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一個名叫孟迪維爾的英國醫生寫了一首題為《蜜蜂的寓言》的諷喻詩。這首詩敘述了一個蜂群的興衰史:
一群蜜蜂為了追求豪華的生活，大肆揮霍，結果這個蜂群很快興旺發達起來。後來，有一位有識之士站出來說:“弟兄們，咱這麼揮霍，對資源是多麼大的浪費，那可不應該啊!”眾蜜蜂認為言之有理。於是大家吃得也少了，用得也省了，開支立馬小了許多。也正因此，大家每天干活也沒有那麼起勁了，因為不必掙那麼多呀!沒過多久，這群本來挺興旺的蜜蜂，變得沒了生氣，日漸衰落。由於這群蜜蜂改變了習慣，放棄了奢侈的生活，崇尚節儉，結果卻導致了整個蜜蜂社會的衰敗。這首詩的副標題是“私人的罪過，公眾的利益”，意思是說，浪費是“私人的罪過”，但可以刺激經濟，成為“公眾的利益”。這部作品在當時被法庭判為“有礙公眾視聽的敗類作品”，但是200多年後，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從中受到啟發，提出了“節儉悖論”。
20世紀20年代英國經濟停滯和30年代全世界出現了普遍的生產過剩和嚴重失業狀況。
凱恩斯對此給出了讓人們信服的經濟學解釋。從宏觀上分析，在短期中決定經濟狀況的是總需求而不是總供給，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總需求決定了短期中國民收入的水平。總需求增加，國民收入增加;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減少。從微觀上分析，某個家庭勤儉持家，減少浪費，增加儲蓄，往往可以致富;但從宏觀上分析，節儉對於經濟增長並沒有什麼好處:公眾節儉一社會總消費支出下降一社會商品總銷量下降一廠商生產規模縮小，失業人口上升一國民收入下降、居民個人可支配收入下降一社會總消費支出下降……
引起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的正是總需求不足，或者用凱恩斯的話來說是有效需求不足。
節儉悖論告訴我們:節儉減少了支出，迫使廠家削減產量，解僱工人，從而減少了收入，最終減少了儲蓄。儲蓄為個人致富鋪平了道路，然而如果整個國家加大儲蓄，將使整個社會陷入蕭條和貧困。
以上推理看似荒誕，但是若跟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相聯繫，就不難發現其合理之處了。
一是“過分節流”看似積攢下不少財富，實則忽視了“開源”，從而失去了獲取更多財富的可能性。靠精打細算、節衣縮食，只能達到小富即安的狀態，並且這種安逸有時候是以犧
牲生活品質為代價的，用控制慾望的方法最多隻能是縮小收支缺口，而無法填平這一缺口。
二是節價有可能讓人安於現狀,沒有動力去投資理財。人們常說：“心有多高.天就有多高。”當滿足於目前消費水平時，人們自然會想，何苦再去費力地賺更多的錢。
三是某些日常用品的重複性消費，好像每次都很節省，但加在一起卻是驚人的浪費。上中學時，很多人都有一臺隨身聽或是MP3，為了省錢大多捨不得買貴的耳機，而是用在地攤兒上花十幾元買的便宜貨。結果是，經常斷線，過段時間就不得不更換耳機。幾年下來.花在廉價耳機上的錢要比買品牌耳機的錢還多，還得忍受很多時候僅一隻耳機響或是音效不好的狀況。生活中類似耳機消費的事還很多。
1933年當英國經濟處於蕭條時，凱思斯曾在英國BBC電臺號召家庭主婦多購物，稱她們此舉是在“拯救英國”。在《通論》中他甚至還開玩笑地建議，如果實在沒有支出的方法，可以把錢埋入廢棄的礦並中，然後讓人去挖出來。已故的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陳岱孫種說過，凱恩斯只是用幽默的方式鼓勵人們多消費，並非真的讓你這樣做。但增加需求支出以刺激經濟則是凱恩斯本人和凱恩斯主義者的一貫思想。
我國的居民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不到40%,美國超過了70%，而世界平均水平為62%.居民消費不足，使得我國經濟增長過多依靠外需。能否改變居民消費這個短板，是決定我們能不能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市場，能不能從投資主導走向消費主導，未來經濟能不能可持續增長的關鍵。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儲蓄率過高而消費率過低。因此，正確理解“節儉悖論”，有助於提高我們對高儲蓄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的認識。居民消費需求不足，造成大量商品生產過剩，企業開工不足，失業人員增加，經濟增長受到影響。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縈下，為了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國家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低保”範圍和提高“低保”標準等一系列措施鼓勵大家消費，這些措施都是以擴大國民消費來帶動經濟發展。只有消費才能拉動生產，才能讓整個經濟活動持續和循環起來。明白了“節儉悖論”的內涵對於我國這樣一個崇尚節儉的社會具有積極的意義。我們應該根據自身的收入水平適當消費，而不是一味地去節儉，這樣對自身、對社會都具有積極作用。
但是，“節儉悖論”並不是要求我們要選擇一種奢侈的生活方式。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自然資源尤其是能源非常緊缺，非常有可能成為制約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所以理性的選擇是“有選擇的奢侈”，而不是一味的、不分場合的奢侈。因此，我們不僅要讓自己合理增加消費，也要大力提倡理性消費，理直氣壯地反對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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