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谷燈節久聞名，不遜蘇揚比帝京。”歷史上的太原府太谷縣，豪門林立，鉅富成群。每年正月十五，成了大富人家的賽燈會。每每領風氣之先，屢屢拔了燈會頭籌的，便是北洸村的曹家。曹家燈籠，忽而是得山水靈韻的江南花燈；忽而是得帝王之氣的北京宮燈；忽而又是得化外洋氣的異國名燈。一年一個新花樣，太谷人享盡了眼福。
如今繁華褪盡，富貴煙消。走進曹家大院，我們只能看到，當年爭奇鬥豔的名燈，如今只剩下厚土沉積的骨架。一如沉澱至今的晉商，除了一座座空宅大院，其餘鮮活的一切，全部留在了歷史的記憶中。曹家大院最早的主人曹三喜，匯入了到口外謀生的人流中。出乎人意料的是，他裹挾著朝陽縣鉅額的財富，回到了小村北洸。買下了村中最好的地皮，歷經幾年苦心經營，一座城堡似的家族院落，崛起在祁太盆地上。這座宅院特別醒目，這是因為院中有三座高達幾十米的風水樓，與遠處的鳳山遙遙相對，爭雄鬥勢。附近村人都知道，鳳山的高度，是天然形成的，是太谷的風水寶地；而曹家風水樓的高度，是財富堆積成的，它佔盡了太谷的風水。
曹三喜的暴富以後，仍能像窮人一樣，保持著儉樸的作風和強烈的進取意識。儘管曹家陸陸續續添置了不少高檔傢俱，添置了不少金銀飾品，但在主人曹三喜的心目中，最珍貴的家當，並不是價值連城的金銀擺設，而是當年創業時的簡單工具：耕地的耬耙、賣菜的筐子和做豆腐的磨盤。曹三喜，像供奉聖品一樣，把這三樣東西供奉起來。逢年過節，一邊擺弄這幾樣“聖品”，一邊教育自己的子孫。從一定意義上說，曹三喜，在曹家的歷史上，扮演著不簡簡單單是一個創業者的角色，而是一個教化者。他的兒子，正是在父親的身傳言教之下，繼續把曹家的鉅額財富變成了商業投資，朝陽城，大同城，太原城，北京城處處有了曹家控股的商號。北洸曹家，如果說在曹三喜時代，財富積累到一定高度的話，傳到兒子的手中，財富已經有了驚人的深度和厚度。原來的高檔傢俱，變成了極品傢俱；原來簡單的金銀飾品，被稀世奇珍所取代。象徵豪闊的金馬車、傳世瓷器，名人字畫、江南綢緞，如山一般，堆滿了原來空曠的房間。
購置的海內外奇珍越來越多，舊東西淘汰的速度也就越來越快。在曹三喜心目中，視為傳家三寶的耬耙、筐子、磨盤，傳到了子孫手裡，變成了礙手礙腳的垃圾，被子孫們無情地扔掉了。至此，曹家創業發達的精神財富，被富貴發達的子孫，一腳踢出了門外。明清年間，抽大煙，吸鴉片，似乎在晉中平原上很盛行。農民們，不種糧食，大量種植鴉片，自然是因為鴉片獲利頗豐的緣故。當年張之洞就任山西巡撫時，發現一個怪現象：每逢災年一到，晉中平原上要餓死很多人。這些人並不是家庭貧困所致，而是屋裡囤積了大量的鴉片和銀子，卻買不到糧食，最後活活餓死。曹家的產業很大，分佈很廣。東北的高梁源源不斷輸入了曹家的糧倉，江南的大米滾滾如潮運進了曹家的大院，本地的鴉片幾乎被曹家買斷，像山一樣堆滿了平原的豪宅和山間的別墅裡，吃不完的糧食，享受不盡的大煙，這種神仙般的日子，不僅讓附近村民們羨慕不已，而且使很多作威作福的地方官，也對曹家的幸福生活垂涎三尺。
時局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東北日俄戰爭爆發，曹家的商號受到了沉重的打擊，運輸高梁的通道斷了，江南不停地發生兵亂災荒，大米的供應捉襟見肘。附近村莊裡，收穫的只是鴉片，而不是糧食。富可敵國的曹家，漸漸出現了生存的危機。曹家的老老少少，只能在吸菸的幻覺中，忘掉破產的商號，被人強佔的糧田，令人痛苦的透支，特別是兵荒馬亂的時局……國家不幸晉商幸的傳奇神話終於破滅了。興盛了兩百多年的太谷曹家，在內憂外患中，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曹家的衰落只是晉商的一個縮影，晉商衰落的原因，張正明先生在《晉商興衰史》有高妙的解讀，小編從以下三個方面整理其過程。
第一、國勢衰微，對俄茶葉大戰晉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國政府確定把庫倫（烏蘭巴托）附近之恰克圖作為雙方商人的貿易點。自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嘉慶、道光（1796——1850）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其業務皆為晉幫商人所壟斷。據統計，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國從恰克圖每年輸往俄國茶葉達8071880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俄國以“調停有功”，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府不費一兵一卒，打開了侵略中國蒙古地區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的通商權。同治元年（1862），俄國政府又據《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國低三分之一稅率等特權。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權，深入到中國內地攫取物產和推銷其產品。同治五年（1866），俄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徵茶葉的半稅，使俄商的販運成本大幅度下降。據天津海關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晉商壟斷著湖北、湖南的茶葉販運，他們將兩湖茶葉經陸路運往恰克圖銷往俄國。但是從同治元年（1862）始，俄國商人已在上述地區建立茶棧，收購和販運茶葉。由於俄商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並運，俄商的販運路線是：將茶葉用船從漢口沿江而下運至上海，再沿海運至天津，然後走陸路經恰克圖販運歐州，大大節省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從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晉商販茶卻由於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之便，並且要付數倍於俄商的厘金稅收。例如，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厘金分卡，所付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的對俄貿易也就日益衰落。到同治七年（1868），恰克圖的晉幫商號已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但是，晉商畢竟是一支經驗豐富、久經商戰、意志頑強的商界勁旅。他們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圖假道俄國行商”的方略，即“俄國到中國來奪我商利，我華商去俄國也另覓新途。”（參見渠紹淼、龐義才《山西外貿志》）恰值其時，沙皇俄國照會清政府，聲稱恰克圖貿易日衰，要求開闢張家口為商埠和在該地設領事館。
張家口地鄰京都，清政府擔心被俄國闢為商埠和設領事後，危及京都安全和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便同意了讓晉商北上到俄國經商，以阻攔俄人南下闢張家口為商埠和設領事的要求。清政府還對北上晉商酌減厘金，取消浮稅，以示體恤。晉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國內地發展。他們先後在俄國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城市設立商號，與俄商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在晉商向俄國內地進軍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輸出茶葉11萬擔，俄商直接販茶也是11萬擔，交手的第一回合晉商便與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晉商每年輸俄茶葉已達20萬擔，較俄商直接販茶多一倍。晉商對俄貿易是走陸路，以運費較高的駱駝、牛馬車等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憑藉特權以運費較低的水陸並運來販運茶，晉商俄商之間的競爭條件優劣十分明顯，但晉商仍能在對俄貿易中佔上風，說明晉商確是一支能征善戰的商界勁旅。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敗，晉商在對俄貿易中是不一定會失敗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晉商為了節省運費，準備象俄國一樣把湖北茶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府對晉商的這一計劃卻橫加干涉，並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厘金稅收。世上哪有本國商人在本國販運本國貨物不能享受與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稅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卻這樣做了。清朝統治者倒行逆施，抑制華商的行徑，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一開始就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後在漢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磚茶廠，使用蒸氣機代替手壓機，所制磚茶成本低、質量高、產量大，而晉商製造磚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產品顯然不能與機器產品相比，晉商在磚條製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擠。接著，中日朝鮮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製日”政策，使俄商在華勢力越發猖獗，先後控制了一些中國的產茶區。在這種情況下，俄商直接販運中國茶數量猛增，達到年販茶六七十萬擔，而晉商下降到年輸俄國茶葉僅數萬擔。光緒三十一年（1905），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為便捷，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已經難以大規模進行。晉商為了打開銷路，又採取了賒銷茶葉給俄中小商人的辦法，待他們將茶葉售出後，再返還茶款。不料卻因此招禍：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還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國內大茶商的排擠或自身經營不善，還款無望。晉商因此賠累甚巨，損失銀達62萬餘兩。晉商為了挽回損失，呈清清政府與俄國當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銀兩。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對晉商的呈請根本不予受理。宣統元年（1909），俄國政府又突然違背兩國茶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徵以重稅，以排擠在俄經商的中國商人。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終於失敗。
第二、政府腐敗，晉商投資礦業又遭重挫
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福公司通過中國買辦劉鶚、方孝傑設立晉豐公司，誰備開採山西盂縣、平定、澤州、潞安等地煤礦，後因遭到晉籍在京官員的反對，清政府黜退劉鶚等人，改由山西商務局與英商談判。不久，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簽訂合同，福公司獲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開採煤鐵礦藏的權利。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太鐵路通陽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佔山開礦，查禁民窯，霸佔礦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學生的極大憤慨，爆發了轟轟烈烈的爭回礦權運動。在這場鬥爭中，晉商積極參與，並舉行了罷市活動。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東京發生了山西陽高縣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數萬字慷慨激昂的《絕命書》，進一步激發了山西人民爭回礦權的鬥爭，把爭回礦權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面對山西人民轟轟烈烈的爭回礦權運動，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強行開採煤礦已不可行，便另作打算，改為金錢訛詐。開始，以索取贖礦銀1100萬兩作為交出礦權的條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嚴詞拒絕。最後以訛詐贖礦銀 275萬兩為條件，同意交出礦權，退出山西。雙方議定，贖礦銀分四次交納，第一次先交贖礦銀的一半，由於贖礦銀數巨期短，而財政庫款無餘，為了不失信於外人，保晉省名譽，山西當局便以地畝捐作抵押，由山西祁縣票號商渠本翹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藉此款。英福公司聞訊山西票號準備墊支贖礦銀，便暗託與其有往來的銀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號。但山西票號不動聲色，旬日籌集銀 150萬兩，克獲全功，對此，外商固驚訝不已，而晉商在金融界之活動力也由此可見。正如近人嚴慎修所說：“使當日票商不為助力，吾恐今之礦區猶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勢力早已橫行於我山西之境內矣。”晉商渠本翹為了確保利權，又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與劉懋賞、馮濟川等紳、學界人士組建保晉礦務有限總公司，並由渠氏出任總經理，開採全省煤鐵礦藏。保晉公司議定集股銀 800萬兩，實際集股 193萬兩。如前所述，原來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措之贖礦銀，是以山西地畝捐作抵押，但是山西當局卻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畝捐。渠氏為了歸還向各票號籌借的贖礦銀，只好將保晉公司吸收到的股分資本銀，挪還票號。這樣，保晉公司從開辦之日起就因資金嚴重短絀，無法維持正常生產，致渠本翹被迫辭去總經理之職。而山西當局所欠保晉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幾經交涉，才要回現金60萬元，對其餘欠款，山西當局以發給保晉公司一張“見義勇為”獎狀，一筆勾銷。
晉商積極參與山西人民的爭回礦權運動，千方百計出資贖回礦權，投資開辦山西近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礦業公司，但由於當時山西當局的壓迫，在資金上釜底抽薪，卻終不能有所作為。
第三、墨守陳規，晉商四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
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於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山西票號拒不奉命。光緒三十年（1904），鹿鍾霖為戶部尚書，奉諭組建大清戶部銀行。鹿也邀請山西票號加入股份，並請出人組織銀行。山西票號北京分莊的經理多數贊成鹿氏之提議，均躍躍欲試。但山西票號為獨裁製，重大事體必須請示總號定奪。
票號總經理多墨守陳規，只知享現成福，毫無遠見，竟覆函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致坐失機緣。後來，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致江浙財團後來居上。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結果，山西票號始終未能參與國家銀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光緒三十四（1908），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認識到山西票號若不順應潮流，及早改革圖存，將在商界、金融界銷聲匿跡，因此改組票號為銀行是大勢所趨。為此，他與渠本翹籌劃了票號改組的計劃，同時聯合京都的山西祁縣、太谷、平遙三幫票號致函總號，又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劃。其時，蔚豐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票號為五聯號，財東同為介休侯姓，在五聯號中以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最有權威。毛氏墨守陳規，不肯稍事變通，不但反對票號改組銀行，反而誣指李宏齡所議另有個人企圖，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動。宣統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莊通過各埠山西票莊再次提出改組銀行之議，漢口、蘭州、濟南等地山西票莊紛紛致函總號，要求改組票號為銀行。無奈總號經理仍不為動，對各地之請束之高閣，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又告失敗。這樣，晉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辛亥革命發生，山西各系號均毫無準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而存款卻紛紛來取，山西票號蒙受嚴重損失，於是改組銀行之議重提，此時從前反對改組銀行最力的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業已醒悟，轉而支持票號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向北京當局提出申辦銀行之請，時國務總理熊希齡深知山西票號與一般商業有重大關係，對晉商之請給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按照“商借商還”的辦法，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磅，期限50年，利息六釐，作為開辦銀行之資。不巧，熊內閣不日倒臺，又逢歐戰爆發，貸款之事成為泡影，山西票號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對外借款失敗，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改組銀行計劃無法實施，於是平遙幫決定單獨進行，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蔚長盛總經理閻子樵、蔚豐厚總經理張子康、新泰厚總經理侯某、蔚盛長總經理霍益亭、天成亨總經理範子生等擬從各自的票號中抽出若干資金作為基金，組織一大銀行。然而此計劃始終未能實現，山西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終於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號從光緒三十年（1904）以後，十多年的掙扎，四次錯過改組機會，已成弩末，終於無法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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