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在有生之年，他出席了多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然而，1922年的中共二大、1925年的中共四大和1928年的中共六大，毛澤東卻未能出席。後來，毛澤東曾在中共七大上講話：“有些同志未能當選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聽，很著急，其實這沒什麼，就拿我來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那麼，這“逢雙”的中共二大、四大和六大，毛澤東為何未能出席呢？
身兼數職，無法分身出席二大
中共二大是於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開的。此前的5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成立，毛澤東擔任書記。
作為出席了中共一大的長沙小組的代表，中共成立之後，毛澤東很快回到湖南，著手組建湖南地方黨組織。1921年10月，湖南的共產黨支部成立，毛澤東擔任書記。此後，毛澤東又大力在工人和學生中發展黨員，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等，又於翌年建立了統一的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這一時期的毛澤東是一位卓越的實幹家，除了負責全省（還包括江西萍鄉等地）的黨務活動外，還兼任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長沙執行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等職，無法分身出席中共二大。
中共二大，出席大會的代表共有12人，代表當時全國的195名黨員，代表中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以及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等，湖南的代表是蔡和森。中共二大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大會，大會根據列寧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學說和遠東大會的精神，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狀況，討論了黨的任務，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章程》以及一系列決議案，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
中共一大和二大後，最主要的工作是開展工人運動。其中，毛澤東領導下的湖南黨團組織和湖南勞工會是一大亮點。就在中共二大閉會不久，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初，毛澤東就有聲有色地組織和領導了粵漢鐵路工人、安源路礦工人、長沙泥木工人和水口山鉛鋅礦工人等一系列罷工運動，使湖南的工人運動迅速走向了高潮，併成為全國工人運動的典範。
回湖南養病，無法出席四大
1923年6月，毛澤東出席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並且第一次進入了中共領導核心，成為中央局5名成員之一（還有陳獨秀、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並擔任中央局秘書。
中共三大的突出貢獻是確立了黨的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9月，毛澤東從上海回到湖南籌建國共合作的國民黨湖南地方組織。1924年1月又赴廣州出席改組後的國民黨一大，此後被派往上海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擔任組織部秘書兼秘書處文書科主任，成為中共在這一機構的中心人物。
1925年初，為了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加強對革命運動的領導，回答黨所面臨的許多新問題，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不過，這時的毛澤東卻不在上海。原來，此前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內部鬥爭已逐漸公開化，國民黨右派葉楚傖等刻意排斥毛澤東，甚至“用盡辦法”要趕跑毛澤東。此時，毛澤東又積勞成疾，遂於1924年12月請假回湖南養病，因而無法出席中共四大。
中共四大召開時，出席的代表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周恩來、彭述之、張太雷、陳潭秋、李維漢、李立三、王荷波、項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當時全國994名黨員。
中共四大最重要的貢獻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大會通過的《對於農民運動之議決案》闡明：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農民在中國民族革命中有重要的地位，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鬥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當時回到韶山養病的毛澤東已在著手開展農民運動，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湖南的農民運動聲勢最為可觀。
1925年9月，毛澤東回到廣州，參加國民黨二大的籌備工作。10月，他被推薦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也就是在統一戰線和農民運動等的孰重孰輕的紛爭中，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領導下犯了錯誤，毛澤東的意見受到了冷遇。1927年5月，毛澤東出席了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而且還被委以農委書記之職，但他提出的農運決議案卻遭到了否決。
六大舉行之際，正在井岡山上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這也是中共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開的大會。為什麼在國外召開，原因很好解釋：此時已是中共獨立地領導和開展武裝鬥爭的歷史時期，隱蔽在上海租界內的中共中央機構無法安全地籌備和舉行大會；蘇區則忙於防範國民黨的軍事“圍剿”，加之往來交通不便，時在危險之中，自然也無法承擔召開大會的使命。於是，蘇聯便成了最合適的大會地點。
中共六大舉行之際，毛澤東正在湘贛邊界的井岡山上，當然無法與會。此前的1928年4月，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在江西寧岡礱市與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餘部和湘南起義部隊實現了大會師。5月，他擔任了由這兩支部隊合編成的工農革命軍（後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黨代表、軍委書記。從此，他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些對於莫斯科而言，還是相當陌生的。
中共六大召開時，與會代表142人。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向忠發分別作了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也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未能出席的毛澤東也被選為中央委員。
中共六大是中共在特定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召開的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存在嚴重爭論的一系列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即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中共的兩大問題：一是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於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
但大會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以及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意義等問題，還不可能有非常正確的認識，它還要靠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據馬克思主義，立足國情，在長期的殘酷鬥爭環境下，不斷創造性地予以實踐和完善，而這集大成的任務，則是接下來的中共七大完成的，那時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已經被成熟階段的全黨完全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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