是有了以三個“大政策”為代表的一系列正確政策,在黨的十二大,鄧小平同志才信心滿滿地說,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上述三個“大政策”對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披荊斬棘的意義。

(四)提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成為建設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歷史起點

1980年8月鄧小平同志發表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石破天驚,振聾發聵。他指出,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但是,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包括組織制度、幹部制度,還存在不少弊端,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發揮。如果不堅決改革這些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有可能重新出現。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必須改革黨和國家各方面的制度。

鄧小平同志著重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他分析官僚主義和特權現象的弊端,他指出,官僚主義同我們長期認為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係。官僚主義儘管有思想作風的一面,但是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對於特權現象,他也指出,這既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

鄧小平同志提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問題,是由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引發的。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對於怎樣改革領導制度,他特別強調兩點:一是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二是要建立幹部退休制度,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以保證國家治理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他指出,建立和健全黨和國家的根本制度,要使社會主義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對於建設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具有頂層設計意義。它既是提出建設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歷史起點,又是提出制度治黨和制度建黨思想的歷史起點。

(五)提出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出發,明確“三步走”發展戰略,強調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這是關係我國改革開放40年能夠創造偉業的一個帶有全局性的問題,也是鄧小平同志開創我國改革開放偉業最為關鍵的一條。

對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鄧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決議》就提出來了。1987年春,準備召開黨的十三大,他肯定了大會報告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主題立論的設想。他會見外賓時指出,我們黨的十三大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

對於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三步走”發展戰略,鄧小平同志的思想遠遠超乎一般人的認識。他談到解放思想時說,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於包括什麼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他反覆強調,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基於這個理念,他提出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這個發展戰略,為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明確了大致的時間表和實現民族復興的路線圖。

關於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這是鄧小平同志開創改革開放偉業非常重要的思想,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路線的真諦。黨的十三大,根據他的思想對黨的基本路線作了概括。此後,他不斷強調堅持基本路線不能改變,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40年曆史充分證明,“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一箇中心,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是使社會主義得到發展、使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唯一正確路線。

(六)不斷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強調只有兩個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980年12月,鄧小平同志首次闡明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內涵,既包括科學文化,也包括思想道德和革命理想。黨的十二大報告以鄧小平同志的思想為基礎,建構起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理論的初步輪廓。在他的指導下,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明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佈局中的戰略地位,第一次說明了共產主義理想、道德同廣大群眾現階段的“共同理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基本要求(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把先進性的要求同廣泛性的要求辯證地結合起來,更加有利於團結各界人士來建設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提出“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思想。1992年發表南方談話,他將這個思想應用到兩個文明建設,指出“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不僅是對廣東的要求,也是對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更為具體的要求。這是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重要論述。

(七)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指明瞭方向

改革開放40年最大的理論成就,就是挑戰了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的不可能,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40年,我們國家從經濟發展相當落後的窘迫狀況一躍而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得益於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首先要歸功於鄧小平同志,是他成功地開闢了創新理論和創新實踐。

長期以來,社會主義被認為只能實行計劃經濟。老祖宗是這麼講的,蘇聯社會主義是這麼幹的。我們國家也是這麼做的。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同志沒有被社會主義只能實行計劃經濟的“緊箍咒”束縛住,一直在不停地探索這個問題。從1979年到1992年的南方談話,他對這個問題的談話至少12次之多。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回事。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都是方法。計劃和市場都得要。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要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的鮮明回答,為隨後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此後,我們國家掀起了新一輪更加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浪潮,經濟社會發展走上了快車道,越來越多的普通百姓開始富起來。

(八)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推進了中華民族和平統一大業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構想的涵義有三。首先,“一個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國家”是實行“一國兩制”的根本基礎。其次,“兩種制度”的一個主要方面,作為國家主體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不變的。第三,“兩制”的另一個方面,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裡允許香港、澳門和臺灣等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這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幾十年、成百年。

“一國兩制”構想是由解決臺灣問題提出,用於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獲得成功。香港、澳門是英國、葡萄牙殖民主義者侵略中國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整個香港的決定。1982年9月,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開始就解決香港問題舉行談判。1984年6月,鄧小平同志對來訪的香港知名人士闡釋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和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他說,我國政府在1997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這也不變。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幹預香港的內部事務。他還指出,對於香港來說,這個高度自治權還包括實行“港人治港”。這個“港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並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由於鄧小平同志反覆闡明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立場,並直接指導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談判,1984年12月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關於澳門問題同葡萄牙政府的談判比較順利。1987年4月中、葡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隨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分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一國兩制”構想邁出了從理論轉化為實踐的關鍵性一步。

鄧小平同志在直接推動香港、澳門迴歸祖國的同時,也在為臺灣怎樣實現“一國兩制”構想和改善大陸與臺灣的關係,積極開展工作。臺灣政局動盪多變,兩岸關係面臨許多不確定因素。鄧小平同志為解決臺灣問題而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將會繼續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反對一切分裂國家的活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統一而奮鬥。

(九)在國際風雲的急劇變幻中,鄧小平同志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和一整套指導我國外交戰略的基本方針

鄧小平同志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直接負責制定黨和國家的外交戰略,指導一切重大對外關係活動。這對於推進改革開放偉業,有四大貢獻。

一是明確規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括“和平”內涵,強調集中力量搞建設需要長期的和平環境。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建設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我們把爭取和平作為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他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這個新界定,不僅更加突出了堅持社會主義與堅持世界和平的內在統一性,而且更加突出了國內經濟建設同國際和平環境的內在統一性。

二是通過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觀察,及時調整我國的對外政策。首先,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切的看法。認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其次,改變了過去針對蘇聯霸權主義實行的從日本到歐洲一直到美國的“一條線”戰略。根據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在中美建交之後,適時改善中蘇關係,我國的國際活動空間非常開闊,影響力愈益增大。

三是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著名論斷,為確立黨在新時期的中心任務和改革開放政策提供了時代依據。鄧小平同志不斷指出,現在世界上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

我們主張所有發展中國家應該加強相互間的合作。這些年來,黨始終堅持鄧小平同志的這個戰略思想。目前的“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東西南北聯手發展,就是以此為理論根據提出的。

四是面對蘇東劇變和西方國家制裁,提出一整套外交戰略基本方針,成為我國在世界上的自處之道。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世界上出現了罕見的、急劇的國際風雲變幻。面對蘇東劇變,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制裁,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地指出,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他多次對中央領導同志說,對於國際局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要埋頭實幹,做好我們自己的事。還說,帝國主義肯定想把中國搞垮。我們唯一的辦法是自己不亂,認真地把改革開放搞下去。只要這樣搞下去,誰也壓不垮我們。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他的一系列講話,指明瞭中國在世界上的自處之道。

(十)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黨的建設首位,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

鄧小平同志密切關注和重視黨的建設。為了推進改革開放偉業,他為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了巨大努力,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強調了這樣三大問題。

第一,提出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鄧小平同志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須而且只能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但是,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怎樣改善黨的領導?他認為應當著重解決三個問題:一是改善黨的領導工作狀況,對許多具體事務不能包辦代替、干預太多,最重要的是加強政治領導。二是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與集體領導制,堅決糾正一言堂、個人說了算等現象。三是通過健全各種制度來防止和克服黨內各種錯誤傾向。

第二,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黨的建設的首位。鄧小平同志高度重視黨的思想政治建設,特別強調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

他不斷指出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政策對不對、工作好不好的根本依據。這“四個人民”,就是號召全黨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價值標準。他號召全黨堅持群眾路線,發揚黨的艱苦樸素、密切聯繫群眾的優良傳統。隨著歷史發展,鄧小平同志的這些思想在不斷得到落實,黨的狀況在朝著使廣大群眾比較滿意的方向發生變化。

第三,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將“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作為重要政治交代。鄧小平同志高度關注腐敗問題,指出反對腐敗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要堅持“兩手抓”,打擊種種犯罪活動,掃除各種醜惡現象。他對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政治交代說,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堅持不懈地反對腐敗。“我們要反對腐敗,搞廉潔政治。不是搞一天兩天、一月兩月,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這是個重要戰略思想。這些年來堅持不懈地進行反腐敗鬥爭,特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全面從嚴治黨,使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黨和國家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

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貢獻,只是就其開創改革開放偉業的主要方面而言。40年來,黨和人民正是沿著鄧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踐行鄧小平理論,並與時俱進不斷豐富和發展它,才有目前舉世驚羨的成就。今後,我們黨將繼續沿著鄧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為實現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遠大目標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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