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君说——
因为是同性恋，所以得艾滋病，这个因果关系并不成立，同性恋艾滋病患者不应该受到歧视。早期很多人觉得同性恋是精神疾病，试图通过各种心理、物理手段将那些同性恋者的性别偏好扭曲过来，这样的做法并非正确。
所有的《变态心理学》教科书上已经明确表示，同性恋并非心理或者精神问题，它更多的是生理因素导致的，包括受到激素的影响，比如母亲孕期体内环境的激素。那些在明尼苏达人格测验里所谓的“男子气”和“女子气”程度上的差异，或者在荣格所谓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被歧视、被否定……
我们的美国同胞们一直希望同性恋者承担属于他们自己的痛苦。我们的愤怒和骄傲从来没有像丹佛原则和艾滋病人(PWA)自我授权运动那样简单而有力地表达过。
1983年，一群来自纽约和旧金山的艾滋病男同性恋患者在第二次全国艾滋病论坛期间相识，该论坛与年度男女同性恋健康大会在丹佛一起举行，同年他们出台了一份文件，而这份文件将从此改变世界对艾滋病的看法。
波比·坎贝尔是一位旧金山“永远放纵姐妹会”（美国LGBT组织）的典型代表，同时他也是一名医护人员。会议期间，十几位艾滋病患者在一间套房内讨论将如何组织接下来的活动。他们计划在所有居住着大量艾滋病人的城市之间建立一个政治团体联盟，并建议当地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和组织。
坎贝尔还表达了他在旧金山的同事马克·费尔德曼的想法，即像“病人”和“受害者”这样的词应该谨慎在艾滋病患者身上使用，因为这会侵犯他们的某些权利。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当纽约代表团加入这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团体时，他们坚持认为那些患有艾滋病的人应该被简单地称为“艾滋病人”或英文缩写“PWAs”。
在丹佛会面的艾滋病人虽然意识到了这个关于称呼的问题，但现实结果令他们感到沮丧，因为他们的治疗医生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而这些医生中的很多人甚至是在那些由同性恋者们发起的新艾滋组织中工作的。丹佛会面的艾滋患者们起草了名为“丹佛原则”的宣言，旨在为医疗保健者、艾滋病服务组织和艾滋病患者本身提供一系列权利和建议上的维护和指导 。
丹佛原则成为艾滋病人自我授权运动的宪章。其中对艾滋病患者的建议是“参与各级艾滋病服务机构”，他们拥有“承担所有的医疗过程和风险，选择或拒绝他们的治疗方法，拒绝参与研究不危害到他们的治疗，并对他们的生活做出明智的决定”的权利。
这些患艾滋病的男同性恋们并没有过份的被动。就像他们在丹佛原则中的序言说道的那样，“我们谴责企图把我们当作“受害者”的人，这个词意味着更多的失败含义，而“病人”这个词意味着被动、无助、和依赖别人的照顾。
我们就只是‘艾滋病患者’。”《POZ》杂志的创始人和《Body Counts》的作者肖恩·斯特鲁布在加入ACT UP纽约分会(并为其筹集了大笔资金)时，已经是纽约LGBT（非异性恋者）组织传奇性的直邮筹款人了。他说当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尔福德因他的书籍《坚固的石墙》接受采访时说：“丹佛原则不仅是一群特殊患者第一次聚在一起策划的政治发声运动，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群病人聚集在一起做出一个可能今后会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的决定。”
此外，同性恋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挑战精神病学专业判断的过程是激进的，并且赢得了胜利，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将同性恋一词从精神疾病的名单中彻底删除。这一胜利推动了同性恋平等运动，使其从主张被动接受发展为主张维护我们应有的权利。
由艾滋病引发的恐惧和偏执在诸多方面充分证明，仅仅说同性恋者的人性与异性恋者的人性相等是一种不可取的激进行为。
斯特鲁布指出，当纽约音乐家、艾滋病长期活动家和幸存者迈克尔·卡伦(为他1990年出版的《艾滋病幸存者》一书采访艾滋病患者时，他发现艾滋病幸存者有三个共同点：他们会为自己的生活订一个目标，一个他们想要生存下去的理由。他们相信生存下去是可能的，当他们被问及为治疗艾滋病毒感染治疗做了什么时，记录的长度说明了一切。
斯特鲁布说:“那些长寿的艾滋病患者列出的清单更长。”“他们是一群探寻者，是一群出去寻找可能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的人。”
他补充了自己认为的生存第四因素。“我想也许迈克尔在书中没有提到的那部分在ACT UP组织中变得非常重要，我认为这有助于增加一个人的弹性，这也是社区的一部分。”
著名的艾滋病支持者和ACT UP纽约分会活动家彼得·斯特利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对他来说，就像成千上万的男同性恋者一样，他发现许多拒绝承认自己是受害者身份的人们变了他对生活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他的生命。斯特利相信，他在ACT UP中看到和发现的人们之间的支持、相互肯定、并且拥有较强社会和政治参与的社区仍然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斯特利说：“尽管很多人说他们现在的社区意识并没有那么强，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消失那就是愤怒。””我认为1987年在华盛顿特区被点燃的任何事情都会为我们在各个地区奋斗的同性恋同胞们照亮前进的道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不会被自己的祖国拒绝，这就是历史。如果我们感到愤慨，并推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政治杠杆，使用那些我们过去曾使用并成功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回到最初的起点。“
艾滋病教会了同性恋者对偏见和不公正做出反击并赢得胜利。它还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让其他人讲述我们的故事 ，更关键的是我们也许可以弥补一段本该被书写的历史。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社区，我们可以选择将我们的故事描述为一段悲惨的受害者故事，但这否定了我们的历史和经历的事实。相反，无论压迫我们的是恐同政客、医疗机构还是健康危机，抑或是最致命的心魔--我们的恐惧，我们都可以把存在于我们身上的英雄精神发扬光大，把我们的故事讲述成一个关于勇气、韧性和反抗一切压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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